欧盟退回转基因产品：源于“目录制”管控，非安全性否定

欧盟退回转基因产品：源于“目录制”管控，非安全性否定

欧盟频繁出现退回含有转基因成分产品的情况，并非源于对转基因技术本身的安全质疑，而是其独特的“目录制”转基因进口管理体系下的必然结果。需要明确的是，欧盟本身是转基因农作物的进口大户——据公开数据显示，近年其转基因作物进口规模常年保持高位，2021年进口转基因大豆约1522万吨、转基因玉米340万吨；2022年虽有波动，仍进口转基因玉米979.0万吨、转基因大豆1285.8万吨，若涵盖所有品类，欧盟每年进口的转基因作物总量约达4680万吨。但在庞大进口量的同时，部分产品被退回，核心原因在于“目录制”构建的准入门槛，而非产品安全问题。

从核心管理逻辑来看，欧盟对进口转基因产品实行“授权即入目录”的刚性规则，这是退回行为的直接诱因。根据欧盟《转基因生物条例》，任何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饲料或加工原料，必须先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请，经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进行为期1-2年的科学评估（涵盖毒理学、营养学、环境影响等维度），确认“无证据表明存在安全风险”后，才能获得欧盟层面的进口授权，并被纳入“允许进口的转基因产品目录”。只有在目录内的产品，才能匹配欧盟每年超4600万吨的进口需求，顺利通过各成员国海关查验；若产品所含的转基因成分未在目录中（可能是新研发的品系、未提交申请的品种，或申请未通过授权的品种），即便经其他国家安全评估合格，也会被退回。例如2023年，某南美企业向德国出口的一批转基因大豆，因所含抗除草剂基因品系尚未完成欧盟授权、未列入目录，最终被退回，而该品系在巴西、美国等国已通过安全评估并广泛流通，且其特性与欧盟目录内的主流大豆品系无本质安全差异。

从管控本质来看，这种“目录制”更偏向于贸易调控与风险预防的结合，而非单纯的安全否定。一方面，欧盟通过目录准入可精准调控进口品类——当前目录内的转基因产品，多为其产业链刚需的大豆、玉米品系（如抗除草剂大豆MON89788、抗虫玉米Bt11），这也是为何每年能稳定进口千万吨级转基因大豆、玉米的核心原因；而对非刚需、或暂未完成全面评估的品种（如部分转基因油菜、棉花），则通过“暂不列入目录”控制进口，避免对本土传统作物种植或消费市场造成潜在冲击。另一方面，“目录制”是欧盟“预防原则”的体现——即便科学评估未发现安全风险，也需通过目录建立清晰的追溯链条（目录内产品需标注唯一识别码），一旦后续出现未知风险，可快速定位来源并管控。这种模式下，“退回”是对“未满足流程要求”的处理，而非对产品安全属性的判定。例如2022年，法国海关退回的一批转基因油菜籽，EFSA初步评估认为其“与传统油菜籽在安全性上无差异”，但因未完成最终授权流程未入目录，仍无法进入欧盟市场，且该批次仅数百吨，与当年欧盟超4600万吨的总进口量相比，占比不足0.01%。

从数据对比来看，欧盟对目录内转基因产品的进口稳定性与退回量的极小占比，进一步印证管控逻辑。2021-2022年，欧盟进口的目录内转基因大豆、玉米均未出现大规模退回，且占总进口量的99.9%以上；而被退回的产品多为小批量、非刚需品类，两年间欧盟各国海关退回的转基因产品总量约1.5万吨，仅占同期转基因作物进口总量的0.03%，且均为未入目录的品种。此外，欧盟从未以“经评估存在安全风险”为由，退回过已列入目录的转基因产品，这也从侧面说明，退回行为的核心是“合规性审查”，而非“安全性否定”。

综上，看待欧盟退回转基因产品的行为，需结合其庞大的进口规模与“目录制”规则：它是欧盟基于自身贸易需求与风险管控建立的准入体系，退回的仅是未满足目录要求的少数产品，而非否定转基因产品本身的安全性。不能将“退回”直接等同于“产品不安全”，更应关注其背后“通过目录平衡产业刚需与风险预防”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