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以东30公里,一条看似平静的运河,百年前却是全国最忙碌的“粮食航道终点”。
无数漕船、仓卒、驿夫,让这里昼夜不息。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只寥寥数句“取漕运通济之意”,却隐藏着帝国运转的秘密——这就是通州。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起点。
旧《通州志》载:
金天德三年(1151年)升格潞县,设置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属于中都路,为运粮要地。
2016年开始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西汉路县故城遗址。
这一重大发现将通州建城史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并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为通州的悠久历史提供了坚实的物证。
一、通州的历史演变
通州,在春秋时是燕地,秦汉时期属渔阳郡。
隋唐时期行政归属屡经变更,但最终在金代定名为“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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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朝其作为京畿漕运枢纽与行政中心的地位得以延续和巩固。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通州,春秋时燕地。秦属渔阳郡,两汉因之。晋属燕国。后魏仍属渔阳郡。北齐时移渔阳郡来治。隋初郡废,属幽州。唐武德二年置玄州。贞观初,州废,仍属幽州。辽因之。金天德三年改置通州按:「取漕运通济之意。 元因之。明初,以州治潞县省入编户三十二里,领县四。今仍为通州,领县三。
【端倪解析】
隋唐时期,此地的行政区划经历了频繁调整。
隋文帝废郡,此地改属幽州(治所在蓟城,即今北京)。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曾在此设置玄州,但至唐太宗贞观初年又废黜,复归幽州管辖。
这种州郡的置废,反映了中央政权对京畿重地管理方式的不断探索。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金代天德三年(1151年)。
此时北京已成为金朝的中都,为保障庞大的都城物资供应,利用潞水(今北运河)进行漕运变得至关重要。
金朝在此正式设立“通州”,彰显了其作为水路运输枢纽的核心职能。
元代郭守敬主持修通惠河后,漕船更可直抵京城积水潭,但通州作为重要节点依然繁忙。
历代在通州建有众多仓廒(如明清时期的大通仓、中西仓等),使其成为国家级的粮仓基地。
二、京师东方门户和战略枢纽
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在历史上,特别是军事防御与物资储备方面,作为京师东方门户和战略枢纽的突出地位。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州控驭营平,屏蔽京邑,屹为襟要。五代唐长兴中,赵德钧节度幽州,以契丹数入寇,乃城潞河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耕稼。明初,大兵由直沽下通州,元主遂北走。永乐以后,为积储重地。 成化间,议者都督马永建议以州当东西北诸边之中,且有仓场、草场可供豢牧,欲训练重兵于此,随宜征调,以壮虎豹在山之势。议虽不行,识者韪之。
【端倪解析】
控驭营平,屏蔽京邑:此句点明通州是控制营州(今辽宁朝阳)、平州(今河北卢龙)方向的要冲,如同屏障般护卫着京师。
它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连接东北、华北的咽喉要道,任何从东北方向而来的军事力量,若要进入北京平原,通州都是必经之地。
通州是京师的衣襟要害,关系生死存亡。
历史也多次证明,一旦通州失守,京师便门户洞开,元明政权的更替便是明证。
五代戍守与民生保障:后唐长兴年间(930-933年),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为抵御契丹骑兵频繁南下,修筑潞河城(通州前身)并派兵戍守。
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军事防御,也使附近百姓得以安心耕作,体现了其早期军事屯防的价值。
元明鼎革的关键节点:明初,大将军徐达率军由直沽(今天津)攻占通州,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随即北逃。
此战例凸显了通州作为都城最后一道外围防线的决定性作用,其得失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存续。
永乐后的漕运与积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通州的角色进一步深化。
由于地处京杭大运河的北端,它成为漕粮转运的中心,建有大型仓库(如大运中仓、大运东仓),从南方经运河运来的粮食在此储存再转运至京城,成为帝国的“积储重地”。
其功能从单纯的军事关隘,发展为集军事、经济、物流于一体的综合枢纽。
未竟的军事部署构想:成化年间(1465-1487年),都督马永提出一项重要建议:
鉴于通州地处东西北各边防线的中央位置,且拥有仓场、草场等资源,适合在此训练一支精锐的战略机动部队,以便根据军情需要随时调遣,形成“虎豹在山”般的威慑力。
虽然这一构想最终未能全面实施,但得到了有识之士(“识者韪之”)的认同,这反映了当时战略家对建立京师外围快速反应部队以及强化纵深防御体系的深刻思考。
三、“庚戌之变”的战略地位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由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发动,战火从大同边塞一直燃烧到明朝首都北京城下。
通州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明朝京师防御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其价值不仅在于一次成功的战术应对,更在于其揭示的深层国防逻辑。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赏析:
嘉靖二十九年虏阑入古北口,掠怀柔、顺义,宪臣王竱闻警,驰入通州,严津戍,焚薪刍,虏不得逞。盖州当檀、蓟东下之冲,襟河为险,犄角近郊,形援易达。况转输数百万毕集于此,绸缪可勿豫乎!
【端倪解析】
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从古北口突破,直接“掠怀柔、顺义”,直逼通州!
“犄角近郊,形援易达”说明通州与北京城近在咫尺,能迅速形成相互支援的“犄角之势”,后勤增援非常便捷。
当俺答军队突破古北口,掠怀柔、顺义,直逼通州时,官员王竱的应对非常果断且具有针对性.
他立即加强潞河渡口和关键节点的守备,利用水道屏障,封锁敌军可能渗透的路径。
“焚薪刍”,这是非常决绝的“焦土策略”,提前焚烧通州囤积的粮草(“薪刍”)等物资。
此举旨在彻底断绝敌军“以战养战”、获取补给的念头,使其“不得逞”,无法长期立足。
王竱的行动成功挫败了俺答军队夺取通州、进一步以战养战的企图,为后续勤王军队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王竱在通州的成功防御,与京郊其他地区的惨烈景象形成对比。
俺答军队最终在京郊劫掠数日后,因明军勤王部队陆续抵达而从古北口退去。
此变迫使明朝深刻反思北部边防,最终决定修筑北京外城,形成“凸”字形格局,以加强首都防御。
顾祖禹通过此案,点出了一个超越时代的国防要则:对关键战略节点的经营,必须未雨绸缪。
结语:顾祖禹的冷静与我们的反思
顾祖禹以史地家的冷笔写下“襟要”二字,但其实他在暗示:
通州之险,不在山川,而在人心。
历代帝国都知道它的重要,却没有一个时代能完全驾驭它的战略价值。
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地缘悖论——
“防御的焦虑”与“权力的猜忌”相互制约,
让最重要的地方,往往成为最危险的地方。
那么,你认为在古代,像通州这样“地处要冲”的城市,是给它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还是更多“安全风险”呢?
它对你理解“大一统王朝”的漕运安全和边防策略,有什么新的启发?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端倪”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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