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的台北夜雨刚停,街角昏黄路灯下的“中美合作所”楼顶,毛人凤裹着军大衣,一支香烟接一支地点。他很清楚,自从踏上台湾这座孤岛,自己那套在大陆横行多年的“军统办法”正在迅速失去效力。戴笠那架坠毁在南京的飞机,把他的靠山埋进焦土,也把他彻底推向了独木桥。
毛人凤的危机其实更早埋下。1946年保密局成立,蒋介石安排郑介民挂帅,让毛只能当副手。对手太多,资源太少,他拼命向上拱,用尽了“忍、等、狠”。短短一年半,他借着郑介民升任国防部的空档,总算捞到局长椅子,却也因此暴露了自己在军统并无深厚人脉的尴尬。戴笠时期的“十人团”成员多数对他不服气,外勤骨干有人嗤他为“书僮出身”。
上海、南京相继无险可守时,毛人凤接到蒋介石“宁毁不留”的指示,连夜在几座城市布下炸点。杀人放火之外,他抽掉大笔公款,暗建潜伏网。只是,他没料到这批新招的电台组大多线索外泄,后来被华东局逐个拔掉,搞得人心惶惶。毛还以为到了台湾可以把“情报帝国”再次扩张,却发现真正的风暴来自蒋经国。
蒋经国先是接管中统,再创办干训班,随后对保密局伸出手。郑介民为他出谋划策:“把内调、保密两局骨干重新拉到你名下,让毛人凤守个空壳。”蒋经国对这一招心领神会。当年在延安学习苏联情报制度时,他就明白,掌控人而不是机构才是关键。于是,一个个训练班开进阳明山,保密局老特务不得不定期去听“太子爷训话”。
毛人凤表面笑呵呵,暗地却狼狈。他把“叶翔之收贿170根金条”档案摊在桌上,准备用军统老家规杀一儆百。蒋经国抢先一步,给叶安排了保护性职务。随后跑到士林官邸,对蒋介石赔个不是:“叶翔之可造之材,让他赎罪立功。”蒋介石点头,父子低声交谈几句,事情就此定下来。
接着的情形有些戏剧化。蒋经国前脚迈出客厅,毛人凤后脚抱着公文袋进门,奏报同一件事,还想用“贪污”罪名一锤定音。蒋介石不耐烦地抬手:“别念了。”毛人凤听得出话里杀气,心底发凉,却只能赔笑退下。那一刻他意识到,靠近宋美龄或许还能保一线生机,否则前景只剩黯淡。
1953年冬,杜长城端着一份“奇招”登门:绑蒋经国,然后由毛人凤出面“救驾”,即可重树威望。“可行吗?”毛人凤狐疑。杜拍胸口:“天衣无缝。”两人密谈到深夜,最终拍板。可是盘算再密,也架不住对手布网。杜长城为筹经费暗中走私黄金,一条线索被“调查局”截获。不到三天,杜被抓,刑讯中全盘托出。蒋经国拿着口供递给蒋介石时,只说一句:“此事恐非毛局长所能独揽。”老蒋勃然,震怒传遍“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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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长城当天枪决。毛人凤被宋美龄保住性命,却再无实权。保密局被改名国民党军情局,所有重要部门直接交由蒋经国指派。外界讥称:保密局“只剩招牌和两间办公室”,毛人凤沦为挂名中将。往日络绎不绝的访客消散,旧部一个个换了门庭。有人背后议论:“毛老板当年笑面虎,如今笑得太累,牙都松了。”
丧权辱志的日子难熬。毛人凤自认还能一搏,于1955年提出“斩首大陆领导人”计划,誓言要在万隆会议前刺杀周恩来。蒋介石一度兴奋批准,可行动组却在香港触礁,几名执行者连同爆炸物被捕。计划泄露后,英、美媒体连篇报道,蒋介石颜面扫地,直接把责任推到毛人凤身上。毛受到警告,不准再擅自行动。
从那以后,毛人凤胃中灼痛加剧,常常夜半呕血。他借酒浇愁,却越喝越沉。台北马偕医院给出诊断:胃溃疡恶化,肝功能异常。医生嘱咐进一步检查,他却摆手:“还轮不到我。”周围人看得出,他的情绪被长期猜忌与冷遇碾压,身心都在崩裂边缘。
1956年春,美国专家做活检后确认是肝癌晚期。消息传到台北政坛,许多人摇头叹息,却没人主动探视。毛人凤手续办得很快,赴美手术,切除部分肝叶。手术结束后,他拖着管子对护士嘟囔:“戴老板走得干脆,我却拖泥带水。”语气里既有羡慕也有酸楚。
10月11日,毛人凤回到台北,病榻就安在景美的住所。三天后凌晨,他突然剧痛,呼吸急促,家人仓促送往三军总医院。医师会诊结论:肝肺已全面衰竭,救治无效。10月14日23时整,心电图划出最后一道直线,终年五十八岁。留在病房柜里的文件袋只装着旧日荣誉证书、几张照片,以及写到一半的备忘录。末尾一句潦草: “十年苦心,全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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