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氮里瑟瑟发抖的“孩子”

有些新闻，你得连在一起看，才觉得魔幻。就像你看一出戏，只看一幕，是才子佳人；连着看，才发现是东莞爱情故事。

作者 | 苗子米

编辑 | 磊叔胖

题图 | AI制图

福建的李女士，想用亡夫留下的胚胎，给自己生第二个孩子。这事儿听着，就是一个女人在巨大的悲痛后，想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延续一点丈夫的血脉和生命的念想。这念想，卑微得像冬天里的一口热气，纯粹得不能再纯粹。但医院大手一挥：不行。理由是法规、是伦理、是那一套我们听了耳朵起茧，但从没搞懂过的“为你好”。

医院像个保安，忠实地守着一个巨大的液氮罐，里面装着几个休眠的细胞。它说，这是规定，没有爹签字，这孩子不能“激活”。你看，丈夫死了，变成了一道法律程序上的BUG，一个无法点击的“同意”按钮。一个活生生的母亲，带着子宫和全部的爱站在门外，却成了“无关人士”。

这事儿荒唐吗？当然。但更荒唐的是，我们总能为这种荒唐找到合理的解释，甚至打造出“皆大欢喜”的样板戏。

你看那个失独老人的案例。四个老人，没了孩子，比李女士还惨。他们想要孙子，医院也说不行。但人家一路上诉，二审赢了，拿到了胚胎。然后呢？他们揣着这几个珍贵的细胞，跨过国境线，找到了老挝一位女士的子宫。一场跨国“借腹生子”就这么悄然上演。最后，孩子在中国出生，上了户口，皆大欢-喜。

别急着感动，这里面全是生意，全是“技术处理”。

什么叫皆大欢喜？是四个老人得到了精神寄托，还是那位老挝女性拿到了十万块“感谢费”？我总觉得，那个一出生就背负着四个老人期望、跨越了国界、绕开了中国法律的孩子，不太会感到“欢喜”。他从一个细胞开始，就是一份合同的KPI，一个法律漏洞的产品，一个用钱和思念堆出来的纪念品。

这里面的逻辑，翻译过来就是：在国内，我们的伦理很高尚，子宫很宝贵，规定比天大；但在国外，别人的子宫可以租，别人的伦理可以谈价，规定可以用钱绕过去。我们假装自己是干净的，只不过是把垃圾扫到了邻居家门口。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我们喜欢制造“公平幻觉”。就像新闻里提到的宗庆后，我们曾经以为，首富也得遵守基本法，只能生一个。后来发现，人家早就妻妾成群，子孙满堂了。规则，从来都只给看得懂规则、且遵守规则的老实人准备的。对于另一些人，规则是用来突破的，法律是用来解释的，伦理是用来谈判的。

李女士的悲剧就在于，她太老实了。她以为爱可以战胜一切，却不知道爱在冰冷的规定面前，一文不值。她丈夫的死亡证明，就是一张红牌，把她罚下了“生育”这场比赛。而那四个老人，他们更懂“中国式”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一扇门关上时，他们会找到一个姓“钱”的窗户。

我们总是在讨论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其实哪有那么多伦理问题，说到底，都是权利和利益的分配问题。

他们说捐精是匿名的，保护隐私。结果DNA技术一出来，白银案的凶手都能通过远房亲戚的DNA给揪出来，你还相信那个在小本本上登记的“匿名”？技术都坐上高铁了，我们的管理规定还在赶牛车，车上还插着一面“伦理”的大旗，风一吹，猎猎作响，仿佛自己很威风。

一个女人，想用自己的子宫，植入自己和丈夫的胚胎，生下一个带着丈夫基因的孩子。这件事，伤害了谁？是伤害了那个液氮罐的尊严，还是妨碍了医院年底的评优？他们说，要考虑孩子出生后没有父亲的权益。这话说得，比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还腰疼。中国有多少单亲家庭的孩子？是不是他们都没有资格出生？一个在母亲的期盼和爱意中出生的孩子，会比一个在父母终日争吵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更不幸吗？

别再拿那些虚头巴脑的“伦理”来当挡箭牌了。法律如果失去了人情和常识的底座，那就是一堆僵化的代码。它保护的，既不是生命，也不是人性，而是程序本身的正确。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那个在零下196度液氮里沉睡的胚胎，那个可能成为一个孩子的生命种子，它到底归谁管？是归那个已经无法签字的父亲，还是归那个捧着一颗心的母亲？

当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寡妇去对簿公堂，才能争取怀上自己丈夫孩子的权利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那个孩子，如果有一天能出生，他应该姓李，跟着妈妈。而不应该姓“法”，或者姓“规”，更不应该姓“医院”。因为前者是生命，后者，只是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