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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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1971年邓稼先写来的回信里,那句确认“中国核武器完全是我们自己研制”的短语,还有信尾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像是两人半个多世纪的约定书,终于在时间里翻到了最后一页。把这件事放在现在来看,不光是两位科学家的个人往事,更像是一段时代的注脚——战争、留学、科研、离别,都被这些细小的细节串在一起。
说点近年的事。2004年,已经八十多岁的杨振宁还在清华给新生讲物理;这不是演讲秀,而是真刀真枪的课堂。他把时间和精力往国内放,2017年恢复中国国籍后,更多投入到教育和学术交流上,设立基金资助学者出国、推动清华成立高端研究平台。2021年百岁生日时,他当着人提起老朋友,直言懂得“共同途”的份量。此前,邓稼先的事迹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2016年),杨的一篇纪念文章也在1993年被《人民日报》转载,这些都不是空话,而是把两人那段历史推到更多人面前的实际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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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时间往回拉。邓稼先病重那会儿,杨没有犹豫远在海外也马上回国。1985年医生确诊邓得了直肠癌,消息一到杨那儿,他立刻回去看望。病房里的画面很生活化:邓嘴角有血丝,但还在和妻子开玩笑,说“振宁带花来,是西方的送别风俗”。邓在1986年7月去世,1987年10月杨专程去八宝山祭拜。许鹿希把一个小蓝盒子交给他,盒里是安徽产的文房四宝,外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嘱咐,鹿希赠”。这类东西看起来普通,但放在两人几十年交情里,就有了很重的意义。
把镜头拉回到1971年那场见面。那年8月,杨在访华期间的一次聚会上收到了邓的回信。杨当时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我们国家研制核武器是不是有外国人参与?邓连夜向周总理请示,回信里写得直白清楚:寒春(注:文中指具体人名)没有参加过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务,完全是我国自主研发。杨读到那句话,当场被触动,眼泪一下涌出来,去洗手间整理了一番才回到会场。那次访华被称作“破冰之旅”,也让不少在海外的华裔学者开始考虑与国内交流,杨在和周总理谈起国内理工科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时,也把不少看法带进了后续的讨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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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友情更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杨七岁随父迁入清华,那里有荷塘、古柏,他和比他小两岁的邓是邻居。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爬树、翻草地,那会儿的日子简单又热闹。13岁时,杨读了一本叫《神秘的宇宙》的书,看完就说要拿诺贝尔奖,这话当时听起来像小孩子的豪言壮语,后来真成了事实。抗战期间生活更紧张:崇德中学里,杨被叫“老大头”,邓叫“老憨”;空袭警报一响,他们在防空洞里还在研究物理题。1937年北平失守,两家都南迁,1941年邓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昆明和早到的杨重逢。校园里树荫下讨论问题,累了就背诗解闷,诗句成了他们在乱世里的慰藉。
1950年是分岔口。邓在普渡读博,仅用了一年零11个月就拿到博士学位,被人戏称“娃娃博士”,他拿到学位后二话不说回国。杨则留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继续做理论物理。从那以后,两人长期被海洋隔开,整整二十一年没有在同一片土地长期生活。留学期间,邓家的生活费有时靠杨接济,这在家属口述里多次提到过;假期时邓会去普林斯顿找杨,两人在那段奥本海默活跃的研究环境里聊未来。书信来往从未中断,既谈学术也说家常,偶尔也聊聊对祖国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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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还有很多小细节在堆砌着两人的关系。许鹿希在整理邓的论文集时,经常借用杨寄来的英文书籍,慢慢把核物理的专业资料梳理出来。杨写的那篇纪念文,把邓描述成受传统文化影响、性格里带着奉献的那种人,这种评价后来被广泛引用。杨晚年做的事,看起来像是在把两人年轻时的那些理想和约定继续往外传:资助学生、推动学者交流、在清华讲课,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说实话,像这样的友情,能经得住战争、科研、分割两地和疾病的考验,听着有点像小说,但当你把那些生活化的细节连起来——病床上的玩笑、那个蓝色小盒子、短短一封回信里一句话的确认——你就会明白,这种关系既日常又沉甸甸。时间把他们的往来一层层刻上痕迹,留给后来的人看,像是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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