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百岁“没负稼先”：从西南联大到八宝山公墓，情谊深厚

杨振宁去世了。

那封1971年邓稼先写来的回信里，那句确认“中国核武器完全是我们自己研制”的短语，还有信尾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像是两人半个多世纪的约定书，终于在时间里翻到了最后一页。把这件事放在现在来看，不光是两位科学家的个人往事，更像是一段时代的注脚——战争、留学、科研、离别，都被这些细小的细节串在一起。

说点近年的事。2004年，已经八十多岁的杨振宁还在清华给新生讲物理；这不是演讲秀，而是真刀真枪的课堂。他把时间和精力往国内放，2017年恢复中国国籍后，更多投入到教育和学术交流上，设立基金资助学者出国、推动清华成立高端研究平台。2021年百岁生日时，他当着人提起老朋友，直言懂得“共同途”的份量。此前，邓稼先的事迹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2016年），杨的一篇纪念文章也在1993年被《人民日报》转载，这些都不是空话，而是把两人那段历史推到更多人面前的实际动作。

再把时间往回拉。邓稼先病重那会儿，杨没有犹豫远在海外也马上回国。1985年医生确诊邓得了直肠癌，消息一到杨那儿，他立刻回去看望。病房里的画面很生活化：邓嘴角有血丝，但还在和妻子开玩笑，说“振宁带花来，是西方的送别风俗”。邓在1986年7月去世，1987年10月杨专程去八宝山祭拜。许鹿希把一个小蓝盒子交给他，盒里是安徽产的文房四宝，外面写着“振宁，致礼存念；稼先嘱咐，鹿希赠”。这类东西看起来普通，但放在两人几十年交情里，就有了很重的意义。

把镜头拉回到1971年那场见面。那年8月，杨在访华期间的一次聚会上收到了邓的回信。杨当时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我们国家研制核武器是不是有外国人参与？邓连夜向周总理请示，回信里写得直白清楚：寒春（注：文中指具体人名）没有参加过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务，完全是我国自主研发。杨读到那句话，当场被触动，眼泪一下涌出来，去洗手间整理了一番才回到会场。那次访华被称作“破冰之旅”，也让不少在海外的华裔学者开始考虑与国内交流，杨在和周总理谈起国内理工科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时，也把不少看法带进了后续的讨论中。

他们的友情更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杨七岁随父迁入清华，那里有荷塘、古柏，他和比他小两岁的邓是邻居。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爬树、翻草地，那会儿的日子简单又热闹。13岁时，杨读了一本叫《神秘的宇宙》的书，看完就说要拿诺贝尔奖，这话当时听起来像小孩子的豪言壮语，后来真成了事实。抗战期间生活更紧张：崇德中学里，杨被叫“老大头”，邓叫“老憨”；空袭警报一响，他们在防空洞里还在研究物理题。1937年北平失守，两家都南迁，1941年邓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昆明和早到的杨重逢。校园里树荫下讨论问题，累了就背诗解闷，诗句成了他们在乱世里的慰藉。

1950年是分岔口。邓在普渡读博，仅用了一年零11个月就拿到博士学位，被人戏称“娃娃博士”，他拿到学位后二话不说回国。杨则留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继续做理论物理。从那以后，两人长期被海洋隔开，整整二十一年没有在同一片土地长期生活。留学期间，邓家的生活费有时靠杨接济，这在家属口述里多次提到过；假期时邓会去普林斯顿找杨，两人在那段奥本海默活跃的研究环境里聊未来。书信来往从未中断，既谈学术也说家常，偶尔也聊聊对祖国的牵挂。

这些年里还有很多小细节在堆砌着两人的关系。许鹿希在整理邓的论文集时，经常借用杨寄来的英文书籍，慢慢把核物理的专业资料梳理出来。杨写的那篇纪念文，把邓描述成受传统文化影响、性格里带着奉献的那种人，这种评价后来被广泛引用。杨晚年做的事，看起来像是在把两人年轻时的那些理想和约定继续往外传：资助学生、推动学者交流、在清华讲课，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说实话，像这样的友情，能经得住战争、科研、分割两地和疾病的考验，听着有点像小说，但当你把那些生活化的细节连起来——病床上的玩笑、那个蓝色小盒子、短短一封回信里一句话的确认——你就会明白，这种关系既日常又沉甸甸。时间把他们的往来一层层刻上痕迹，留给后来的人看，像是一段可以触摸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