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败退时有多惨？一个中国农民回忆：苏军让日本妇女绝望

1945年8月初，关东军溃不成军，满洲成了废墟。

苏联红军一进来，情形就像泄了闸。日军不是什么人在一夜之间都变得无能，问题是人心和军纪早就散了：编制上看着人数很多，真正能上阵的已经少得可怜。官兵吓得往外窜，军官优先上车走人，留下的多是家属、开拓团的老人和孩子。车站上丢下一摊摊行李、被踩碎的箱子、还有嚎啕大哭的人，那画面不是电影能糊弄的，是活生生的绝望。

把眼光往前拉回去，这种局面并非一朝一夕。自从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就把东北当成后花园，搞了个名堂叫开拓团，号召农民去那边“开发地盘”。表面上是移民、垦荒，账面上登记的日本人有一百五十五万，开拓团就有二十七万。可实际上很多人生活在军政的阴影下，吃不上东西、被征劳力、常年被税役、孩童和老人都得遭罪。战事一拖再拖，物资紧，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难。

再说到那座臭名昭著的“防疫给水部”，也就是七三一部队，头头是石井四郎。法庭上和幸存者回忆里讲得很清楚：那不是做防疫的地方，是用活人做试验的工厂。注射细菌、冻伤试验、活体解剖，这些事都在那儿干。有的罪行证据后来被烧掉，器械和铁笼被拆毁或炸掉，锅炉房冒出的黑烟成了最后的见证。空气里还能闻到刺鼻的味，幸存者们记得这些味道，像是刻在鼻子里的记忆。

撤退那段更是没人性。宪兵、兵士把家属和行李往一边推，先把官兵往车上塞。站台上留下一堆抛弃的被褥、衣物，还有哭喊那些没人管。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侨民会馆里，有一群日本女学生被关了几天出来，衣衫不整、眼神恍惚，墙上有人写了“斯大林格勒”“妈妈对不起”——这类字句，像是人们在绝望时留下的摩擦痕迹。那些画面不是哗众取宠，是战争里被踩扁的尊严。

开拓团的百姓是最惨的一拨。很多是被宣传和政策骗过去的普通家庭，丈夫被征走后死了或被抓走，剩下老婆孩子在撤退时最没辙。有人被士兵推搡、逼着往前走，甚至被当场毒打和侮辱。有记录说军医中村为了逃避责任，用毒害了怀孕的妻子后自尽；还有实验报告里写着用中国孕妇做低温实验的事情。这些听上去像极端个案，但在溃败的军队里，类似的丑事并不罕见。

街头上还有很多零散的细节，能把那段时间的荒凉刻出来。比如铃木美代子那样的老人，抱着孙女选择跳火海，临死还在地上刻“天皇万岁”；有村庄在撤退中被洗劫，妇女被押走；也有部落为了保命，集体向苏军妥协，甚至用身体换取保护。讲到这些事不好掩饰，也不该温柔处理，现实本就是粗糙、血腥和脏乱。

苏军的到来也不是清白笔直的正义剧本。很多士兵把在斯大林格勒那些年的恨意带来东北，报复性抢掠、强奸、随意杀伤都有发生。坦克碾过街道，把小摊和旗帜压得扁扁的，尸体和破碎的家当混在一起。松浦镇、道外区这些地方的收容点里，发生过让人低头的丑事：有人接受了药物救治，旁边却有人做出无法原谅的事。这种以暴制暴的循环，让原本受苦的人更加无处可逃。

说到责任追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七三一的罪行列为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罪名，但很多最关键的证据在撤退前就被刻意销毁。山田乙三在八月中下令炸毁实验设施，锅炉房冒烟的几天把很多可用来审判的东西烧光了。证词里有空白，档案里有断层，这让后续的清算变得曲折不全。

战争留在土地上的，不只是被炸翻的房屋。哈尔滨火车站外堆着没人认领的行李，郊区收容点里堆着破锅和脏衣服，开拓团留下的孤儿上万，有的被当地人收养，有的流落街头。很多日本妇女被苏军押往劳改营或西伯利亚，回来的只有半条命那样的身心。社会结构被撕成了好几块，缝合花了几十年。

在这些宏观叙述后，有些人的小故事更能把历史拉近几分。像刘万元这样的人就常被邻里提起：1908年生，黑龙江一带的农民。九一八后被日军征去修路、挖壕，背上留着鞭痕。1945年那会儿，他正在地里锄草，远处平房区冒起黑烟，他知道有东西在被烧毁。五十年代进了合作社，八十年代还在家里给人讲旧事，语气平静，眼里却总能看到那片麦田的影子。到了1995年，他走了。乡亲们说他像土地似的，人虽经受风霜，但还是撑着。

这些画面里有很多交错的声音：站台上倒下的行李，怀孕妇女身上的血迹，实验室里被拆掉的手术台，收容所里空洞的眼神。那些被抛弃的人分散在各处：有人嫁进当地，成为邻居口中的“远方来的”，有人被送走，少数回到故土，大多数像碎片散落在历史里。档案里留下的缝隙让人琢磨不透，很多故事只能靠幸存者一句一句讲出来，像是在寒夜里捡起过往的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