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最近的一些新发现

听《忽左忽右》的播客才知道，原来《鲁滨逊漂流记》不仅是现代末世、囤货、基建类小说的“鼻祖”。它其实还有另一重重要意义——一个有关18世纪自由市场的寓言。

这本书写于1719年。历史上的1719年，距离《光荣革命》已有三十年。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从王权转向议会制的根本转型，殖民与海外贸易彻底成为英国的国策，“商人国家”的身份也开始初步定型。笛福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角处，写下了鲁滨逊的故事。
一个被暴风卷入荒岛的英国中产商人，在无政府、无协作、无秩序的荒岛里，用劳动、理性与计算，一点点建起他的“微型文明”世界。一个具有最小单位的自我秩序的安全屋。

在我过去的记忆中，这本书似乎只关乎鲁滨逊如何在上岛后囤积物资、开垦土地、种植粮食、驯养山羊。但听完播客、查阅完资料后才知道，这部小说的背景与结构，其实严格遵循着18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信条。

鲁滨逊在岛上为每一块土地围栏、标记、命名，其实是「建立私有财产」的一种隐喻；种植、畜牧、捕鱼、晒盐所对应的是「个体的劳动分工」；反复试验、优化流程，标志的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将“星期五”教导为自己的助手，并对他进行语言与信仰的“再塑造”，其实是「人力资本的开发与配置」。这些行为本身，其实都是对照18世纪英国自由市场理念所做出的具象化演绎。
鲁滨逊能在荒岛“活下来”，完全是一次人为的、符合自由市场逻辑的“奇迹”。而这个“奇迹”最重要的一部分，则在于个人之于劳动与分工的确信。

无论是在荒岛上日记式地记录粮食产量、工具修复进度，安排每日工时，还是会对风暴、降雨和物资储存做出详细的统计。这些记录，都让他拥有了可视化的安全感，也使得他的庇护所完全成为了一个“可量化的世界”的象征。

所谓的安全屋，在当时的世纪，成为了一种个人秩序对抗自然混沌的“象征”。一种秩序的体现。而这，恰恰是18世纪自由市场崛起之初的重要隐喻形式。

当时的欧洲，正从“王权—宗教—神意”的社会模型，转向“市场—交换—个人”的新秩序。彼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尚未问世，但“看不见的手”已然成为商人阶级的信仰，被传唱为当时以供解决社会复杂性的新神话。
在这一切尚未被理论化的过渡期，《鲁滨逊漂流记》无疑扮演了某种“想象实验”的角色。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切社会制度，只靠自己与自然交涉，他能否重建秩序？他能否用自己的双手“再创一个社会”？

笛福也在书中给出了他的答案，只要你是一个勤勉、节制、讲究成本收益分析的“商人”，一切皆有可能。

以书本内令人印象深刻的星期五为例。鲁滨逊其实还人为地“创造”了一个市场，在驯服“星期五”之后，他选择“教育他”，教他语言、信仰、劳动方式。

两者之间，看似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行动、交流，实则隐喻的是市场文明对非理性身体的征服与再教化——让他再次进入“流通的市场”。而这种不对等的交换关系，也恰恰印证了18世纪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并行所流行的伦理与价值。

就像我们在前文所说的那样，鲁滨逊的安全屋，所代表的绝不仅是荒岛求生，它所寓言的，其实是自由市场投射于个人的“最小单位”。
当时的人们，仍然相信“自我作为劳动力”的价值。而在那样一个动荡、危机四伏的时期，笛福所撰写的这种个人主义叙事，也为不确定的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锚点。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三百年以后，我们仍然对“鲁滨逊型的故事”保持着巨大的情绪共鸣，且仍然需要这样的锚点与叙事。

今天我们所痴迷的末世基建文、囤货文、开荒经营文，其实都延续了鲁滨逊的叙事母体——系统崩塌后，个人如何通过劳动与积累，重新构建一个“可控的世界”。

我们需要“鲁滨逊”式的故事，不仅是因为它在求生层面给予我们的“爽”感，更因为它在潜意识层面，安抚着我们之于系统崩塌的恐惧。
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我创造秩序与稳定」的叙事模板。一个人如何在动荡中，依靠自律、劳动与理性带来秩序；一个人如何在混乱中，成为“系统的创造者”。这其实也是自由市场最深层的信念。

所以，今天的读者在书本、屏幕前看一个主角如何一点点搭建自己的营地、储水、种地、抵御风暴时，我们看的或许不是求生所带来的“安全感”本身，而是一个早在300年前已然被传唱、被相信过的寓言故事——

只要你愿意劳动，只要你足够理性，你就能在任何荒岛上，为自己建起一个不再被灾害与系统吞没的“安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