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长篇小说《花棵河》：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文｜汤伟丽

在乡土文学创作持续转型的今天，王少元这部凝视大地，在农民与河流之间展开叙事的长篇小说《花棵河》，正是以其“去立场化”写作的叙事追求，奏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强音。

《花棵河》

王少元 著

济南出版社

所谓“去立场化”写作，是作家在叙事过程中，有意识地悬置（或隐藏）预设的立场，交还给文本自身，由读者去解读、去诠释、去体悟、去探索。在这里，读者不再是需要思想“灌输”的“白板”，而是参与文本意义建构，与创作主体平等、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对话伙伴。此种写作方式追求的不是“作家告诉我们什么”，而是“生活本身呈现了什么”。它通达的是一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艺术境界，在对真实的追求与对读者的尊重中回归文学本真，进而展示其最荡人心魄的魅力：文本意义空间存在着无限的阐释可能性……

“去立场化”并非思想的空洞或立场的缺失，更不是冷漠的“零度写作”，而是一种隐蔽的思想呈现策略，一种高级的文学认知与叙事伦理。

作为当下诸多优秀作家努力的方向，“去立场化”写作在王少元的《花棵河》中彰显出不同凡响的力量。作家主动卸下了先入为主的道德审判与思想滤镜，既不作“铁屋”中的呐喊，也不吟唱“边城”牧歌，他只是虔诚且忠实地俯下身去，描绘一条乡野河流从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的奔涌流淌，沧桑变迁，却因之而成为当代文坛“去立场化”写作的典范之作。

在《花棵河》里，“去立场化”并非一个空泛的概念，它表现在小说的人物塑造、叙事模式与情节结构中，也彰显在小说的主题思想与语言风格上。

在人物塑造上，作家遵循生活和人性本身的逻辑去还原记忆中的乡村人物，忠实地描画他们凡俗中的伟大，当然也不放过其内心的褶皱与幽微。圣城花棵河人，无论是主人公王子柱，还是围绕他而展开的王半仙、赵白眼、赵伊灵、孔孝愚、“小桃红”、王子梁、虎子、黑蛋等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乡村人物，每个人都是真实而独特的“这一个”。他们的喜悦与悲哀、坚韧与懦弱、温情与冷漠、慷慨与自私、朴实与狡黠——一系列看似矛盾的性格因子，却那么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哪一个都没有简单地贴着“好”或“坏”的性格标签。王子柱的坚韧中掺杂着执拗，担当与坚韧里包裹着无奈、犹疑甚至是脆弱；某些角色——如王半仙——一时精明、算计、诡诈，一时却又流露出乡土的淳朴与人性的温情。作家无意歌颂他们中谁的伟大，也不去批判某一个的卑下猥琐，他只是将角色置于其特定的生活与命运轨迹中，自然呈现其性格、命运的合理性与悲剧性。经此，人物不再是作家手中的提线木偶，而是拥有了自主生命力的、立体而真实的“人”。

“生活流”式绵长叙事结构是小说《花棵河》写作的又一表征。近乎“零度”的叙事语调冷静而克制；尽力隐藏情感，避免直接的心理剖析和价值评判——作家仿佛化身成了一个手持摄像机的田野观察者，忠实地跟拍花棵河两岸的似水流年：春耕秋收，婚丧嫁娶，邻里纷争，命运起伏……同样，情节的推进也不依赖于强烈的外部冲突，而是遵循生活本身、看似平淡却内在张力十足的日常节奏。没有刻意安排的巧合，没有精心编织的神奇，有的只是时代发展中，人物随生活之流缓慢沉积的坚韧，或细微或宏阔的心理波动与不经意的转变。这种叙事拒绝煽情，也远离美化，它相信生活本身就足以动人，却给我们描画出一幅真正的“乡村浮世绘”。

作者写作的更高明之处，在于其思想主题的开放性与多义性。读完《花棵河》，我们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其主题。小说呈现了乡村意志的坚韧与顽强，也毫不避讳其间的琐碎、困顿与幽暗。多种声音、多种价值在文本中共存、碰撞与激荡，作家却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这种主题极大拓展了小说的阐释空间，使之成为一面折射多重思想光影的多棱镜。由此，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感受不同的内涵，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王少元的语言，是深沉而质朴的，与其所描绘的土地、人物浑然天成。他摒弃了华丽的修辞、泛滥的抒情，转而采用一种带有土地气息的本色语言——尤其是对方言俗语的巧妙化用，使得叙述与人物对话都极为真实、鲜活，富有生命力。这种语言不喧宾夺主，不刻意导引读者的情感，只是作为一个媒介，让故事和人物自己走到前台，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呈现”。语言的“退隐”，恰恰是生活“显现”的前提，这正是王少元在形式上的终极追求。

《花棵河》的写作方式，绝非消极的回避，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更积极、深刻的介入。它要求作家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与全部的复杂性，以最大的谦卑与诚意，深入生活的腹地。这一写作范式，是作家更高美学追求的显现；然而，也只有拥有无比丰厚的生活积累，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强大的艺术自信，才能相信“呈现”本身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