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有个阿姨，给领导当了三十年情人，从黑发到白头_3

我们公司有个阿姨，姓陈，叫陈静。

这名字放在三十年前，大约也算个时髦。静，安静，文静，透着一股子书卷气。

可现在，没人叫她陈静，也没人叫她陈姐。上上下下，从新来的实习生到我们这种半死不活的中层，都毕恭毕敬地喊她一声：陈阿姨。

她不是保洁阿姨，也不是食堂阿姨。她的正经职位是行政主管。

一个听起来有点分量，实际上又没什么实权的职位。管着公司的花花草草，打印机里的碳粉，还有新员工入职时那把总也找不到钥匙的储物柜。

陈阿姨今年五十六了。

头发在头顶挽成一个最最普通的发髻，用一根黑色的发网罩着，一丝不乱。脸上没什么皱纹，但就是那种失却了所有水分的松弛，像一张被反复揉搓过的宣纸。

她永远穿着最得体的、也是最没有攻击性的衣服。灰色、驼色、深蓝色，永远是带领子的衬衫，配一条西装裤，脚上一双软底的黑皮鞋，走起路来悄无声息。

她像公司里的一株绿萝，或者一台从不出错的打卡机。你在，或者不在，她都在那里。安静，可靠，且毫无存在感。

直到你发现她和何总之间那点不同寻常。

何总，何广文。我们这家半死不活的文化公司的最高领导。

今年六十，还有半年退休。一个标准的、你能在任何单位里找到的那种领导。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有点花白，但精神矍铄。喜欢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溜达，看谁的电脑屏幕都像在审阅一份机密文件。

他和陈阿姨，是两个世界的人。

一个是金字塔尖，一个是地基里最沉默的那块砖。

但有些细节，像墙角的霉斑，只要你存了心，总能看得见。

比如，何总的保温杯。

何总有个用了快十年的军绿色保温杯，杯身都磕出了好几处白茬。他只喝一种特定的龙井，对水温的要求苛刻到变态。

公司里那么多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的年轻人，没一个能把这杯茶伺候明白。不是太烫，就是凉了，再不然就是茶叶放多了，苦得何总直皱眉。

只有陈阿姨泡的茶，他从没说过一个“不”字。

每天上午九点半，陈阿姨会悄无声息地走进何总的办公室，拿起那个军绿色的杯子，走出来。五分钟后，她再悄无声息地走进去，把一杯温度刚刚好的茶，放在何总的左手边。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像一个演练了千百遍的仪式。

有一次，新来的助理小张，为了表现自己，抢在陈阿姨前头，殷勤地给何总续了水。

那天下午，整个部门都听见了何总在办公室里雷霆般的咆哮。不是骂小张，而是骂另一个不相干的项目的负责人。

但我们都懂。那是迁怒。

从那天起，再没人敢碰何总的杯子。它成了陈阿姨的专属领域，一个看不见的结界。

还有何总的午饭。

他有胃病，不能吃外卖，不能吃公司食堂。他的午饭是家里带来的，一个三层的保温饭盒。

送饭的不是他那个当大学教授的太太，也不是他那个在投行工作的儿子。

是陈阿姨。

每天中午十一点五十分，陈阿姨会拎着那个饭盒，穿过大半个办公区，走进何总的办公室。她从不敲门。

她会在里面待上大概二十分钟。没人知道她在里面干什么。是把饭菜摆好，还是陪着他吃，或者，只是说几句话。

二十分钟后，她出来，手里是空的。

下午两点，她会再去一次，收走空饭盒。

风雨无阻。

这些事，公司的老员工都心照不宣。像一个公开的秘密。

大家私下里议论，但没人敢拿到明面上说。

“三十年了，听说从何总还是个小科员的时候就……”

“嘘！你不要命了？何师母当年可是来闹过的，拎着暖水瓶，就在公司大门口。”

“真的假的？后来呢？”

“后来？后来陈阿姨就从技术岗调到行政了呗。何总也算保了她。”

“图什么啊？没名没分，就这么耗着，从黑发熬到白头。”

“图什么？你新来的吧。咱们公司这栋办公楼，当年买的时候，何总拍的板。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你去猜猜？”

这些窃窃私语，像办公室空气里漂浮的尘埃，被我们吸进肺里，又小心翼翼地吐出来。

我叫林未，在这家公司待了五年。

我对这些陈年旧事没什么兴趣。我只关心我的KPI，我的房贷，还有下个季度会不会被裁员。

陈阿姨于我，不过是一个模糊的符号。

直到那天，我撞破了那个“结界”。

那天我来例假，疼得死去活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感觉自己快要分裂成两半。

同事都走光了，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空调的嗡嗡声。

我挣扎着想起来去接杯热水，刚站起来就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

等我再有意识，发现自己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上，身上盖着一件带着樟脑丸味道的灰色开衫。

一杯红糖姜茶放在旁边的茶几上，还冒着热气。

我撑着坐起来，看见陈阿姨正拿着拖把，无声地拖着我工位旁的一小块地面。

那是我没站稳时，打翻的水杯留下的水渍。

“陈阿姨……”我声音有点哑。

她回过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是温和的。“醒了？把红糖水喝了，暖一暖。”

“谢谢您。那衣服是您的吧？”我指了指身上的开衫。

她点点头，“不碍事。你再躺会儿，看你脸色白得吓人。”

她说完，就拎着拖把准备离开。她的背影有些佝偻，但走得很稳。

我鬼使神差地叫住她：“陈阿姨，您……怎么还不下班？”

她停下脚步，没回头，声音很轻：“何总今晚有个重要的应酬，我等他回来，给他备点醒酒汤。”

那一瞬间，我心头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

不是同情，也不是鄙夷。是一种更复杂的情绪。

“等他回来”，这四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仿佛一个妻子在等待晚归的丈夫。

可她不是。

我喝完了那杯滚烫的红糖姜茶，胃里暖了，心里却堵得慌。

我走出休息室，看见陈阿姨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在缝什么东西。

我走近了才看清，是何总那件深咖色羊绒衫的袖口，磨破了一个小洞。

她的动作很慢，但极其专注。办公室惨白的灯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投下一小片安静的阴影。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那些关于她的流言蜚语，都变得无比粗鄙和浅薄。

三十年。

一个女人，能有多少个三十年？

从那以后，我开始不自觉地观察她。

我发现她并非真的没有存在感。相反，她是这家公司的“里子”。

公司的打印机坏了，供应商的电话只有她有。哪个部门的空调不制冷了，她一个电话就能叫来维修师傅。甚至连何总那个在国外读博的孙子，申请奖学金需要的某些盖了章的证明文件，都是她一手操办，比何总的亲儿子还上心。

她像一张细密的网，兜住了这家公司所有琐碎的、不起眼的、但又必不可少的日常。

而何总，是那个高高在上，只需要享受这份安稳的“面子”。

有一次公司组织体检，报告单发下来，大家凑在一起哀嚎。不是脂肪肝，就是高尿酸。

我看见陈阿姨拿着她的报告单，在角落里，对着阳光，眯着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它仔仔细细地折好，放进包里。全程面无表情。

下午，我路过茶水间，听见两个保洁阿姨在聊天。

“听说了吗？陈主管好像不太好。”

“怎么了？”

“乳腺。有个结节，医生建议马上做穿刺活检。”

“哎哟，那可不是小事。她一个人，无儿无女的……”

“可不是嘛。你说她图个啥，跟了何总一辈子，到头来，生了病都不知道谁能签个字。”

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天下午，我看见陈阿姨又悄无声息地走进了何总的办公室。

这一次，她待了很久。快一个小时。

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

我只看到她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但她的背依然挺得笔直。

第二天，她请了假。

一连请了一个星期。

公司里关于她的猜测开始发酵。有人说她去动手术了。有人说她想开了，回老家了。

甚至有人恶毒地揣测，是不是何总快退休了，提前给了她一笔钱，把她“打发”了。

那一周，何总的脾气差到了极点。

他办公室的门几乎就没开过。偶尔出来，也是一脸阴沉，看谁都不顺眼。

他开始自己泡茶，结果不是把开水溅到手上，就是把茶叶撒了一桌子。

他那件袖口破了洞的羊绒衫，就那么明晃晃地穿着，也没人敢提醒他。

整个公司都笼罩在一种低气压里。

直到一周后，陈阿姨回来了。

她瘦了些，脸色更白了，但精神看上去还好。

她像往常一样，九点半，准时去给何总泡茶。中午，准时去送饭。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有些东西，到底还是不一样了。

那天中午，我因为一个紧急的报表，需要何总签字。硬着头皮，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

没人应。

我又敲了敲，轻轻推开一道缝。

我看见何总坐在沙发上，陈阿姨坐在他对面，正在给他削一个苹果。

阳光从巨大的落地窗照进来，他们俩都被包裹在一片温暖的光晕里。

陈阿姨低着头，一圈一圈地削着苹果皮。那苹果皮又长又薄，连绵不断。

何总就那么看着她，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专注和……温柔。

他忽然开口，声音很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静，别干了。退休吧。我养你。”

陈阿姨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那根长长的苹果皮，啪嗒，断了。

她抬起头，看着何总。

她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古井。

“何广文，”她叫了他的全名，声音不大，但异常清晰，“三十年了。我没求过你什么。现在，我就求你一件事。”

何总愣住了。

“让我……体体面面地，把这最后半年班上完。然后，拿我该拿的退休金，过我自己的日子。”

她说完，把削好的苹果切成小块，用牙签插好，放在何总面前的茶几上。然后站起身，拿着那个断了的苹果皮，转身向门口走来。

我吓得赶紧把门关上，心脏砰砰直跳。

我几乎是逃回了自己的工位。

那天下午，公司内网发布了一条人事变动通知。

陈静，因个人健康原因，不再担任行政主管一职，调任档案室管理员。

一个被彻底边缘化的职位。

所有人都看懂了。这是何总的“安排”。他想用这种方式，把她保护起来。让她安安稳稳地，待到退休。

可这真的是她想要的“体面”吗？

档案室在办公楼的负一层，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

陈阿姨搬了过去。

她带走了她那盆养了多年的文竹，和那个装满了各色针线的铁皮饼干盒。

她的工位很快被一个新来的、年轻活泼的女孩取代了。那个女孩也想学着给何总泡茶，但试了一次就被何总骂了回来。

何总开始喝起了速溶咖啡。

他办公室的门，关得更紧了。

我偶尔会因为查阅旧资料，去一趟档案室。

那里的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混合的味道。一排排顶天立地的铁皮柜子，像沉默的巨人。

陈阿姨就坐在最里面的那张小桌子后面。

她戴着老花镜，慢悠悠地整理着那些泛黄的卷宗。

她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但也更松弛了。

有一次我去找一份十年前的合同，她从一个积满灰尘的柜子顶上帮我翻了出来。

我道了谢，准备走。

她忽然叫住我。

“小林。”

我回过头。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递给我。“这个给你。治痛经的。用几味中药泡的酒，每次来之前喝一小口，管用。”

我愣愣地接过来。瓶身被她擦得干干净净。

“谢谢您，陈阿姨。”

“不客气。”她笑了笑，脸上那潭古井似乎起了一丝波澜，“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拿着那瓶药酒，走出阴冷的档案室，回到楼上明亮的办公区。

电梯门打开的瞬间，我看见何总正从他办公室里走出来，准备去开会。

他看上去老了很多。背有点驼了，步子也慢了。

我们擦肩而过。

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属于负一层的、旧纸张的味道。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年底。何总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

公司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一方面是告别旧时代的伤感，另一方面，是迎接新时代的蠢蠢欲动。

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开始暗中较劲，想在新领导面前留下个好印象。

只有档案室，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安静如初。

何总的退休欢送会被安排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里。

公司下了血本，几乎所有人都去了。

何总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胸前戴着大红花。他的太太也来了。一个保养得极好、气质雍容的女人。挽着他的手臂，笑得端庄得体。

他们像一对真正的模范夫妻，接受着所有人的祝福和恭维。

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陈阿姨。

我想，她大概是不会来的。

这种场合，于她而言，太过残忍。

宴会进行到一半，酒过三巡，气氛热烈。

主持人请何总上台，发表退休感言。

何总接过话筒，有些微醺。

他讲了很多。从公司初创时的艰难，到如今的规模。他感谢了很多人。感谢上级领导的信任，感谢下属员工的努力。

他的声音洪亮，慷慨激昂，像在做一场最后的报告。

最后，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

“我还要感谢一个人。”他的声音忽然低沉了下来。

所有人都安静了。

“她今天没来。”

“三十多年，她为这家公司付出的，不比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少。”

“她……是我生命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同志，战友。”

他说得很慢，很艰难。像是在用尽全身力气，把这几个词从喉咙里挤出来。

台下鸦雀无声。

何太太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身边的几个高管，表情尴尬，眼神躲闪。

我知道他在说谁。

在场的所有老员工，都知道他在说谁。

“我希望，我离开之后，大家能一如既往地，尊重她，照顾她。”

他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

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何总在公开场合，试图为陈阿姨“正名”。

以一种如此含糊、如此笨拙，又如此孤注一掷的方式。

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沉入水底之前，奋力吐出的最后一个气泡。

第二天，何总没有来公司。他正式退休了。

他的办公室被清理了出来，换上了新领导的名牌。

军绿色的保温杯不见了。

那个三层的保温饭盒，也再没有出现过。

一切都好像结束了。

但又好像，什么都还没开始。

新领导是个雷厉风行的人物，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盘点公司资产，优化人员结构。

说白了，就是裁员。

人心惶惶。

第一个被“优化”的，是档案室。

理由是，公司要推行无纸化办公，档案室的功能将被逐步取缔。所有历史资料，将扫描成电子版存档。

这个决定，合情合理，无人可以反驳。

通知下来那天，我去负一层还一份文件。

陈阿姨正在收拾东西。

她的东西很少。一盆文竹，一个针线盒，几本书。

她把它们一样一样，放进一个纸箱里。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有条理。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陈阿姨……”

她抬起头，看到我，笑了笑。“小林啊。”

那笑容里，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

“公司要裁掉档案室了？”我明知故问。

“嗯。”她点点头，“也好。我本来也打算提前退休了。这把老骨头，也该歇歇了。”

“那……您以后有什么打算？”

“回老家。”她说，“很多年没回去了。我弟弟在那边，给我留了个小院子。”

“那挺好的。”我干巴巴地说。

她收拾好了箱子，用胶带封上口。

然后，她从抽屉的最底层，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包裹的方块。

她把那个包裹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

“陈阿姨，这是什么？”我忍不住好奇。

她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解开了包裹外面的绳子。

里面，是一本又一本的相册。

她随手翻开一本。

照片已经泛黄。

第一张，是一群穿着八十年代蓝色工装的年轻人，在一家工厂门口的合影。

他们笑得那么灿烂，朝气蓬勃。

陈阿姨指着其中一个女孩，对我说：“这是我。”

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眼睛亮得像星星。

然后，她又指着女孩身边，那个高高瘦瘦、一脸青涩的男孩。

“这是他。”

是年轻时的何总。

她一页一页地翻下去。

有他们在车间里研究图纸的照片。有他们一起参加技术比武，得了奖，举着奖状傻笑的照片。有他们和一群同事，在某个公园的湖边，骑着自行车的照片。

每一张照片背后，都用娟秀的字迹，标注着日期和地点。

“1988年，金秋技术大比武，一等奖。”

“1989年，香山公园，第一次看红叶。”

“1991年，他被提拔为副科长，我们去吃了涮羊肉。”

我看着那些照片，像在看一场无声的黑白电影。

原来，他们也曾是那样普通、那样鲜活的一对。

在那些“情人”、“小三”的标签背后，也曾有过那样干净纯粹的、被称之为“爱情”的东西。

“后来呢？”我轻声问。

“后来，”她的声音很轻，“后来，他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市里一位领导的女儿。”

她合上相册，重新用牛皮纸包好。

“他来找我。他说，静，你等我。等我站稳了脚跟，我就跟她离，然后娶你。”

“我信了。”

“我等啊等，等了三十年。”

她说完，笑了。那笑容里，有自嘲，有悲凉，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

“其实，我早就知道，等不到了。”

“他有他的前程，他的家庭，他的责任。我不能毁了他。”

“所以，就这么着吧。”

她抱着那个沉甸甸的包裹，站了起来。

“小林，谢谢你陪我聊了这么久。”

“我走了。”

她向我点点头，抱着那个装满了她整个青春的包裹，走出了档案室。

她的背影，在长长的、昏暗的走廊里，越走越远。

没有回头。

陈阿姨走后，公司里关于她的议论，很快就平息了。

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荡起几圈涟漪，然后，水面又恢复了平静。

大家都有自己的烦恼。KPI，裁员，新领导的脾气。

没人有空去关心一个已经离开的、无关紧要的人的命运。

只有我，偶尔会想起她。

想起她安静的侧脸，她灵巧的双手，和她最后那个平静的笑容。

春节前，公司发年终奖。

财务部的小王，一个刚来不久的姑娘，跑来问我：“林姐，你知道陈静阿姨的卡号吗？她还有一笔补偿金，财务打不过去，她入职时留的那个手机号也注销了。”

我愣住了。

我想起陈阿姨走的时候，那个决绝的背影。

她是真的，想和这里的一切，都断得干干净净。

“我不知道。”我说，“要不……你问问何总？”

小王一脸为难：“何总早就退休了啊，我哪有他的联系方式。”

正说着，新上任的张总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什么事？”

小王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

张总皱了皱眉：“陈静？就是档案室那个？”

他想了想，说：“这事我知道了。这笔钱，先放在公司账上。等联系上她再说。”

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看着张总冷漠的背影，心里一阵发寒。

“等联系上她再说”，这不过是一句拖延的场面话。

也许用不了多久，这笔钱就会被以各种名目，做得无影无踪。

三十年的青春，三十年的付出。到头来，连最后一笔微薄的补偿金，都拿得如此艰难。

我突然觉得很不甘心。

为陈阿姨不甘心。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给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老同事，打了电话。

那个老同事，是公司的元老，见证了何总和陈阿姨的整个过程。

我从他那里，要到了何总的家庭住址。

第二天是周六。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揣着那个地址，出了门。

我不知道我去找他要干什么。

质问他？痛骂他？

不，我没那个资格。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他应该知道。

何总家住在一个九十年代建成的老干部小区里。环境清幽，绿树成荫。

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穿着围裙的保姆。

“您找谁？”

“我找何广文先生。我是他以前公司的同事。”

保姆打量了我一下，让我进去了。

房子很大，装修是那种老派的、沉稳的风格。红木家具，墙上挂着字画。

何总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

他没穿西装，只穿了一件宽松的毛衣。头发乱蓬蓬的，也没刮胡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最普通的、退休在家的老头。

看到我，他愣了一下。

“你是……小林？”

“何总。”我局促地站在玄关。

“快请坐。”他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保姆给我倒了杯水。

“找我……有事吗？”他问。

我把陈阿姨补偿金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他静静地听着。全程没有说话。

等我说完，他沉默了很久。

客厅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知道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这事，我会处理。”

他从茶几下拿出一个信封，和一支笔。

“你把那个财务小姑娘的电话写给我。”

我写给了他。

他把信封收起来，看着我，眼神复杂。

“小林，谢谢你。”

“不客气。”

气氛又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我正准备告辞，他忽然又开口了。

“她……还好吗？”

我知道他问的是谁。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她走的时候说，回老家了。”

他点了点头，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老家……”他喃喃自语，“是啊，她该回去了。”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我这一辈子，英雄也当过，混蛋也做过。可到头来，最对不起的，就是她。”

“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前途最重要。我想，等我有了地位，有了能力，我就能给她最好的。可我忘了，她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

“等我终于明白过来，我们都已经老了。”

“我欠她的，这辈子，是还不清了。”

他的背影，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无比萧条和孤单。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任何语言，在三十年的光阴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默默地告辞，离开了那个大而空旷的房子。

走出小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何总还站在窗前，像一尊凝固的雕像。

周一上班，财务的小王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事情解决了。

“林姐，你太神了！今天一早，何总的太太亲自来公司了！”

我心里一惊：“何师母？她来干什么？”

“来送陈阿姨的银行卡号啊！她还说，何总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让公司以后有什么事，直接跟她联系。”小王一脸崇拜，“何师母真有气质，人也和气。”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何总的太太。

那个三十年前，拎着暖水瓶来公司闹过的女人。

三十年后，她亲自出面，来为丈夫的“情人”，处理这最后一笔“手尾”。

这里面，有多少隐忍，多少算计，多少无奈，又有多少作为一个胜利者的、不动声色的体面？

我只觉得，这现实，远比任何小说，都来得更荒诞，也更令人唏

嘘。

又过了两年。

我已经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

旧公司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渐渐淡忘了。

只是偶尔，在某个下着雨的午后，或者某个加班到深夜的晚上，我会突然想起陈阿姨。

我想象着她是不是真的回了老家，在那个有小院子的房子里，种花，养草，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她有没有偶尔，也会想起北京，想起那个她待了三十多年的办公室，想起那个叫何广文的男人。

去年秋天，我去南方出差。

事情办完后，多出了一天空闲。我鬼使神差地，买了一张去往一个小镇的火车票。

那个小镇，就是我从老同事那里打听到的，陈阿姨的老家。

一个山清水秀的江南古镇。

我没有任何目的，也没有她的具体地址。

我只是想去走一走，看一看。

小镇不大，一条青石板路，两边是白墙黛瓦的老房子。

我在镇上漫无目的地逛着。

路过一个临河的小院子时，我停住了脚步。

院子里，种满了各色的菊花。金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开得正盛。

一个穿着蓝色土布褂子的身影，正背对着我，蹲在花丛里，拿着一把小剪刀，仔细地修剪着花枝。

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像一蓬银色的雪。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站在院子门口，看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上前去打扰她。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

看着她专注地侍弄着那些花草。看着她站起身，捶了捶腰，脸上露出满足的、舒展的笑容。

那是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为自己而活的笑容。

夕阳西下，河面上泛起金色的波光。

她直起身，伸了个懒腰，转身准备回屋。

就在她转身的那一刹那，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朝我这边望了一眼。

我们的目光，隔着一整个院子的菊花，和近十年的光阴，轻轻地碰在了一起。

她愣住了。

我也愣住了。

几秒钟后，她忽然对我笑了。

那笑容，像院子里盛开的菊花，温暖，灿烂，带着一种历经风霜后的淡然和慈悲。

她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来。

她只是朝我，轻轻地招了招手。

我也对她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是为了她那被辜负的三十年？还是为了她最终得到的这份平静？

或许都不是。

我只是突然觉得，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无法言说的爱与别离。

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用尽全力地，爱着，耗着，等着，盼着。

有的人等到了，有的人没等到。

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付出过真心的岁月，那些在黑暗里独自舔舐伤口的夜晚，那些在绝望中依然挺直的脊梁，都不会白费。

它们最终，都会沉淀成我们生命里，最厚重、也最温柔的底色。

就像陈阿姨。

她用三十年的时光，守着一份没有结果的爱。

她像一株被种在花盆里的文竹，在那个逼仄的、不见天日的办公室里，安静地生长，隐忍地翠绿。

所有人都以为，她离了那片土壤，就会枯萎。

可她没有。

她只是回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里，把自己，活成了一片怒放的菊花。

为自己，开到荼蘼。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听到了何总去世的消息。

心梗。走得很突然。

据说，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他去公园晨练，就再也没有回来。

追悼会办得很隆重。

他那个当大学教授的太太，一夜白头。

我没有去。

我只是托一个还在旧公司的同事，送去了一个花圈。

同事后来告诉我，追悼会上，来了一个很陌生的老太太。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头发全白了。

她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她只是在何总的遗像前，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放下了一小束开得正盛的、白色的菊花。

鞠了三个躬，就走了。

没人知道她是谁。

但我想，我大概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