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时代，我们需要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世界著名汉学家、德国翻译家顾彬，前些年抨击“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引发轩然大波。

这位“将一生献给中国文学”、热爱唐诗和鲁迅的作家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可以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文学媲美；80年代的中国诗人，也可以和世界最重要的诗人相提并论。”

尽管顾彬先生事后澄清是被媒体夸大，但是对于近年来的中国文学，顾彬的炮火非常猛烈，甚至对一些文学名家也不客气：“中国当代小说是庸俗文学”、“中国作家应该沉默二三十年”、“中国当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

顾彬先生的评价或许过于苛刻，也不应该成为绝对标准，但是爱之深、责之切，他指出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究竟在哪里？曾经媲美世界的中国文学，在今天究竟丢失了什么？

▲《北京晚报》：北京拥有2076家实体书店，位列全国第一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问题在于网络时代的创作门槛低、消费人群多、传播平台广、变现速度快，导致庸俗化、低质化、快餐化、娱乐化的“垃圾文学”淘汰了高雅严肃的文学。

但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在网络文化更庸俗的欧美国家，高雅文学仍然兴旺发达，奢侈的纸质书仍然有大批忠诚的读者，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高雅和通俗也不存在谁淘汰谁的问题，追求通俗的大众甚至可以不读书，转而寻求更肤浅、更刺激的消遣。

可见，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需要从“中国当代”去寻找病根，从“文学”中去寻找解药。

在今天，新技术、新媒介的确催生了全新的文学生态：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人人都能传播；大众既是创作者，也是消费者；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情感联结强——当代作家、西安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军，将这种生态命名为“新大众文艺”。

▲网络时代的大众文艺

事实上，技术一直在更新迭代，文学的内核却没有根本变化。比如古代有评书，民国有话剧、电影，当代有短视频，这些都是广义的通俗文学，其中不乏精品。

因此，面对不可逆转的新大众文艺潮流，我们不应该做无意义的贬低或抗拒，也不应该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中孤芳自赏，而是要用“普适的好文学标准”，去拥抱、塑造新大众文艺，如此才有可能促成中国文学的复兴。

那么，什么才是“普适的好文学标准”呢？哲学家周辅成先生的论述堪称经典：“一等天才搞文学，把哲学也讲透了，像莎士比亚、歌德；二等天才直接搞哲学，像康德、黑格尔，年轻时也做诗，做不成只能回到概念里；三等天才只好写小说，像福楼拜。”

按照这个标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至少要具备三大价值。

▋好文学的灵魂——艺术价值

最伟大的文学，在语言和题材上，能够将“雅”和“俗”结合到极致，能够激发大众对生死、善恶、美丑等人类终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曹雪芹《红楼梦》，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文盲乞丐，都能够理解、欣赏和讨论。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如此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我们有人格、价值观，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改变价值观最好的方法，不是靠哲学说服、经济激励和法律规训，而是靠文学、艺术长年累月的滋养、浸染，使之成为常识和直觉。

文学理论大师钱谷融的《文学即人学》，说的是同一个道理：人格比才学更宝贵；文学的本质是诗，要面向艺术与诗意；伟大的文学家，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其灵魂来自文字的美感、诗性。文学的审美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描述同一个内容，不同的文字给人不同的美感。所以伟大的文学家，注重语言超过情节，追求灵性超过技巧。他们不会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而是会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让人每一次重读都有全新的享受……

▲1948年电影版《哈姆雷特》

比如《哈姆雷特》的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改成“面对苦难和不幸，是应该选择继续忍受，还是干脆结束生命，这是一个值得仔细考虑的问题”，就会变得冗长、苍白，破坏文字的韵律和诗意。

古代中国诞生过无数伟大的作家、绝美的文学，先秦有《诗经》《离骚》《楚辞》，秦汉有赋、乐府诗，唐诗宋词更是千古传唱、家喻户晓。这些诗词歌赋对语言文字的审美追求，已经到达极致。唐诗里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说法。顾彬曾说，他爱上中国文学，就是从李白《孟浩然之广陵》开始的。

然而，即便是一等天才，在写出天才作品之前，也必须先接受本族群文化的滋养，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比如但丁《神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中生长出来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文学素养最高、最有条件“为文学而文学”的人，通常都是官宦人家，即士大夫阶层。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大家，比如杜甫、王维、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鲁迅、郭沫若、茅盾、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金庸等等，祖上都是做官的。

正缘于此，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性，集中体现在“雅俗交替的二重变奏”：士大夫阶层的文以载道，如诸葛亮《出师表》、白居易《琵琶行》；大众平民的娱乐消遣，如戏剧《西厢记》、章回小说《三侠五义》。雅和俗之间的碰撞、借鉴，特别是知识精英主动亲近“俗文学”，又诞生出雅俗共赏的经典，如《诗经》《孔雀东南飞》《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笑傲江湖》。

现在我们回头看开头的问题——曾经媲美世界的中国文学，在今天究竟丢失了什么？

100多年来，中国文学的诗性，随着士大夫阶层一同衰败。80年代有过短暂复兴，但仍然没能阻止汉语在审美上的跌落。这就使中国文学被抽离了灵魂——美感、诗性和高尚的情操消失殆尽，是当代中国文学的致命硬伤，也是顾彬批判最激烈的地方。

在新大众文艺时代，粗制滥造的垃圾文学大行其道。比如当下网民趋之若鹜的玄幻小说、“霸总爽文”，语言粗鄙，靠刺激、猎奇的情节获得关注。读者通常不会看第二遍，更不会去读纸质书。

就连很多获奖的“精英文学”，也普遍缺乏人文素养、艺术价值。一些作家蔑视人的尊严，传递错误的价值观。还有人以抄袭、拍马为能事。

当下的新大众文艺，本来可以成为文学复兴的希望。有统计说“中国日产诗歌百万首”，就连外卖员、家政工作者都在写诗，“抒发真情实感，讲述真实生活”。但是很遗憾，由于诗性的缺失，能够被传颂、记住的作品少之又少。

可见，要找回中国文学的灵魂，文化精英的责任最大：首先要培养自己的人文素养，其次要效法先贤、放下身段，用大众能够理解、欣赏和参与的形式，提升汉语文学的审美、诗性和道德。

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王军的这本《无剧本出演》，是一个成功的尝试——篇幅简短、语言直白，没有铺排和修饰，但是故事丰富、雅俗共赏、回味无穷中见真性情。

一般人很难理解这种写法的难度和意义。据说托尔斯泰写作时，会向农民朗诵自己的作品，然后把晦涩、华丽的语言改得非常通俗甚至粗糙，粗到老妇或孩子也能听懂，才算是满意。

▋好文学的血肉——社会洞察

没有诗性灵魂的文学是行尸走肉，没有社会洞察的文学是无病呻吟。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语言上的诗性、审美，还应该在内容上，让读者对人的真实处境，比如社会风貌、阶层结构、人际关系等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鲁迅评价《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中读到家族、婚姻等伦理关系，贵族、奴仆等阶层关系，甚至王熙凤的管理、投资知识。

《世说新语》《捕蛇者说》《傲慢与偏见》《日瓦戈医生》等文学名篇，写的都是人们最真实的生存处境。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阅历和共情能力，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当代中国的很多网络文学、“美女文学”，情节幼稚，脱离现实，情感浮夸。这样的作品，无论文字多么优美，都只是一堆华丽的泡沫。

一部好的文学，通常能以大众理解、喜欢的形式，比如小说、戏剧、寓言、笑话，描摹出历史和现实背后的“社会结构机制”。

在写作《无剧本出演》之前，王军经历了四十年的政治生涯，见得最多的就是基层民情、官场生态，写得最多的就是“调研报告”、“情况反应”。在电视刚刚普及的年代，他就创下一项记录，一年内所写的13篇文章，被中宣部全部采用，其中《电视与中学生》被全文登载。

作家贾平凹评价，这本书里都是他经历记录，不虚构，不妄言，没有欺世盗名，没有矫情做作，真实而情感充满。他的笔力硬朗，行文收放自如，其空间感、节奏感以及遣词用句，闲话的运用都颇见功力。

《无剧本演出》一书最大的社会价值，正如著名社会学者赵鼎新教授所写：八十年代的中国呼唤改革，但改革改变的不仅是这个的经济面貌，也深刻改变了官员所处的外部环境、行为方式、选拔机制，乃至整个官僚体制的性质。尽管像王军这样的人正在成为过去，但他是幸运的——他成长于一个选干部更看重开拓性与政绩、主官拥有较大自主权、说话做事无需事事“唯上”的时代，一个更适合他这种个性的人发挥所长的时代。而王军没有辜负这个舞台。

▋好文学的生命力——历史见证

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曾经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活过的每一天，像我们一样快乐过、勇敢过、挣扎过；他们汲取前人的教训，如今又变成我们的教训；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就像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活在他们生命的延长线上。

当文学家在记录这些人和事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是在见证历史。所以，一部文学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具备历史价值。

历史学者唐德刚先生说，诸史皆文、诸文皆史，文史从来不分家。中国的历史记载非常久远，尤其官方记载非常丰富。《尚书》《左传》《春秋》《战国策》、二十四史、杜甫的诗歌，都是我们理解古人生活的历史资料。

比如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记载，汉朝初年因为施行与民休息、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百姓和国家变得空前富庶：百姓凭着磨刀、兽医等微末技艺，就积累成巨富；官仓里的粮食多到变质，府库中的铜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这些描述非常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又是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史料。

鲁迅写日记，从1912年写到1936年，只记录天气、访客、购书、收支、健康等私人经历，全文没有一个形容词，不追求春秋笔法、深层寓意。这些私人记录，印证了近代史的诸多大事件。

除了以上这些，中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被严重忽视的文学传统——“文人从政笔记”。这个文学品类的艺术性不如诗词歌赋，但是其社会价值却无出其右。

▲清代官员、诗人、画家郑板桥

古代做官的文人，不一定都写诗，但他们一定会以随笔、杂录、年表、地方志等形式，记录官场见闻、历史掌故和社会议论。这个传统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到晚清民国。欧阳修《归田录》、苏轼《东坡志林》、梁启超《饮冰室文集》，都是其中的佳作。

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等人的从政笔记，记录了他们的政治作为，也记录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思想流变。即便多年以后再阅读，仍然能够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

但是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变化最激烈的时代，中国的文人从政笔记却完全中断了。

其实，官员中不乏写作高手，但是能写的人大多不愿写，愿写的人大多写成个人回忆，要么写成揭露控诉。于是为了理解“官场内情”，大众只能读一些圈外人虚构的官场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王军的《无剧本出演》完全是个意外。1982年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王军就被“扣留”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四十多年一直和文字打交道。这本书庚续了“文人从政笔记”的传统，也刚好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改开时期的政治变迁。

国人眼中的官员，长期以来是两种极端撕裂的形象：一种是无私奉献、爱民如子的孔繁森、焦裕禄，从前人们觉得理所应当；一种是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郑筱萸、刘志军，现在人们觉得这就是官场的全部。

而王军的这本《无剧本出演》以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描写了中国官场的真实生态。政治学者王子今认为，本书写出了当代中国的“吏治得失”和“人情冷暖”。

著名学者孙歌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政治的现实治理机制，是“无剧本有方向”的。比如中央只告诉地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具体应该建设什么、如何建设，几乎全靠各级干部的发挥（或篡改）来落地，它本身仅仅提供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让好官干好事，也让坏官干坏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级，他都当过干部。制度不写剧本，这个特点，王军写得非常清楚。王军主要写的是好官，这方面的信息，其实坊间缺少理解。

王军对同学张维迎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无论从文、从政，亦或是从商，都走了与前辈完全不同的道路，面对更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为有方向，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对个体而言，生命的长度是个常数，由天不由我；而生命的宽度是变量，由我不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