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手郑智化一句“连滚带爬进飞机”,像一记耳光,扇在了深圳机场的脸上,也扇在了所有标榜“文明服务”的公共系统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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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在抱怨航班延误,也不是在计较座位大小,而是在质问:一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为什么连最基本的安全与尊严,都得不到保障?
事情很简单:升降车停稳后,离机门地板差了25公分。轮椅进不去,腿也跨不上,司机冷漠旁观,既不调整设备,也不提供协助。最后,这位拄拐多年的歌手,只能靠双手撑地,艰难爬进机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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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不便”,这是羞辱。这不是“服务瑕疵”,而是系统性失职。
深圳机场事后回应了,说“深表歉意”,要“全面审视”。态度看似诚恳,可问题是:
如果连一个公众人物、一位年过六旬的残疾人都被如此对待,那那些默默无闻、不会发声的残障旅客呢?他们是不是早就习惯了“爬进去”?习惯了忍气吞声?习惯了把尊严收进轮椅的缝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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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说“会同航空公司启动核查”,可查什么?查司机有没有按流程操作?查设备有没有故障?
但真正的病根不在某个人、某个环节,而在于整个服务体系,根本没把残障旅客当成“人”来对待,而是当成“麻烦”来应付。
远机位登机本就对行动不便者极不友好,需要升降车辅助。可升降车停不到位,司机却无动于衷,甚至“冷眼旁观”。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某些工作人员眼里,残疾人的安全不是责任,而是“额外工作”,能省则省,能拖则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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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这种冷漠不是孤例。
全国多少机场、车站,还在用“没有无障碍设施”“设备坏了”“人手不够”搪塞残障旅客?多少所谓的“无障碍通道”,建得像迷宫,坡度陡得轮椅都上不去?多少“特殊旅客服务”,只是写在手册里的摆设,从不真正落地?
郑智化说“我已经算是有涵养的人,但忍无可忍”,这句话最扎心。他不是暴躁,而是被逼到极限。
一个靠歌声激励过无数人的《水手》,在人生暮年,却被现实逼得“连滚带爬”。这不是他个人的耻辱,是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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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要建设“文明城市”,可文明不看高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而是看最弱小的人能不能有尊严地行走。
一个连25公分高度差都解决不了的机场,谈何“国际一流”?一个连残疾人都不愿帮的司机,配称“服务人员”?
深圳机场的道歉来得很快,但道歉不能代替改变。如果只是“核查”一下,批评一个司机,修一下设备,然后继续敷衍下一个残障旅客,那这场道歉,不过是危机公关的套路。
真正的改变,是把“特殊旅客”从“例外”,变成“常态”。
是每一次远机位登机,都有专人提前确认设备状态;是每一辆升降车,都必须精准对接机门;是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明白:帮一个人上飞机,不是施舍,是职责。
郑智化不需要同情,他需要的是公平。不是因为他是名人,所以该被优待;而是因为他是旅客,所以该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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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天变得脆弱,老了、伤了、病了今天的他,可能是明天的你我。如果我们现在对他的遭遇无动于衷,那将来我们跌倒时,也不会有人伸手。
别再让“连滚带爬”成为残障人士的出行常态。别再让“深表歉意”成为公共服务的万能遮羞布。
请记住: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于它如何对待强者,而在于它如何对待弱者。
深圳机场,该醒了。所有公共服务系统,也都该照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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