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靠什么挣钱？横征暴敛只是皮毛，真正暴利的，其实是这个

晚了，前几任县长把鹅城的税收到九十年以后了，也就是西历2010年，咱们来错地方了。”

这是经典电影《让子弹飞》中，麻匪和师爷上任鹅城之后，发现鹅城的前几任县长都把鹅城的税收到90年以后了。

看到这里，有小伙伴就问了，民国时期，真的有地方把税收到90年以后吗？

答案自然是真的，要知道民国时期，除了大军阀，各地小军阀是多如牛毛。

尤其是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四川地区，大大小小军阀最多的时候有百余个，而在混战中，军阀的规模也在极速的扩张。

比如三十年代的四川“二刘大战”，双方能够动员的兵力居然超过了七十万，这还没算其他军阀兵力的，保守估计，当时四川的军阀兵力已经多达百万。

这人一多，军饷也就多了，虽说民国时期，军阀对士兵们很苛刻。

但苛刻归苛刻，总得吃饭买武器吧，这么一来，横征暴敛搞税金，是免不了的。

一开始，军阀们只是提前预征两三年的田赋，临时应个急，但后来，军阀们就习以为常了干这事儿了。

比如在1933年，四川新繁县，一年被收了五次税，而一次征收就是两年的税，要是遇到军阀出兵，还要临时再多征一年。

大名鼎鼎的川军第28军，仅仅在当地驻扎4年，就收了50年的税，也就是收到了民国80年（1991年），可以说《让子弹飞》里说的一点没有夸张。

但民国时期大家都知道，长期军阀混战，农业衰败，工业凋敝，能收的税收已达到了极点，无法收取更多的税金，即便巧立名目，也搜刮不了多少。

即便是在重镇大城里的军阀，在收不到税金的日子里，也得靠借债度日，至于地处四野的军队呢，则靠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捞取军费。

但时间一久，靠借债的因无力偿还而续借维艰，靠滥发纸币的则因失去信用而遭百姓抛弃。

问题是地盘还得争，仗还得打，军队还得扩，在筹饷乏术的情况之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

毕竟鸦片这玩意除了部分地区，大部分地区都合适栽种，利润高，又不需要技术含量，更不需要工业水平有多高。

至此，维持民国军阀混战的新税种诞生了——烟税（鸦片税）。

军阀为聚敛烟税，就开始不断逼迫农民栽种鸦片。

一到种烟的季节，军阀就立即深入乡里，千方百计的让农民多种一些，缺乏种子的，他们从别的地方运过来，资金不够的，他们会提供贷款，当然利息比较高，本利要以鸦片烟折算，害怕种了被抢的，军阀还会予以保护。

在军阀的怂恿和逼迫下，各地鸦片彻底泛滥，也让不少军方借此起家。

根据《陕西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在陕西周至县，督军陈树藩和主政该省的刘镇华狼狈为奸。

1922年当年，当地种植了鸦片面积多达20万亩，而一亩的烟税是10银元，换句话说，一年就给他们带来200万的烟税。

而到了1925年，当地一县种植的亩数已经多达30万亩，占据全县耕地面积的一半，而烟税也达到了夸张的300万两。

而主政甘肃的张广建，除了征收每亩10银元的税收之外，还要征收熟膏税和烟灯捐，可谓是雁过拔毛，能捞多少就是多少。

要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地方，要是扩大到全省，这个税收数目就相当庞大的。

1925年，整个陕西的鸦片烟税为1500万银元，而福建，在1924年就达到惊人的2000万银元，至于军阀多若牛毛的四川呢？已经多达30000万银元，更夸张的是山东，仅1926年，烟税就达到6000万银元之巨。

这么多烟税，自然吸引各地军阀趋之若鹜，尤其是四川军阀，为了逼迫农民种鸦片以多收取烟税，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四川军阀是在1920件开始种植鸦片的，除了前文说的一些方式外，四川军阀表示，只要按规定种烟，只完当年的税，如果种粮食，须完纳几年的甚至十几年的税，而拒种或少种者缴纳还需要“懒捐”。

除了强制外，一些军阀还威胁农民种植。

比如川军第三军，想要军阀保证地方安宁可以，但第三军所在的祟庆县必须种植十万亩的大烟，由当地84个村庄分配种植，鸦片一旦收割，需要再20天内缴清烟税，谎报或不完成者将受重罚。

只是鸦片种多了，就会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下跌，以至于一些烟土交上去，居然不够交纳捐税的，以至于很多百姓为了躲避兵祸和赋税，选择背井离乡，导致大量田地荒芜。

虽说有些地方缴纳上去，还能果腹，如果你以为，烟税只是缴纳一次，就大错特错了，军阀怎么会轻易放过鸦片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呢？

比如栽种，有“窝捐”，收割过程，则有“秤捐”，贩运到各地，需要“护送费”，运输到外地销售，需要缴纳“出口税”，其他地方的烟土入川，需要缴纳进口税”，开烟馆的需要缴纳“红灯捐”，熬制鸦片，需要缴纳“锅炉捐”。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不，还有烟馆的“执照”“牌照”“登记费”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而向农民，索取赋税时，是随心所欲的，甚至要求三倍以上，种种措施，让四川军阀赚的盆满钵满。

在巨额的烟税下，军阀就能购置军火，维持和扩大军队。

一旦实力充足，则立即发动战争，去掠夺更多的地盘，然后继续种植更多的罂粟以获取更多的鸦片税，而这也是能够支撑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主要经济来源。

问题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种植的，比如桂系地盘广西。

这里是极少数不适宜鸦片生长的地方，自陆荣廷出任广西都督后，不断招兵买马，但苦于没钱，广西又不能种植大烟，于是就向云、贵等地购置大烟，以军队护送贩卖，然后收取鸦片过境通行税和就地贩卖的营业税。

甚至为了确保运输通畅，陆荣廷还特地成立缉私总队，负责云贵两省边界的武装缉私。

尽管二十年代初，陆荣廷倒台，但新桂系和陆荣廷一样，把烟税作为主要财源，更开始和烟商合作贩卖烟土。

可以说从1912年到1922年期间，各地军阀混战不休，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夺烟税。

比如滇军唐继尧部占领四川后，大量的烟土通过四川运输到各地，影响了川地本土烟土的销售，最终爆发了川滇战争，以滇军顾品珍部被逐出了四川为结束。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巨额的鸦片，就根本产生不了这么多军阀，也不会出现延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

尤其是1925年，仅一年，就爆发了13场和鸦片有关的战争。

到了这个地步，军阀已经开始将鸦片作为统治的基础进行发展，由此造成了鸦片普遍的泛滥，紧接着又必然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

大家都知道，清朝的鸦片战争，是近代落后的原因之一。

但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相较于清朝，无疑呈现出更为严峻的趋势。

毕竟清朝还是维持禁止鸦片的立场的，各地种植贩卖在名义上依旧属于地下活动。

但民国呢？军阀混战，一些势力较小的军阀甚至将鸦片种植视为他们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

就算各地军阀明面相应号召禁止，但私下依旧大肆种植，尽管鸦片可以作为敛财甚至作为工资发给士兵，能一时提高战斗力，但长此以往则必然弊大于利。

那么有小伙伴就问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是不是开始禁止了呢？

禁止倒是禁止，但不仅流于形式，还变本加厉。

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高调宣布，说要在三年内，禁绝鸦片，听起来是为国为民，问题是，国民政府设立的禁烟部门居然是在财政部，这就有意思了。

原来，国民政府说的禁绝鸦片，是禁民间私运、私售，为后面的官方买卖腾出市场。

尽管后面国民政府成立了“禁烟委员会”，但依旧换汤不换药，在烟土运输的枢纽汉口设立“两湖特税清理处”，表面清理特税，实际是收取什么，大家懂的都懂。

到了1934年，老蒋兼任禁烟总监，但问题是，从宣布禁烟到老蒋兼任禁烟总监，特税（烟税）收入在1932年8月至1934年3月，居然暴涨了4272万元，所谓的禁烟，成为了笑话。

事实上，真正能够禁烟，还是在新中国之后，1952年开展的全国性禁烟肃毒运动，才让持续百年的烟毒祸害终于被彻底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