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中的谭嗣同与陈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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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癸酉九日扫叶楼胜集图。癸酉重阳清凉山扫叶楼雅集部分与会者合影，居中著帽老者乃陈三立。

来源 l 中国书法报

作者 l 张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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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子”之称，始自战国，止于民国。前有战国“四公子”留下狡兔三窟、毛遂自荐等流传千古的历史典故，有明末“四公子”以气节傲骨与文采风流著称于世，后有民国“四公子”的或精擅艺事或英武出群。而其中又有清末“四公子”之说，具体所指虽众说纷纭，但其中两席毫无争议要分给著名诗人陈三立与为维新变法流血牺牲的谭嗣同。

两人的人生因各自的父亲而产生交集。根据避籍原则，江西人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而湖南人谭继洵则担任湖北巡抚。两人皆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治下，公务繁重而交往频密。但两位公子的交往，在现存的文献记载中的反映，却充满了矛盾。

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书札

第一处记载是在谭嗣同之好友唐才常的家书里：“鄂中诸大吏，颇有器重男者。陈右铭方伯之子伯严主政，屡示意复丈，欲男往谒，男终守无故不见之义，不肯先行投刺……”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其时陈三立已通过谭嗣同向唐才常示意，说明两人已有交往，但陈请谭传话，似尚泛泛之交。

约半年后陈、谭之间爆发了第一次矛盾。谭嗣同因为友人张通典在湖南省矿务局受到排挤无法立足，直面该局负责人进行批评，并陪同张通典扁舟东下，毅然返鄂。张通典被逐，是湖南“维新运动”内部矛盾的首次表现，也是谭嗣同与陈三立交恶之始。

谭嗣同与友人告别时的留赠之作

事情还远未结束。时间来到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戊戌年，此时湖南“维新运动”如火如荼，而“维新派”与地方保守势力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三月初，谭嗣同因在《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一文中对康有为勇于上书大加褒扬并称呼其为“南海先生”，引发了陈三立、邹代钧等人的不满，被陈、邹二人攻讦为“党援推奉”，钻营康门。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鹄在看到三月初三报纸刊载之前就已知晓，他将此事转告谭嗣同与唐才常这两位最得意的弟子，二人复信师尊，反驳陈、邹等人的攻击。谭嗣同在信中表示出对康有为大同学说、微言大义的认同与赞美，并认为欧阳中鹄阻止其赞美康有为系受陈三立之压力，对其表示十分不满，并解释自己在该文中称呼康有为为“南海先生”之缘由。此信言辞十分激烈：“接读来谕，不胜骇异！所谓詈骂者未曾吐其千一万一，何况于过？……请转语伯严吏部，远毋为梁星海所压，近毋为邹沅帆所惑，然后是非可出，忌妒之心亦自化。即从此偶有异同，亦可彼此详商，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嗣同等如氢气球，压之则弥涨，且陡涨矣！”唐才常的弟弟才质后来也撰文回忆，陈三立认为谭嗣同《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中“昏骄悍陋、邪曲畏死之小夫”暗指自己，才联络乃师加以阻遏。未曾想此举导致谭嗣同不仅几乎与老师割席，还将易鼐、樊锥、毕永年、何来保等人言辞激烈之文陆续刊发于《湘报》，招来更大非议，维新阵营内部因此发生重大分歧。

谭嗣同自制信笺（局部）

在这封用语恳切的书信中还有一个细节。谭嗣同午后拜见欧阳老师时，遇到陈三立在座，刚欲与之言语，陈对其避而不语。这一举动深深刺痛了敏感的谭嗣同。其实，谭嗣同并非对自己的文章被批评而不满，而是对陈三立诋梁启超、唐才常，并力阻聘康有为来湘之举不满。而在这封信里，谭嗣同还表示，“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表达了愿为维新献身的坚决态度。

然而，一切交道、龃龉都随着政变的爆发和肉体的毁灭而消散。谭嗣同牺牲，不仅被抄家，即便有陈三立写来的书信也早已片纸无存，历经此历史劫难的陈三立手边也很难再能留存谭嗣同的书札墨迹。

1933年底，陈三立应邀为徐良（字善伯，康有为弟子徐勉之子）所藏谭嗣同遗墨和印蜕题词，发表于一份名为《大道》的半月刊。寥寥数语，却荡尽恩仇，满怀悲怆，文曰：“复生负奇气，不可一世，所留遗印章，亦磊珂副其生平。阅世至今，以泪眼观之，不忍复忆往事也。”这是目前能见到的陈三立墨宝中唯一与谭嗣同有关的作品了。而通过这一题跋，又钩沉出谭嗣同的一幅墨宝。

同样在《大道》半月刊的隔两期后，发表了陈三立获观的这件谭氏作品。这幅行书是光绪二十三年谭氏在与友人刘善涵告别时的留赠之作。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一七（一）

谭嗣同并不以书法名世，但对书法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他在《论艺绝句》六首中，有一章专论书艺：“渊源太傅溯中郎，河北江南各擅场。两派江河终到海，怀宁邓与武昌张。”其自注云：“蔡、锺书法，无美不具，厥后分为二宗，晋人得其清骏，元魏得其雄厚，判不合，用迄于今。国朝邓顽伯石如，近人张濂卿裕钊，庶几复合。”巧合的是，荟萃谭嗣同毕生思想探索菁华的《仁学》成书面世的第一个封面题签，就是张裕钊的孙子用乃祖最擅长的南宫体所书。当然这已在谭嗣同牺牲3年之后，他虽无从亲身感受这奇妙的翰墨因缘，单从这段文字洗练、不啻一篇中国古代书法小史的诗注中，也可感受他对中国书法史的修养。而在这件题跋中，谭嗣同又从发展演变的脉络与轨迹以外着眼，援引佛典，认为包括书法、篆刻在内的艺事，也是佛所用心，将艺术史与佛教思想资源作了贯通。尽管该刊只刊登了这幅题跋而将谭氏亲治印鉴的印蜕刊落，但也已经弥足珍贵了。

30余年后，正值寇氛正炽之时，当年的恩怨早已烟消云散，再睹故人的遗墨，怎能不令人心怀感慨。陈三立题写这则跋语时，已是80有余的耄耋老者了。想必他也会翻箱倒柜，努力从箧中搜寻有无手泽留存。所幸找到一页笺纸，聊寄老怀。这页笺纸是谭嗣同设计的私人订制款信笺，所用的图案为佛教造像与题记，是他在南京候补时，结交刘世珩、徐乃昌等金石鉴赏名家和佛学名家杨仁山之际所制。

谭嗣同致汪康年书札一七（二）

义宁陈氏人才辈出，陈宝箴因维新变法而在戊戌政变后受到牵连不久病逝，陈三立在此后的生命里，以诗遣怀，散原老人也以赣派同光体成为晚清诗歌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后辈中，陈衡恪为著名画家，陈寅恪为史学巨擘，但传其诗学的则是其次子陈隆恪。与陈寅恪以世家情怀与史家视角，于《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屡屡分梳变法路径不同的是，陈隆恪得到了他父亲传给他的这页笺纸。此后，隆恪将此笺转赠自己的诗弟子沈宗威，而沈老听闻好友方行编纂谭嗣同手迹，慨然相赠。于是后人也有幸获睹这承载了百年恩怨与家国历史的片纸。而它最初被谭嗣同赠予陈三立似乎也证明着，两人的交往并非仅存文献中记述的那样只有分歧，同为“四公子”的两人，想必也有过惺惺相惜、同气相求的蜜月期吧。

《觉醒年代》再现了民国年间观点、倾向迥异但同系为国家民族探索出路的思想先驱虽然论战不休但彼此敬重的风度与胸怀，而比他们更早的晚清志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稳健与激进只是陈三立与谭嗣同的同中之异，一心为国才是他们的异中之同。

刊载了谭嗣同遗墨和陈三立题跋的《大道》半月刊，于1937年因日寇侵华而终刊。同年9月14日，陈三立以山河破碎满怀忧愤，拒药绝食五日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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