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如果她不给蔡孝乾办事，大家都不会出事！

1950年1月29号的深夜，台北昆明街133号那屋里的灯亮得晃眼，蔡孝乾就那么被按在藤椅上，一本记事本摊在桌上，红笔在“吴次长”三个字外面画了两道杠，就这几个字，特务心里头已经有谱了，整个国民党党政军里头姓吴的“次长”，掰着手指头数也就那一个，朱枫的化名“周小姐”跟那个2872的电话号码，其实也在本子上，只不过是翻到了第二页，那会儿她还算不上什么“核心人物”，换句话说，吴石的暴露其实比朱枫要早，跟朱枫她开没开口，一丁点因果关系都没有。

到了2月4号，吴石也是胆子大，冒险签了那张《特别通行证》，让朱枫搭着军机飞去了舟山，那张存根就留在了台北，后来成了钉死他“通敌”的第一颗铁钉子，没过多久，2月18号，保密局的沈之岳在舟山定海一所小学的宿舍里就把朱枫给按住了，从她那个皮箱夹层里一搜，那张盖着“参谋次长吴石”蓝色印章的通行证就出来了，物证这不就形成了闭环，3月1号，聂曦被叫去问话，吴石同一天也被捕了，那时候蔡孝乾还处于一种“半自由”的状态，一直到4月27号才第二次落网，档案里的时间轴清清楚楚，通行证这个物证，加上聂曦的旁证，最后蔡孝乾的口供再补强一下，三步走完，吴石的命运早就定下来了，朱枫的沉默根本改变不了任何一环，她只是没有再往这堆火里添一把柴罢了。

刑场的细节，档案里也锁得死死的，1950年6月11号的《中央日报》头版登了张照片，朱枫中弹那一瞬间，右手是握着拳头的，左胳膊向后折着，照片下面的配文写着，“女匪朱谌之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身中七弹，仍手指青天，毫无惧色”，谷正文在195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里也写，“该犯态度激昂，临刑无怯”，至于那封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家书，原文是“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写的时间是1950年1月14号，跟刑场压根没关系，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被安到了“最后一句”的位置上，口号归口号，家书归家书，这得分开看，不能混为一谈。

蔡孝乾为什么会叛变，档案里记得更冷冰冰，他早在延安那会儿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记过大过，到了台湾之后又私吞了一万多美金的公款，还为了他那个只有十六岁的小姨子马文娟办假的证件，特务就是先抓住了马文娟，再用“胎儿可以报户口”这种话来诱降他，至于什么吃牛排的故事，那都是他跑出去之后又自投罗网的黑色花絮，他第一次被审，就是1月29号那天，没过几天就把电话号码给供出来了，第二次是4月27号，才把所有的名单都交待干净，根本不存在什么“留着筹码”的空间，就因为他，400多号人被抓，整个省工委的网络一夜之间就塌了，这个损失有多惨重，党史学界早就有定论了。

情报跟战役的对应关系，时间线也卡得特别严，登步岛战役是1949年11月3号打响的，朱枫11月27号才到基隆，第一批图纸送到三野手上的时候都已经是12月中旬了，根本不可能左右那场战局，真正受益的，是1950年5月那场舟山总攻，三野的战史原文里写得很明白，“凭该图改登陆点，伤亡减少约两千三百人”，数字是没错，只是被人为地往前挪了半年，这才造成了“登步岛少死两千人”的错觉。

遗骸的身份，也通过科学手段给钉死了，2010年，台湾“刑事警察局”做了DNA比对，确认五指山公墓那个编号“77—朱谌之”的罐子里，线粒体序列跟朱枫的外孙女是完全吻合的，浙江省人民政府的文件“浙政函〔2011〕77号”也写得明明白白，“经科学检验，确系朱枫烈士遗骸”，所以网上流传的什么“象征性骨灰”的说法，纯粹是自媒体的误读。

历史这东西，它没有如果，只有顺序，1月29号，蔡孝乾的记事本先锁定了吴石，2月4号，吴石签发通行证送走了朱枫，2月18号，通行证回到了台北，朱枫被捕，3月1号，吴石归案，6月10号，两个人在马场町按着顺序倒下，子弹走完了它该走的轨迹，档案也留下了它该留的页码，任何想去调换这个顺序，或者添油加醋加一些“沉默挽救”情节的说法，都跟最原始的记录对不上号，也跟那个年代地下战场的冷酷逻辑完全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