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活了中秋的月，却在千年后成了最该被记住的“冷门诗神”

提起盛唐诗人，多数人先想到的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前者是仗剑天涯的“诗仙”，后者是忧国忧民的“诗圣”，早已成了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

可宋代大文豪苏轼，却在《书唐氏六家书后》里写下一句石破天惊的评价：“李杜之后，唐代诗人当以张九龄为第一。” 这位被苏轼推为盛唐诗坛魁首的文人，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唱，至今仍是中秋夜家家户户会念起的句子；他曾官至大唐宰相，在“开元盛世”的朝堂上执掌权柄，亲手提拔了王维、孟浩然等一批诗人；可千年后，他却成了“只闻其诗、不识其人”的二线人物，多数人记得他的诗句，却不知道这诗句背后，藏着一个岭南少年打破命运偏见、用一生正直对抗官场黑暗的传奇。

今天，我们循着《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走进张九龄的一生。看他如何从“蛮夷之地”的寒门子弟，逆袭成大唐宰相；看他从权力巅峰跌落时，如何将人生的苦水，酿成流传千年的温柔力量。

唐仪凤三年，韶州曲江的一户小官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父亲张弘愈时任新州索卢县丞，这是个从九品的芝麻官，俸禄只够勉强养家，他给孩子取名“九龄”，只求孩子能平安长大，从未敢奢望太多。 彼时的岭南，远非今日的繁华之地。《旧唐书·地理志》里明明白白写着，岭南“多瘴疠，人多夭折”，湿热的气候里藏着致命的瘟疫，交通更是闭塞到“去长安五千里，舟车半岁方至”。

比自然环境更残酷的，是中原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当时朝野上下都信一句话：“岭南无出相者”。意思是这片土地上的人，天生就没资格跻身权力核心，最好的出路，不过是在当地做个小官，了此一生。 张九龄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偏见里长大的。

他从小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新唐书·张九龄传》里说他“幼聪敏，善属文”，五岁能跟着父亲念《诗经》，十岁就能写短文。可岭南的教育资源，贫瘠得让人心酸，当地没有知名的学者，家里的藏书翻来覆去就那几本：一部磨损的《诗经》、半卷《楚辞》，还有父亲从任上带回来的《汉书》残本。

为了读书，张九龄把“苦”字刻进了骨子里。天还没亮，他就揣着饭团跑到村口的老榕树下，借着晨光背书；晚上家里油灯省着用，他就把灯芯拨到最细，凑在微弱的光下逐字逐句啃《汉书》，常常熬到眼睛发红。

母亲心疼他，夜里起来缝补，总劝：“孩子，咱家世平凡，能认几个字、将来找个安稳活计就好，别这么折腾自己。”张九龄却攥着书，小声却坚定地说：“娘，我若不读书，这辈子都走不出曲江；我若不努力，没人会瞧得起岭南人。”

十三岁那年，他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捏把汗的事，给广州刺史张昌龄写了一封信。张昌龄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初唐有名的文人，年轻时和王勃、杨炯齐名，当时正握着岭南最高行政权。张九龄在信里没说一句阿谀的话，反而直抒胸臆：他谈岭南“瘴疠难治，百姓困苦”的现状，提“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的建议，最后还附上三首自己写的诗，结尾只写了一句：“某岭南末学，不敢自比先贤，然心慕大道，愿得先生指点。”

信寄出去后，家里人都怕得罪大官，劝他赶紧后悔。可张九龄却笃定：“张刺史是文人，若他连直言的少年都容不下，怎配治理岭南？”没想到几天后，刺史府真的派人来了，张昌龄读完信，惊得直说“此子有奇才”，专门派车马把张九龄接到广州。 见面那天，张昌龄指着桌上的《汉书》问他：“你一个岭南少年，为何敢直接给我写信？”

张九龄抬头，眼神亮得像星：“先生是岭南父母官，学生说的是百姓心声，不是狂言。”张昌龄听罢，当即拍桌：“好！我教你诗文，更教你如何做一个能为百姓做事的人！” 此后三年，张九龄成了张昌龄的弟子，不仅学诗文，更学经世致用之学。张昌龄常带他走访岭南各地，看百姓如何在瘴疠里种地，如何在洪水后重建家园——这些见闻，后来都成了他为官时的初心。不到二十岁，张九龄就成了韶州一带的“小才子”，可他知道，要打破“岭南无出相者”的魔咒，必须去长安。

唐神功元年（公元697年），19岁的张九龄背着行囊，踏上了前往长安的路。从曲江到长安，全程三千多里，当时没有官道，只有崎岖的山路和泥泞的河道。他白天靠步行，晚上要么住破败的驿站，要么借宿农家，一路上吃了多少苦，《新唐书》里只轻描淡写一句“涉险渡瘴，三月乃至”。可当他站在长安朱雀门外，看着巍峨的城墙时，满身的疲惫都化作了坚定，他不知道，这座繁华的都城，会让他尝尽人生的甜，也会让他摔得最痛。

初到长安的张九龄，撞上了武则天执政的最后几年，朝堂局势乱得像一团麻。他没有急着求官，而是在长安城西租了间小房子，一边继续读《史记》《汉书》，一边观察时政，他知道，科举不仅考才华，更要懂时局。 可命运第一次给了他当头一棒。唐长安二年，24岁的张九龄参加科举，本以为能轻松及第，结果却名落孙山。

放榜那天，他站在榜单前，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人群散去，才失魂落魄地走回出租屋。后来他才知道，那年的主考官是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录取的多是权贵子弟，他一个没背景的岭南人，再有才也没用。 有人劝他：“不如找个权贵投靠，求个推荐？”张九龄却摇了摇头。他收拾行李回了岭南，在曲江的家里苦读三年，直到唐景云元年，29岁的他再次赴长安应试。

这一次，他凭借一篇《白羽扇赋》惊艳了主考官，赋里写“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既显文采，又藏抱负，主考官当即把他列为进士及第，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是个从九品上的闲职，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皇家图书馆的典籍。别人都觉得委屈，张九龄却乐在其中，皇家图书馆里藏着无数珍本，从先秦诸子到六朝诗文，他一本本读，笔记写了厚厚十几本。这段日子，不仅让他的学识更扎实，更让他读懂了“治世”的道理：历史里的明君，从来不是靠权谋，而是靠民心。

真正的转折点，在唐先天元年，这一年，李隆基刚即位为唐玄宗，为了选拔真正的人才，他特意举办“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试，顾名思义，就是要选敢说真话的人。张九龄立刻报名，在策试里写下《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直指当时的弊端：“今百姓苦徭役，官吏贪腐，若不整顿，恐失民心。”他还提出三大主张：轻徭薄赋、重视农桑、整顿吏治，言辞恳切，切中要害。

唐玄宗读完后，拿着策论对宰相姚崇说：“此人有治国之才，当重用。”很快，张九龄被提拔为右拾遗，这是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责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个职位，让他的“直脾气”有了用武之地，也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得罪人”的滋味。 当时姚崇正在推行“吏治改革”，想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可改革太急，地方官为了完成指标，不分青红皂白地罢免官员，甚至有清廉的县官被冤枉。

张九龄看在眼里，直接写了篇《上姚令公书》，毫不客气地指出：“改革当循序渐进，若为了速度而伤了好官的心，将来谁还肯为朝廷做事？” 姚崇是“开元盛世”的奠基人，脾气本就刚烈，可读完信后，却特意召见张九龄。他指着信里的句子问：“你不怕我治你冲撞之罪？”张九龄回答：“大人是为了大唐好，学生也是为了大唐好，若因说真话获罪，学生认了。”姚崇听罢，哈哈大笑：“好一个敢说真话的岭南子！”随后，他果然调整了改革政策，还把张九龄调到身边当助手。

可“直”也让他付出了代价。唐开元十一年，权臣宇文融主张“括户”，就是清查全国没登记的户口，以此增加税收。可政策执行时，地方官为了政绩，把百姓的私产硬算成“逃户财产”，甚至逼得百姓逃亡。张九龄多次在朝堂上反对，说“括户本是好事，可逼得百姓流离，就是害民”。这话彻底得罪了宇文融，他在唐玄宗面前诬陷张九龄“结党营私，阻碍新政”。

唐玄宗虽知道张九龄正直，可当时宇文融势力太大，为了安抚他，还是把张九龄贬到了洪州，当都督。离开长安那天，好友王维来送他，写下“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他：“官场如江湖，稍微低头，路就好走了。”张九龄却笑着拍了拍王维的肩：“若为了官位丢了本心，就算做了宰相，又有什么意思？” 在洪州的三年，张九龄没有消沉。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随从走遍洪州各县，看百姓到底苦在哪里。

他发现洪州多水患，就组织百姓修堤坝、疏河道，还亲自去工地监工；他看到当地孩子没书读，就把废弃的官舍改成学校，邀请文人来教书。《新唐书》里记载，他任内的洪州“岁稔年丰，百姓安乐”，百姓甚至给他立了生祠，感谢他的好。 也是在洪州，他写下了“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的诗句。没有贬谪的愁绪，只有对生活的热爱，他始终相信，无论在哪里，只要能为百姓做事，就是值得的。 唐开元十四年，唐玄宗终于想起了这位有才华又正直的官员，召他回长安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令。此时的唐玄宗，正处在“开元盛世”的巅峰，他想找一位能辅佐自己的宰相，而张九龄，渐渐成了他心中的不二人选。 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九龄正式拜相，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上任那天，他在朝堂上对唐玄宗说：“臣不敢保证让陛下事事顺心，但臣敢保证，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大唐百姓。” 这句话，成了他宰相生涯的誓言。他任内做了两件影响深远的事： 一件是选贤任能。

他主张“唯才是举”，不管出身高低，只要有才华就提拔。孟浩然曾写“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向他求职，张九龄看后，立刻推荐孟浩然任荆州从事；王维能官至尚书右丞，也离不开他的提拔。他还改革科举，让更多寒门子弟有机会入仕，当时的人都说，“九龄为相，朝堂无废才”。

另一件，是力阻安禄山。当时安禄山因战功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推荐，有人甚至建议提拔他为御史大夫。张九龄却在朝堂上坚决反对，他拿着安禄山违反军纪的卷宗说：“安禄山此人，面有反相，野心勃勃，今日不除，他日必成大患。”为了说服唐玄宗，他还举了安禄山之前虚报战功的例子，请求处死安禄山。可唐玄宗晚年已渐渐昏庸，只当他是“小题大做”，不仅没杀安禄山，反而提拔他为范阳节度使。 当时有人劝张九龄：“陛下都不听了，你何必再争？”他却摇头：“我是宰相，若明知有隐患却不说，就是失职。” 可惜，这样的正直，终究没能敌过官场的黑暗。 张九龄的宰相生涯，只维持了三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朝堂的风向变了，唐玄宗宠信武惠妃，想废了太子李瑛，立武惠妃的儿子为太子，还想立武惠妃为皇后。张九龄坚决反对，他在朝堂上直言：“武氏曾篡夺大唐江山，若立武惠妃为后，恐动摇社稷，陛下不可不三思！” 这句话，彻底惹恼了唐玄宗。而一直觊觎宰相之位的李林甫，抓住了这个机会。李林甫是个“口有蜜，腹有剑”的小人，他早就看不惯张九龄的正直，立刻联合武惠妃，诬陷张九龄“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为了让唐玄宗相信，他们还伪造了张九龄与太子的来往书信，说两人“私通谋逆”。 唐玄宗晚年，早已没了早年的英明，他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于唐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下旨：免去张九龄宰相之职，贬为荆州长史。这一年，张九龄58岁，降到从五品的长史，不仅是官职的跌落，更是人生的重击。 接到贬谪诏书那天，张九龄没有哭，也没有抱怨。他平静地收拾好行李，只带了几箱书和几件旧衣服，就独自前往荆州。

路过长安街头时，他看到曾经熟悉的朝堂，如今已物是人非，却只是叹了口气，在日记里写下：“吾一生正直，无愧于天地，虽被贬，亦无悔。” 荆州是座古城，长江穿城而过，风景秀丽，可终究不是长安。张九龄到任后，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写诗上。他常常一个人漫步在长江边，看着滚滚江水，想起自己的一生：从岭南少年到大唐宰相，从直言进谏到被贬他乡，有过辉煌，有过失意，可从未后悔。 唐开元二十五年中秋夜，荆州下了一场小雨，夜里月亮却格外亮。

张九龄在官舍里，独自一人对着月亮喝酒。他想起了岭南的家乡，想起了长安的朋友，想起了天下的百姓，他拿起笔，借着月光写下《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这首诗里，没有贬谪的愁苦，只有温柔的思念。“海上生明月”，写的是他少年时在岭南见过的大海，是他最初的梦想；“天涯共此时”，写的是他对大唐的牵挂，是他作为臣子的初心。即使被贬，他心中装着的，依然是天下人。 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全国，甚至传到了长安。

唐玄宗读到“海上生明月”时，愣了很久，说：“九龄的才华，朕终究是错过了。” 在荆州的四年里，张九龄还写了《感遇十二首》。这组诗，是他一生的写照：“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他用兰花和桂花比喻自己的品格，即使在困境中也保持高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说自己就像山中的草木，凭着本心生长，从不求别人的赏识，这是他一生的坚守。 可荆州的潮湿气候，让他的哮喘越来越重。

他常常咳嗽到半夜，却还是坚持写诗、读书。每当有长安的消息传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安禄山，当听说安禄山的势力越来越大时，他常常对着长江叹息：“陛下若听我一言，何至于此！” 唐开元二十八年春，张九龄的病情突然恶化。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就写下遗书，叮嘱家人：“吾死后，勿葬长安，归葬曲江，吾生于岭南，亦当死于岭南。”同年五月初五，张九龄在荆州官舍病逝，享年62岁。

他去世的消息传到长安时，唐玄宗正在洛阳游玩。听到消息后，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九龄是忠臣，可惜朕没听他的话。”随后，他追赠张九龄为荆州大都督，谥号“文献”，可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唐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率领十五万叛军攻占洛阳，逼近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往蜀地，途中，他想起张九龄当年的劝告，哭着对左右说：“如果张九龄还在，朕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张九龄用一生坚守的正直，没能挡住安禄山的铁骑，却留下了最珍贵的诗，那些诗里，藏着一个文人的初心，也藏着大唐最后的温柔。

那被低估的“诗神”：为什么苏轼说他“唐代第一”？

如今提起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的名字家喻户晓，可张九龄却成了“冷门”，很多人会背“海上生明月”，却不知道作者是谁；很多人读过《感遇十二首》，却不知道诗里藏着怎样的人生。

可在宋代，张九龄的地位极高。苏轼不仅说他“唐代诗人之冠”，还在《东坡志林》里写：“吾每读九龄诗，便觉尘俗尽去，心中清明。”为什么苏轼会如此推崇他？ 因为张九龄的诗，不仅有文学之美，更有精神之力。他的诗里没有李白的狂放，没有杜甫的沉郁，却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对人生的热爱，对理想的坚守。他写“海上生明月”，不是为了抒情而抒情，而是把对天下人的牵挂，藏进了月亮里；他写“草木有本心”，不是故作清高，而是用一生证明了“正直”的价值。

从文学史上说，他还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奠基人。王维的“空山新雨后”、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都能在张九龄的诗里找到源头。他的诗语言清丽，意境深远，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直击人心，就像“海上生明月”，只用几个字，就写出了中秋夜最动人的画面，千年后读来，依然让人想起远方的人和事。

更重要的是，他打破了“岭南无出相者”的偏见。在他之前，岭南文人在中原文坛几乎没有话语权；在他之后，越来越多的岭南人走出家乡，用才华证明自己。他的家乡曲江，至今还保留着“九龄路”“九龄书院”，百姓们还在说：“我们曲江，出了个好宰相、好诗人。”

如今，我们再读张九龄的诗，依然能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力量。当我们为生活的挫折烦恼时，想想他被贬荆州后，还能写出“海上生明月”，就会明白：苦难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成长的起点；当我们面临选择时，想想他一生坚守的“正直”，就会知道：只要守住本心，就不会迷失方向。

他或许不是最出名的唐代诗人，却是最该被记住的那一个。因为他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成功，不是官做得多大，名有多响，而是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能保持初心，用热爱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 就像他写的那轮明月，千年过去，月亮还是那轮月亮，而他的诗，也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