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楚科夫斯基【俄罗斯】：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几次相遇

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几次相遇尼古拉·科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作 思纯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经常见到马雅可夫斯基，因此记忆中已经无法区分他每次来访的情形了。他经常待在库奥卡拉我家的居所里。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是在我家度过的，而且当他住在库奥卡拉和其他地方的别墅时，几乎每天都到我家来吃饭。我们住在彼得堡时，一到星期天，他就和自己的朋友们——瓦西里·卡明斯基【瓦西里·卡明斯基（1884—1961），俄罗斯诗人】、别涅季克托夫·利夫希茨【别涅季克托夫·利夫希茨（1886—1938），俄罗斯诗人、翻译家】、赫列勃尼柯夫【维利米尔·赫列勃尼柯夫（1885—1922），俄罗斯诗人、小说家】和库利宾【尼古拉 库利宾（1868—1917），俄罗斯画家、音乐家】一起来我家。

回想当初的谈话，我理解他对库奥卡拉生活的眷恋同逃避兵役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那时我就知道，他逃避当兵不是因为胆小，而是出于对战争的憎恨。马雅可夫斯基是未被黩武的沙文主义沾染的第一人。这我也看出来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们第一次从城里来我家是仨人——马雅可夫斯基、卡明斯基、利夫希茨一起来的。当时我十一岁，他们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同，令我兴奋不已——那是三个高大英俊的青年人，声音洪亮，活泼愉快。这次的来人中我最喜欢的是瓦西里·卡明斯基，他在他们中间最为活跃，而且还是一名飞行员，或者当时称作航空家。吃晚饭时他讲述了飞行中的种种神奇事件，然后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斯坚卡·拉辛》：

健壮的脚上穿着树皮鞋的人们，

全都到船头上去！

他的穿着也与众不同：那是一件别致的淡褐色短皮上衣，这衣服赋予他超凡的勇敢形象。他的浅黄色短发打着卷，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欣赏他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伊利亚·叶菲梅奇·列宾，他也坐在桌旁，钦佩而兴奋地望着卡明斯基，结束朗读时，他忍不住盛赞诗人，赞叹不已。列宾一向喜欢夸奖和赞美别人，而他的夸赞在我看来总是言过其实，他指责别人时同样如此。

但只有这次来我家时卡明斯基超过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马雅可夫斯基成了我们餐桌上的主角，两年间无人取代。

《穿裤子的云》就是他住在我家时写下的，确切地说不是写，而是一边踱步一边编出来的。这样的情景我看见过很多次，只是过了很久才记录下来。

我们的住处毗邻海滩，如果走出我家的栅栏去海滩，顺着海岸往右走，就来到一处相当陡峭的崖边，那里堆砌着用铁丝捆绑的粗糙的灰石块，这个大型工事当时称作“巴尔特涅尔墙”，因为此处曾属于地主巴尔特涅尔，他不希望秋天海水裹挟着狂风冲刷掉他的土地。地主的名字早已被人遗忘，但是那堵叫做“巴尔特涅尔”的墙依然留在那里，尽管已经没有人知道那是巴尔特涅尔建造的。

正是在那里，在巴尔特涅尔墙旁边，长诗《穿裤子的云》诞生了。每天早晨，马雅可夫斯基吃过早饭后都会来到巴尔特涅尔墙旁，那里空寂无人。我和妹妹莉达在海滩上跑来跑去，经常看到他高大的身影，微驼着背，在被海水打湿的石块上走来走去，挥动手臂，高声朗诵。在那儿他可以大声喊叫，因为风浪压倒了一切声音。

他回住处吃午饭，在餐桌上每次都要朗读刚刚创作的一段长诗。他站在那里朗读，我父亲总是大声赞叹并要他反复读。《穿裤子的云》中的许多片段我从那时起就会背了。

除了父亲、母亲和我们，在餐桌上马雅可夫斯基还有一位女听众——我的女教师叶芙盖尼娅·布罗尼斯拉沃芙娜。她住在我家，是来自维利纳的波兰人，一位年轻姑娘，身材不高，尖尖的小鼻子，快言快语，细声细气。她总是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马雅可夫斯基，入迷似的张着小嘴。每当他一出现，她便立刻沉默不语，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而这至少瞒不过我，因为我比别人更了解她。可诗人根本不理睬她，有时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只要有他坐在桌旁，她就像个哑巴似的一声不吭。

不过有一次她终于开口和诗人说话了，当然不是在餐桌上，也不是当着我父母的面，而是在通向海滩的那扇栅栏门旁。或许她是有意在那里等着诗人，知道他从海边返回时一定会经过那扇栅栏门。当时我也在那儿转悠。

那天潮湿有雾，雨点从松树枝上落下。马雅可夫斯基推开栅栏门，走进花园，低头大步走上小路，甚至都没看叶芙盖尼娅·布罗尼斯拉沃芙娜一眼，可她却从侧面直冲向诗人。她走到诗人对面，突然开口问道：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您写下这些诗，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呀？”

我不记得她要诗人解释的是《穿裤子的云》中的哪一段了。

身材高大的马雅可夫斯基低下头看着这个矮矮的小人儿，瞧着她那向上翘起的小鼻子。

“哎呦是您啊，我的小线轴！”他说道，然后就独自走开了。

后来我曾多次听到有人说马雅可夫斯基似乎是个粗暴无礼的人。这可是极大的误解。他年轻时极其腼腆，经常需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我本人也曾深受害羞之苦。那时我就已经格外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且对此从未有过怀疑。诗人平时之所以说话尖刻，正是要以此来克服内心的胆怯。除此之外，他天生就具有卓越的讽刺才能和对任何庸俗事物的准确感知。

他从未粗暴对待过比自己弱势的人，对孩子们也总是温柔有礼。下面我就讲讲他是怎样对待我和妹妹的。我曾多次见到他和伊利亚·叶菲梅奇·列宾在一起，有时是在我家，有时是在列宾家。当时许多人把他俩——一个未来派，一个巡回展览画派——看作是对立的双方，但他们之间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马雅可夫斯基的态度是信任和尊重，列宾方面则是友善和关心。列宾仇恨“艺术世界”，只要一提到伯努阿的名字，就气得满脸通红，他称伯努阿为伯努阿什卡，但对马雅可夫斯基却很敬重、友善。他们一大群人坐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听某人朗诵，一个人坐在一边的墙角画着什么，另一个人则坐在另一边的墙角。

后来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这样的传闻：很少有女人会爱上马雅可夫斯基。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我记得当年库奥卡拉镇有一位女业主，名叫布利诺娃的女士，热烈地爱着马雅可夫斯基，我从大人们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她这段爱情的议论。

（布利诺娃的别墅位于大直路上，与画家尤里·安年科夫父母的别墅相邻。她有两个儿子，泽嘉和库卡，一个比我稍大，另一个和我同岁。我住在库奥卡拉期间，不管是和布利诺娃还是和她的两个儿子都很熟，但我不记得她是不是有丈夫。布利诺娃是个三十八岁上下的美丽女性。她与文学、艺术都毫无关联，但就像库奥卡拉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她常到列宾家、我家、安年科夫家、叶夫列伊诺夫家，整个库奥卡拉的人都拿她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毫无希望的爱情取笑。她四处追逐他，疯狂地试图把他拉到自己的别墅去，而诗人却很少也极不情愿光顾她那里。令我父母感到特别可笑的是，她这个迄今为止对艺术最具小市民观点的人，突然之间竟成了狂热的未来主义者。）

在革命前的那些年代，流落到库奥卡拉的人当中还有拉扎尔·卡门，他是来自敖德萨的作家，一位谦和、贫穷的美男子，优秀的滑雪运动员，也是后来苏联著名电影摄影师罗曼·卡门的父亲。这位拉扎尔·卡门经常到我家和列宾家。他爱好音乐，为人机敏，喜欢演唱自己根据《女主人》的曲调编写的长歌，以此取笑库奥卡拉所有的传闻轶事。这首歌是即兴之作，歌词每次都有所变化，增加新的内容，其中一些段落被我父亲收入了文集《楚科卡拉》中。我清楚地记得蓝眼睛卷头发的卡门坐在我家沙发上唱他的那首《女主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列宾也在场，歌中有几句是关于布利诺娃的：

她同未来主义者们混在一起，

成了未来主义的同类，

太太呀，太太……

根据我们家精心隐瞒的传说，那些年马雅可夫斯基喜欢的是我母亲。这事我听父亲和母亲都说起过。父亲很少也不愿忆及此事，母亲却很认真并引以为荣。她曾对我说，有一次父亲把马雅可夫斯基从我家别墅的窗户扔了出去。即便这个插曲有些过头，但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到我父亲同马雅可夫斯基的关系。

我同马雅可夫斯基再见面，已经是革命初期的那几年了。那几次见面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次在先、哪次在后。记得格外清晰的是，有一次我和父亲走进城里一处很漂亮的住宅，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所有房间的地板上都摆放着大幅招贴画，马雅可夫斯基正在上面作画，其中一些画已经完成，另一些则刚刚开始。马雅可夫斯基迈着长腿，跨过画幅指给我们看。当时那里还有一位画家，也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有着修长的身材，大概是柯兹林斯基，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是在一九一八年的彼得堡，还是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间的莫斯科。

国内战争时期马雅可夫斯基经常来彼得堡，但从未到过我家，是何原因我不知晓。我和妹妹莉达出席了他所有的公开朗诵会，多次听他朗诵《宗教滑稽剧》《一亿五千万》《一百四十颗太阳的落日霞光》等，我们听得极为震撼。在此之前我还从未遇到过马雅可夫斯基吟唱自己诗歌的片段。他读到《宗教滑稽剧》中的四句诗：

虽然我不比雪更白，

但，尊贵的先生，

我是阿比西亚的

黑人皇帝。

这四句诗他一定要用进行曲的调子唱出来。

令我和莉达不好意思的是，他总能认出我们。朗读结束后他就来和我们说话。他说的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琐事，询问我们父母的健康状况，请我们转达他的问候。每每这种时刻，他总是亲切地轻抚被听众包围着的我们的肩头，而我则羞得窘在那里。

那些年我非常腼腆，但是有一回在马雅可夫斯基面前却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大胆和勇敢。这事发生在一九二○年冬天，在莫伊卡大街五十九号的“艺术之家”。那天，在那里的晚会上，举行了彼得堡一小部分年青诗人同马雅可夫斯基的见面会。见面会不是在大厅，而是在一个较小的房间里进行的。当时大约有二十多人，围着一张长桌坐在厚实的高背橡木椅上。古米廖夫没有到场，勃洛克自然也不在。都有谁在那里呢？我很难记起而且也怕弄错，不过好像有若日科两兄弟——伊凡诺【夫格奥尔基·伊凡诺夫(1894—1958)，俄罗斯侨民诗人、小说家、翻译家、评论家】和阿达莫维奇【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1892—1972），俄罗斯侨民诗人、评论家】，还有奥楚普【尼古拉·阿夫杰耶维奇·奥楚普（1894—1958），俄罗斯侨民诗人、翻译家】、沃瓦·波兹涅尔【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波兹涅尔（1908—1975），俄罗斯电影产业的先锋人士】、涅利吉亨【谢尔盖·涅利吉亨（1891—1942），俄罗斯诗人】、列瓦·伦兹、米沙·斯洛尼姆斯基【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1897—1972），俄罗斯作家】、奥连卡·基夫【奥尔加·基夫（1904—1963），俄罗斯女作家】、穆霞·阿洛金娜、叶丽扎维塔·波隆斯卡娅【叶丽扎维塔·波隆斯卡娅（1890—1969），俄罗斯女诗人、小说家】、达尼尔·戈尔芬克尔【达尼尔·戈尔芬克尔（1889—1966），俄罗斯诗人、翻译家】。马雅可夫斯基朗读的是《一亿五千万》，我觉得这首诗我和在座的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他的朗诵震撼人心，但在座的多数人对他的诗都抱有敌意，喜欢这首诗的只有我、沃瓦·波兹涅尔和列瓦·伦兹。但我们是所有人中最年轻、不受人待见和胆子最小的。在全场一片沉寂中，马雅可夫斯基结束了朗诵。记得他在桌旁坐下（他是站着朗诵的），试图让听众发言，但是毫无结果。谁都不说话。于是他建议其他人来读诗，也没有人响应。他就那样等着，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突然间，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我决定由我来读。

一九二○年初秋，我写了一部长诗《新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写的是一位十六岁的中学生、共青团员。这首诗是用奥涅金体写的，于我而言这是诗歌技艺的一个奇迹。在“艺术之家”的小组中，我不止一次地为大家或个别人朗诵过，每次都不成功。现在我满怀天真地要把他当面读给马雅可夫斯基听。

我朗诵了大约二十分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神情严肃地注视着我的脸。他一次也没有微笑过，看起来似乎是在竭力克制着自己。我读完后，他问还有谁愿意朗诵。没有人愿意。他也就没再坚持。他好像对这些人没有任何兴趣，疲倦地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

“咱们走吧！”他说，“我想带您见见丽莉娅。”

原来，他和丽莉娅·勃里克就住在这里，“艺术之家”的一间适合居住的房间里。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带我穿过楼里的走廊和楼梯。就这样他领我来到一扇厚重的门前，带我走进了他居住的那个宽敞的房间。

房间里凌乱不堪，满屋子烟味，房间一角的桌上堆放着没有清洗的餐具，几名男女坐在那里。他们正在打扑克牌玩捉傻瓜游戏。一个身穿军服、脚蹬长靴的男人背朝着人们躺在沙发上。我们进来时，一个身材矮小的胖女人正在伸手用扑克牌按照输掉的点数击打坐在桌子对面牌友的鼻子。马雅可夫斯基等待她做完这个动作。

“丽莉娅，这是科利亚·楚科夫斯基。”他说。

这时躺在沙发上的男人翻转过身来，原来他是普宁。丽莉娅走到我面前，微笑着伸出手。

左为丽莉娅·勃里克（马雅可夫斯基情人），右为普宁

“他刚才给我朗读了他的长诗，”马雅可夫斯基接着说，“叫《新的叶甫根尼·奥涅金》。”

“怎么样，比原来那首好一些吗？”丽莉娅问。

马雅可夫斯基略一沉吟。

“不，可能有些不如。”他说道，毫无笑意。

我害羞得跑开了。

最后一次见到马雅可夫斯基，是在列宁格勒维堡文化宫上演话剧《臭虫》时。我是应妈妈的请求和她一起去的，没有人邀请我们——看来是妈妈自己买的票。她穿上了黑色的丝绸衫，看样子非常兴奋。剧间休息时，马雅可夫斯基缓慢地穿过座椅走过大厅，登上舞台。我们第一次看见他剃了光头，我妈妈对此感到惊讶，觉得他完全变了样。她不知为何认为他很不幸。

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死，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听到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传闻。多年之后，一九四八年，我和家人在维尔图申诺村度夏，那地方位于被叫做“马列耶夫卡”的谢拉菲莫维奇文学基金会疗养院附近。那年夏天奥丽加·弗拉基米罗夫娜·马雅可夫斯卡娅也来到马列耶夫卡休假。我以前从未见过她。她听说我住在附近，就希望和我认识并拜访我们。这是一位五十多岁、身体肥胖的妇女，不仅长相而且连说话都很像她的哥哥。当时她已经有重度心脏病的迹象——她患有气喘病，面部浮肿——这导致她几年之后去世。她对我和妻子非常友善，初次来访后便每天都来。

突然，她的来访中断了。

有一个多礼拜她没再来我家。我和妻子都感到不安，猜测她生病了。我去找住在疗养院的熟人打听消息，得知她确实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也不到饭厅去。

但我很快便得知她身体健康，就像她通过我们共同的熟人所转述的那样，她解释说，弗·弗·叶尔米洛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尔米洛夫（1904—1965），俄罗斯文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拉普领导人之一，曾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发表过攻击言论】来到了马列耶夫卡，为了避免和他见面，她在自己房间里待了十天。而后，因为指望不上他离开，她便走了。她毫不隐瞒自己认为弗·弗·叶尔米洛夫对她哥哥之死负有罪责的想法。

马雅科夫斯基

作者简介

尼古拉·科尔涅耶维奇·楚科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рнее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1904—1965），俄罗斯作家、翻译家。他的父亲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882—1969）和妹妹莉季雅·楚科夫斯卡娅（1907—1996）也都是优秀作家。尼古拉·楚科夫斯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彼得堡与库奥卡拉（1948年后更名为列彼诺）小镇度过，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很早就结识了众多著名的诗人、作家。1919年至1921年他参加了由尼古拉·古米廖夫主导的诗歌讲习班，1921年与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接近，1923年在柏林的《对话》杂志上发表长诗《小山羊》，获得高尔基与霍达谢维奇的赞誉，1928年出版诗集《穿越荒野天堂》。1930年代发表了社会心理小说《青春》，写国内战争的长篇小说《荣耀》《雅罗斯拉夫尔》，中篇小说《瓦利娅》《妹妹》，短篇小说《第五日》等。二战期间他在军中作为战地记者亲历了列宁格勒围困。之后转向写作关注战时与战后初期人们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小说，如《最后时光》《最后一个女指挥官》《曲折的爱情》等。此外，作家从1950年代开始陆续将自己在不同时期与若干作家接触、交往的经历诉诸文字，这些回忆文章观察细致，内容丰富，颇具史料价值，1989年由莫斯科的苏联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文学回忆录》（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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