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一生最重要的“社畜”忠臣：一个抑郁而终，两个临死还在加班

康熙身边那些死在岗位上的人

说起来，人这一辈子，到底为谁辛苦？你八岁小娃娃，前脚还在家里玩纸鸢，后脚坐上皇位，肩上顶的已是半个天下的分量。再有权势，也难免有没法自己做主的时候。康熙是这样，他身边的那些名臣良将，其实也差不多——一生在风浪和期望里磕磕碰碰，最后大多也没熬过那个想安稳喝碗茶的黄昏。

满清到了康熙，正是家底见厚，气势正盛的时候。很多人说康熙少年心性早熟，可实际上，他小时候折腾得也不轻。自己户口本才刚上，朝堂的大事小情、老祖宗的规距，就跟窗外秋风似的，一阵一阵压得人喘不上气。日子久了，骨子里那种一板一眼和“不放心”，就像老酒，越窖越烈。

在这样一个皇帝底下做事情，得有几分真本事，也得有胆量。别的朝代当官，兴许混个俸禄，忙里偷闲也能过；但康熙那时候，谁要想装糊涂，分分钟得自己收拾包袱。你看清初那批骨干，多少是家底都压上去了，换来一句“国泰民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谁心里没团火。

提起收复台湾的事情，姚启圣的名字总是绕不开。姚大人出生在江浙，水汽润，性子却挺干脆。小时候听说他不喜欢跟人争，就好打抱不平。后来才知道，他嘴上不说，心里那股劲儿，比谁都拧。最初他进清军阵营的时候，头衔其实不大响。但仗着年轻，还有股横劲儿，什么苦差事都抢着来。刚调去通州还没两天，就找着机会报了个小仇。

这仇也有点戏剧性。当个地方官，第一件事不是修水利、查田赋，而是把从前欺负自己的本地土豪抓起来，活活用棍子打死了。这下子，坊间都议论：“这姚大人，就是不吃亏。”当然，官场是水深，一时快意恩仇，转头就被人叨咕着非议。他索性辞官，请缨挂印，转头旅游江湖去了。

不过，这人命里带传奇也奇怪——按理说闯了那么大个祸，后头应该凉了才对，可他就是有办法把事情玩回来。辞官在外的那几年也没闲着，有一次在路边，看见兵卒抢平民的女儿。他是那种先劝劝你，不听劝就不惯着的主儿。两句话不成，上去夺刀抡出去，也真敢杀人。兵卒倒下了，姑娘没事，后来的那些平民和小吏，估计心都咯噔一下：咱这位大人，连命都不要。

混到而立，赶上八旗乡试，考了个头名，官复原职。这之后，他干得越发起劲——打仗也冲在前头，和靖南王对阵时，康亲王带头，他父子俩拼了命往上冲。靖南王撑不住投降后，姚启圣从地方小官一下被调到布政使，又升福建总督，官路跟坐电梯一样，眼看要上天。

再说收复台湾，那是康熙朝绕不过去的一战。姚启圣跟着亲王把金门、厦门这些地方逐个攻下来，打下功劳不说，还被赐了个骑都尉的世袭爵位。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六十出头，不料老毛病一犯，屁股和后背都疼得不行。那年头能有啥好医生？天天坐案头批公文，恨不能把自己熬干净。有说那会儿他其实挺郁闷，没过两年就咽了气。

康熙皇帝对这老姚还是念情的。军械上的事出点纰漏，他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深究。人在最有权的时候，未必真的心狠。有时候反倒更念那段大家辛苦在一起的岁月。

要说大清文武，光谈打仗还不齐全。有一个叫靳辅的，人称治河专家。论本事，他倒没有姚启圣那么“快刀斩乱麻”，但耐心和细致，真是没得挑。靳大人一辈子主要和黄河打交道，这条河跟头牛似的，兴风作浪，年年决口，看得人脑壳疼。换了那康熙年间，大工程得有魄力、有章程，可还得开动脑筋。

靳辅年轻时读书进士，进得翰林，读案头八股。一开始还指望考学升官，结果一掉到河道总督的位子，就再也离不开了。这活简单说就是站泥巴里，查水、查坝、查闸口。黄河捅个窟窿，他还得趴下去看，一身泥一身水，指甲里都塞着沙。

干河工不是一锤子买卖。靳辅不愿意套用旧法，他要叫人去实地考察。明朝的法子能用就用，该改就改，见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外人守着，以为他每天都在堤坝上转，其实人家一门心思想把漕运也通了，连带着盐道、商路都考量周全。那份周到，外户难见。

但是，天不遂人愿。哪怕千般努力，黄河还是出乱子，宿迁一决口，什么成绩全毁了。外头指手画脚的多了，御史恨不能逮着机会参他一本。"他干了九年河工，就这么一滩烂泥？"风声凛冽，康熙信精品辅，可也压不住外头舆论要杀人的那股劲，只能暂时免了他的职，好安老百姓和官场的心。

后头，黄河又好了点，靳辅虽然洗清了冤枉，可人到晚年诸多不顺。治理团队乌烟瘴气，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往里搅，靳辅老了，精力到底有限。有时他得病请假，歇两天依然想着河上的事。再出山时，自己都快撑不住了。高烧不退，死在任上，尸骨那年还没冷，为他修了祠，正对着黄河。他活着治河，死了也守着那条河。

说句闲话，人要知道自己能干啥，真要有“点到为止”的自觉，兴许不会被熬得那么惨。靳辅其实也明白，做官谁能潇洒，世上哪有事事如意。

康熙朝还有个周培公，大半辈子的高光时刻，就是敢于做自己认定的事，而且，这一坚持就是一生。

周培公早年不过是个州里小吏，干过胥吏，谁知道杀出个稀里哗啦的三藩之乱，他摇身一变，进了内阁。他的能耐不在话头多，而是肯干敢冲。三藩突然造反，兵强马壮的王辅臣困在西北。当时清廷想硬攻，但清点兵力一看，动真格就得死一堆兄弟。还是周培公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当说客。他手持康熙御批的谕书，套上黄马褂，进城劝降。谁都说这路危险得要命，但他还真成了。靠一句句温软的劝慰，王辅臣投降了，几乎一兵未损。皇帝高兴坏了，赏的不光是官职，更多是“你有我信”的那份信任。

周培公五十多岁辞了职，在家养病，可心头一直挂念朝局。听说西北又闹事，拿起笔就是防守妙计，康熙一看，这人又行，调回来再守边。他不是那种夜郎自大、不足为道的角色，反倒有着自己的一根筋。这人就是把自己耗尽了，也不求泄力、辞苦，死在岗位上时已经过去十年。

说起来这一代忠臣，能说的波折故事还多，可他们其实连老百姓那点闲福都没享过。你说他们图什么？有人悄悄嘟囔：“都是死在岗位上，怕不是皇帝压着管得太紧吧？”但真想想，人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安稳”？也许姚启圣、靳辅、周培公，到底是怕自己的力气被白白荒废了——既然手里有点东西，不做点事，转头一场空。

留下功德也好，落得闲名也罢，人活这一遭，能有一份执念，也算去了不亏。至于归宿，谁也说不准……说不定他们就在黄河边、政务堂后，轻轻留下一句：世事如棋，落子无悔。

谁又能问得清，他们在最难的时候，是不是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