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名家·张莉 | 吴雪丽：行走在大地上的“持微火者” —— 张莉的文学批评

©Sung Hwa Kim

作 者 简 介

吴雪丽，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女性文学。代表著作有《文化寻根与本土中国》《苏童小说论》等。

行走在大地上的“持微火者”

——张莉的文学批评

摘要：当代文学批评家张莉在多年的批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鲜活、接地气、及物、悲悯、温润的批评风格，其文学研究和批评呈现出一种在“文本内外”构建问题的历史理解力。她以“同时代人”的批评自觉建构了70后的文学图谱，其性别批评最后抵达了对“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她对文本既有敏锐而丰厚的感受力，同时又在重新打开文本处显示出视野的辽远、阔大，这都使张莉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颇具辨识度的“这一个”。

关键词：历史理解力；同时代人；性别批评；情感共同体

在我的视野里，青年张莉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博士张莉是一个有历史感、擅长在文本内外构建问题的严谨学者，而当下的张莉既是一个勤勉、敏锐又温润的批评家，还是一个在小红书、B站开播的网红学者。她不断越界，但初心不改的是对文学的热爱、赤诚，以及丰厚、宽广的理解力，多重身份的学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也形塑了她，使其成为一个颇有辨识度的当代批评家。在我看来，她一直是一个行走在大地之上的“持微火者”。“行走在大地之上”，是基于她对文学表层之下历史场域的进入和深耕，基于她对当下文学写作即时的关注和阐释；而在“历史感”“在场感”中生长出来的批评文字同时是向未来打开的，如“持微火者”，不仅照亮自己，也努力照亮他人，即使暗夜独行，这光也有可能冲破幽暗通向远方。张莉说：“我希冀自己能成为不一样的持微火者、不一样的探秘者，用独特的方式去触摸小说的迷人风景。”到目前为止，在她建构的文学批评地图中，文学史研究、性别研究、70后文学批评、新女性文学的倡导等，已然构成了一幅迷人风景，使她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中独特的“这一个”“探秘者”与“持微火者”。

《持微火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PART

一

在“文本内外”构建问题的历史理解力

张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大约始于她的硕士阶段，如果说此期她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女学生”这一群体的关注构成其学术研究的基础，那么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以下简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则是这一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中翔实的资料搜集、整理、分析和她对具体文本细部的叙事、修辞等的出色论述，显示了论者出入文本内外，在“文本内外”构建问题的历史理解力与丰厚、开阔的文本细读能力。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研究首先能够进入文本、贴着文本，理解文本的细致幽微之处，始终葆有敏锐、丰满的文学感受力；同时又能走出文本，在文本形成的历史场域、文学史脉络中讨论问题的复杂性。张莉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及其后来一系列颇有“历史感”的研究论文，都显示了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批评者的学术素养及深厚积淀。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重回晚清民初的历史现场，钩沉女性的教育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写作史，以大量翔实的资料重现了晚清民初从“闺中女儿”“女学生”到“女作家”的历史生成。这一历史生成过程，是女性从身体到心灵、从被动到主动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女性身体解放的标志事件是“放足”运动，论者从基督教传教士的域外视野对中国女子缠足的震惊体验，讲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女性身体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思考，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从晚清的放足运动对“国民之母”的塑造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作为有着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体”的呼唤的历史流变。而从“发现她们的身体”到“发现她们的人格”，晚清的“兴女学”、现代教育制度的初步建立、学堂的放足运动、体育知识、音乐教育、盛大活动等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新式教育生产出“新女性”，而“现代女作家们无一例外的‘新女性’身份，为新文学的写作者都来自新的女性阶层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当然新女性、女学生并不必然地成为女作家，论者从不同的个体出发，细致地钩沉了冰心、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等在“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过程中，对林译小说的热爱，对《新青年》等杂志广泛的阅读，以及受到国文教师的引导、鼓励等，这一切都为她们成为女作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学滋养和社会资源。总之，从新一代女作家的诞生和民族国家之间复杂关联的资料考证，对妇女的被发现到现代主体意识的历史生成的追踪，对走出家庭、进入现代学校、参与社会活动的生活实践的溯源，对女学生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和新的审美标准、情感体验之间关系的考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在发生学意义上重回历史现场，在不同脉络之间构建了多元而复杂的问题意识，都使这部著作显示出它在“五四”文化史、文学史、性别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对女性文学的历史谱系的追溯中，《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所讨论问题的“前史”。《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以女性主义理论进入现代女作家的写作，揭开了性别权力之下女性写作的挣扎与突破；张莉的讨论则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通过重视社会性别及女性写作实践，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独特性将被重新发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写作之间的关系将获得反思”。而且在具体的论述中，论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显现出在新文学的初创时期，在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的过程中男性知识分子对她们热忱的推动与切实的帮助。或者可以说，在“从女学生到女作家”的过程中，“五四”的男性知识分子往往扮演了启蒙者和引路人的角色。周作人、鲁迅等国文教师不仅在课堂上讲述文学写作，而且对女学生的写作有切实的指导，凌叔华的作文就被国文老师张先生推荐到当时的《天津日报》发表，这给了凌叔华最早的写作自信。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人为女高师的学生介绍《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以新的文学观念给予女学生启蒙与浸润。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不仅以阔大的历史视野勾勒了第一代女作家浮出历史地表时广阔的历史图景，而且烛照幽微地进入文本内部，在形象、叙事、修辞、风格、趣味、性别等不同视角下分析了她们写作的复杂性，如冰心对温婉、典雅的女学生形象的建构，庐隐的社会问题小说，苏雪林作为“芟割蓬草的斧和锯”的批评自觉，冯沅君大胆的爱情书写。论者对她们的写作进行了细致的叙事分析：作为旁观者的第一人称叙事，日记、书信体形式的采用，自白式写作等。更为重要的是，论者在肯定了第一代女作家写作实践的重要意义时，也以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她们的写作可能带来的问题，如在论及冰心小说中“女学生形象”的画像时，论者认为：“在学校、家庭以及自己的阅读书籍的帮助之下，她把社会的期待内化为自我注视与自我期望……借助学生这一身份，她也就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知识妇女群体中的一员。”庐隐的社会问题小说虽然“显示了一位妇女作为‘社会人’写作意识的萌醒”，但从性别视角出发，她的作品“很少能看到她本人的声音，也未能看到妇女的历史”，而且和当时的大多数作品形似，显得“空洞、直白、流于表面”。这使得《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并不是从此到彼的线性论述和本质性判断，而是充满了张力、差异性和互相辩驳的复杂性。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历史化的视野和精微的文本细读，也呈现在张莉后来的文学批评中。如果说《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回到历史现场，对特定时段的历史复杂性和文本呈现的共时性分析，那么《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关于余华〈活着〉》和《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这样的批评，不仅显示了她在文本内外构建问题的历史理解力，而且具有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在《两个“福贵”的文学启示——关于余华〈活着〉》中，她把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福贵》和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中。的两个“福贵”并置，进行了跨越时空的对话，把两个文本分别放置于它们产生的1946年和1991年，从两个“福贵”的命运遭际中，看到不同的历史语境与作家的个人经验对文本的形塑。赵树理把自己放置于“我们”中，从而获得了一种站在群体的立场讲故事的方式，而余华的理想读者是个人，因此余华与赵树理在苦难理解上有巨大的差异：“这最终体现在两个福贵对于苦难的不同认识——赵树理的福贵把苦难算在了以老万为代表的地主阶级身上并给予愤怒控诉，而余华的福贵只把苦难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这也给予读者不同的阅读感受：“从《福贵》中，读者获得的是‘我们’的希望——一种‘想象共同体’对光明前途的无限信任和向往；从《活着》中，读者获得的则是个人内心生存普遍经验的被唤起。”而在《三个文艺女性，一场时代爱情》中，张莉对《爱，是不能忘记的》《一个人的战争》《我爱比尔》这三个文本进行了互文阅读，从文本不同的“爱情”叙事出发，抵达了对三个不同时代的症候阅读：“钟雨之于共产党人、多米之于电影导演、阿三之于美国外交官比尔的故事，既是一位文艺女性狂热对爱情执着追求的故事，更是中国社会从‘文革获救’、‘遭遇世界’再到‘全球化’际遇的‘文学’隐喻。”这样的问题构建能力是让人惊异的，她敏锐地捕捉到在不同历史节点上的文本关联，并能够在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等不同脉络上发现这些文本之于其所处时代的症候性，当把它们关联起来的时候，又能看到历史自身的逻辑演进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

鲁迅先生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论及创作原则时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其实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如何站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寻找属于中国自己的问题，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掘、深挖，有在地的历史感，我以为，在这个意义上，张莉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可谓是一次有效的实践。她行走在中国现代文学丰厚的大地上，既能专注一处，深入开掘，又能在文学史的河流中，采撷、汇聚那些在水面跃动的浪花，并寻找它们之于河流乃至河流之下的地心的关联。

《小说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PART

二

70后的“文学图谱”

与“同时代人”的情感结构

一个好的文学研究和批评者，往往内在地包含着不同的面向，对文学史和文学写作的历史问题的追踪、检视，展示了张莉在“文本内外”构建问题的历史理解力。同时，一个文学批评家也经常会和他/她身处的时代，和他/她同时代的文学写作构成鲜活的“共生”关系。张莉是70后批评家，70后的文学写作构成了她批评工作的重要关切。多年来，她如此勤勉地追踪他们的写作，辨识他们独特的文学经验，并给予他们文学史的定位。这是一个批评家的自觉，同时，批评在她那里，应该也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实践，在关注“同时代人”的写作、构建“同时代人”的文学图谱时，她也在寻找自己在大地之上的位置，并抵达“同时代人”的精神处所。

我在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新作家塑形；我要寻找到他们作品里那些潜藏着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并进行阐释；我要尽可能及时地给每一位新作家最初的、最为合适的理解和定位；我要以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态度来理解他们。我深知，我的批评出自同时代人视角，属于同时代人的批评。——在此书中，我记下的是十年来他们如何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自己从庸常生活中“救出来”；我记下的是十年来他们如何以文学立身，如何一步步成为当代文学中坚力量的创作历程；我也以此记下我的“自救”，记下我与一代作家的同生共长。

张莉是70后文学图谱的重要构建者，她以批评家的敏锐和自觉勾勒了70后写作的文学地图。大约在2000年之后，对新出道的70后作家，批评家们对他们共同的创作趋向曾有普遍的共识：历史感的缺失、沉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的青春书写、精神向度的暧昧不明等。但在认同这些70后的写作标签时，张莉颇有洞察力地指出了70后作家这种写作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个人化的写作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相反，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的路上，他们一直保持着的创作姿态不期然落入了以金钱为主导的新意识形态牢笼里：‘个人化’写作姿态和方式，正是一个金钱社会所乐于接纳并推崇的。”她肯定了70后对日常生活美学建构的意义：“在重温生活之美和人性之美方面，‘70后’作家做出了他们的贡献。”“他们对人性与生活永远有着同情的理解”，他们具有“仁爱和温和的美德”。但张莉也坦率地指出，需警惕这种太“合时宜”的写作，它可能伤害的是创造力和疼痛感。70后的个人化写作虽然逃离了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宏大的历史叙述，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放逐了个人化与公共性之间的关联。

毫无疑问，张莉当年对70后写作的总结和质疑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同时，她也始终追随着他们的写作。继写下《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写作的个人化与公共性》的三年以后，她写下了《意外社会事件与我们的精神疑难》，观察到70后写作在面对社会事件、重写“城镇中国”时所显示的新的可能性。针对70后写作的所谓“历史感”，她拓宽了对“历史”的理解：“‘历史意识’不仅指的是对过去的‘不忘’，也包括我们对所经历的当下记忆的‘记取’。从对意外社会事件的持续关注开始，这些‘70后’新锐小说家已经开始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他们直接而毫无遮拦地进入了城镇中国的腹地，也进入了基层现实的内部。”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也会构成新的“历史”，在现实主义的脉络上，70后作家开始显示出他们超越个人经验和日常生活进而直面现实的努力。

张莉对70后文学图谱的建构，始终包含了她对70后作家的持续追踪，正是这些文学地图中的鲜活的个体，以不同的个人写作特质及其地方性绘制出一幅万物生长、各自摇曳生姿，同时又遥相呼应的文学地图。她很早就关注到魏微、金仁顺、戴来、朱文颖、周洁茹等早期70后作家的写作，而在《众声独语“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中，她的批评所及是一串长长的名单：魏微、乔叶、张楚、徐则臣、葛亮、路内、李修文、鲁敏、弋舟、曹寇、廖一梅、阿乙、付秀莹、朵渔、金仁顺、梁鸿、绿妖、余秀华、李娟、塞壬、海飞、哲贵、甘耀明、太皮。只要看这串长长的名单，我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作为70后批评家的张莉和这些写作者的血脉相连，“每一部作品都是写作者灵魂的拓印，每一部作品都代表写作者的尊严”，“时刻谨记着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判断负责，要庄重、严肃、不轻慢”。

张莉的负责、庄重、严肃和不轻慢，使她的很多70后作家论今天读来依然堪称经典。她以“异乡人”总结魏微的写作：“魏微的温暖只是表象：还没有哪个女作家可以写出魏微之于土地和小城的那种既爱又厌，还没有哪位女性写作者写出魏微之于故乡和异乡的惶恐……魏微不断地书写着那个渐变的故乡和被时代摧毁得面目全非的‘小城’，她的文字常常令人重回昨日：我们每一个人，不都是这个飞速旋转时代的异乡人？每一个人，内心不都有个他乡与故乡？”“异乡人”是魏微小说中的人物，是她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在这个奔跑着的时代里的芸芸众生。她说徐则臣的写作：“不张扬、不做作、朴素，没有惊世骇俗的企图——有定力、坦然。”“属于徐则臣的小说气质正黯然生成：是令人敬佩的‘忠直无欺’之气，是对沉默者的尊重、诚实、理解与诚恳——这是与时代的焦灼气息保持距离的‘先锋精神’。”当张莉看到徐则臣和他小说中的人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作为批评家的她也和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不仅忠直无欺，而且心怀体恤。她说李修文的文字里“有大热烈和大荒凉，那是一种参差交错之美，轻盈的与厚重的，浓艳的与孤绝的，凄美的与壮烈的，会同时出现在他的文字里，这似乎得益于他的小说家和编剧身份”。她这样理解廖一梅：“当她的主人公开口说话，当这个弱的、偏执的、不屈不挠地坚持自我的人开始表达，你会发现其中包含有她对狂躁现实的抵抗，一种不屈不挠的对平庸生活的超越。——作为时代众声中的独语者，廖一梅的剧作中有着这个时代艺术作品稀缺的尖锐和锋芒，她的剧作追求葆有宝贵的个人性、文学性、诗意特质，也葆有这个时代一位艺术家应有的先锋精神。”她认为《中国在梁庄》的魅力在于以其“非虚构”“打动了我们沉睡的乡村经验，它激活了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力，对农村及故乡的感受力，它使我们有幸重新和作者一道回到那个土地看一眼生我们养我们的村庄，它亲切而陌生，它肥沃又贫穷”。这些批评文字既包含了批评家对作家的理解、体恤与高度的共情，同时也在总结和指认作家的艺术趣味、美学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提供的新的文学经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莉和70后作家之间是互相照亮的关系。

我总是会陷落在这样的批评文字中，仿佛和小说家、批评家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跋涉，一起分享生命的疼痛与温暖。张莉说自己的批评是“众声独语”，“独语”是“一个人的兀自低语，是一个人的刻舟求剑，也是一个人的秉烛夜行”。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兀自独语也可以直达天庭，一个人的刻舟求剑也与这一叶扁舟上的众生同在，一个人的秉烛夜行也在引领后来的追随者向着光前行。在我看来，不管是作家、批评家，还是作为读者的我们，虽然人间的悲喜并不相同，但我们都行走在大地之上，在各自的悲苦中挣扎，踽踽独行。我们也是同行者，彼此扶助，相拥前行，一如张莉的批评文字，于前行中，可能遇见更多的同路人。

《众声独语 “70 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

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

PART

三

性别作为一种“方法”

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在文学研究和批评伊始，张莉就有很鲜明的性别意识，而这样的性别意识从女性经验出发，又超越了单一的性别视角，她更愿意以“社会性别”视野去选择她的批评对象，并理解她们，欣赏她们对女性经验的拓展，也看到她们的限度。更为重要的是，她把性别作为一种“方法”，讨论性别问题，但其实有更大的诉求，那就是对于超越性别的人类“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因此，她的文学批评不只是“重塑姐妹情谊”和对女性写作谱系的追寻，还在“情感共同体”的意义上纳入了男作家的写作，一起寻找着那些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并向新的可能性打开。

大约从博士阶段开始，张莉就有意识地从事对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从五四时期的冰心、冯沅君、陈衡哲、庐隐、苏雪林们的写作，到后“五四”的第二代女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的写作，都处于她的关注视野中；从20世纪80年代的张洁、铁凝、王安忆，到70后的魏微、鲁敏、乔叶等，张莉对女性写作的持续阅读和讨论，几乎建构出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女性写作史。其中，也包含了她对当下正在行进中的21世纪女性文学的及时总结：“21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深刻表明了中国女性写作正在重新寻找和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她们将个人写作与社会现实结合的努力呈现了新的‘精神气质’，即为‘不可见的’族群言说的勇气、对边缘群体的眷顾和对边缘立场的坚守。她们的劳动使我们重新理解了‘女性写作’的精神。”同时，她也在文学史脉络上不断寻找具体作家写作之间的异同，对女性的精神谱系进行溯源与建构。隔着漫长的时间鸿沟，她看到了萧红和迟子建的同与异：“迟子建和萧红在某个奇妙的高度获得了共振：她们都放下一己之悲欢，将目光放得辽远。”“迟子建看河灯，是‘此岸’望‘彼岸’，是‘人间’遥祝‘天上’。而萧红的‘看’河灯，则是‘天上’看‘人间’，是‘彼岸’看‘此岸’，有对‘人世’的留恋，更是对‘世界’的诀别。”虽然萧红被厄运裹挟，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女性文学的天空，已陷落在黑暗中，但在李娟迷人的“女童”之声的天真、娇憨和怅惘中，在塞壬的颠沛流离和对疼痛的体认中，在孙惠芬对东北大地上的女性命运的书写中，都可看到女性写作传统的薪火相传。张莉是敏锐的，同时也是有历史感的。

当性别作为一种“方法”，所要警惕的是从西方的性别理论出发对文学文本的解读，“研究及梳理中国女性文学，不应该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而应该有辨析力和主体性；要回到中国历史语境，从作品本身、历史语境出发，去理解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回到中国的历史语境，张莉观察到，即使在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主导的“五四”话语中，庐隐、凌叔华等对那些时代主流之外的旧女性依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她们的写作追随时代话语，关注女性的个性解放、恋爱婚姻自由，但同时，她们也把目光投射到那些被时代主流话语抛弃的母亲和姐妹们身上，“某种程度上，尽管她们比小脚女人们有着更高的读写能力和话语优势，但是，她们甫一开始写作，就已然意识到了自己与她们同属于‘我们女人’，这是现代妇女‘女性意识’的萌醒”。“当新式女子、女儿开始获得讲话能力的时候，她开始书写并为旧式女子——自己的母亲们代言。”而在21世纪的女性文学书写中，她看到女性写作发生的新变化并予以指认：“从‘闺房’到‘旷野’，从‘个人’到‘万物’的转变，是21世纪女性写作者们有意识的转型。如果说姐妹情谊有多种多样的表现，那么，21世纪十年的女性写作是通过对贫穷的‘不可见阶层’女性生活的书写，通过理解她们的艰难、分担她们疾苦的方式表达对另一群姐妹的深切关注，这是对女性群体的重新认知，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姐妹情谊’。”这是一种从“我”到“我们”的“姐妹情谊”，“重塑姐妹情谊”是在历史的夹缝中打捞那些沉默者、边缘者的声音，让历史的无声者发声，同时，“姐妹情谊”也包含了作为女性读者、批评家的张莉对女作家们的理解，这是一个女性批评家对女性写作中那些柔软的、喑哑的、弱小的部分的识别与发声，是在寻找“姐妹”们的漫漫长途中的回响。

《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

文学谱系的构建》，文化艺术出版社2024年版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广阔的社会性别视野下的性别批评中，张莉也关注到那些擅长写女性的男作家们的写作，也始终践行着她对性别批评更宽阔的理解：“女性视角拓展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女性视角不是让人更狭隘，而是让人更包容、更理解世界的复杂性。”当她以女性视角进入沈从文的小说《萧萧》时，看到了萧萧与女学生之间的“常”与“变”、“旧”与“新”，以及萧萧所可能获得的启悟和对“自由”的渴慕。在《登记》中，她看到了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在历史变革中慢慢生长出的主体性：“赵树理小说主要是对农村风俗的批判，正是这样的批判使小飞蛾作为历史中间物获得了她的主体性：她是新旧故事的衔接者，旧的故事的受害者，而在新故事里，她则要做一个新的长辈和母亲。小飞蛾不是靠他人/外力的启发，而是从自身经验出发地觉醒，她是赵树理小说中少有的有主体意识的母亲形象。”她讨论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的文字让人难忘，当大家都看到《哺乳期的女人》中惠嫂的身体与母性光辉时，她却关注到旺旺妈妈这个小说中的“缺席者”，这个不在场的乡村女性的身体被资本征用的当代乡村现实。当别人在《青衣》中为筱燕秋的中年危机深深喟叹时，她看到了筱燕秋在那个孤独、寂寞、凄清、冷艳的“嫦娥”世界中的精神飞升以及对凡俗肉身的超越。尘世的肉身之重与飞扬的精神世界的纠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

其实，不管是把“性别”作为一种方法，还是把女性作家和男性作家一起放置到自己的性别视野中进行讨论，张莉的文学批评始终都显示了她对“情感共同体”建构的温润之心。“情感的共同体”不只是作家、批评家之间的情感共鸣，也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对情感密码的识别与共振。张莉重读郁达夫的小说《过去》，认为《过去》在故事表层是两个有着情感关联的人多年后再度相逢的凄怆，讲述情欲明灭之间的世事沧桑，但在文本的深层“更重要的在于构建一种与穷苦人有关的‘文学共同体’”“通过这部小说，郁达夫完成了一种从对‘危险的愉悦’的书写到对‘罕见的情感’的辨认，即从个人的情欲故事完成了一种文学情感共同体的想象”。她这样去读余秀华的诗歌：“她的爱属于大地、田野和广阔的远方……她从中体会人间的一切，正视疾病、爱和命运，并试着从这样的经验中写出人类共有经验。”她说：“塞壬的文字其实复活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特有的疼痛与鲜血。”“塞壬的魅力在于使疼痛不只是她自己的疼痛——她的魅力是使她‘自己的疼痛’与他者血肉相连。”说到底，不管是沧海桑田、命运无常，还是对“仁义”的“有情世界”的念兹在兹；不论是对当下生存中的疼痛书写，还是对大地的栖居与对远方的呼唤，都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情感经验。张莉的批评文字以她的柔韧、干净、掷地有声，抵达了对人性和世界更为广阔的理解，并始终葆有了那种向着生命和世界上的美好持续前行的质感和力量。

PART

四

“普通读者”：与当下对话并向未来打开

张莉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读者”，早在2009年她就曾阐明自己的批评观：“优秀批评家首先是‘普通读者’，他（她）有情怀，面对社会的人间情怀，面对作品的文学情怀。他（她）的批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它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发现。”在多年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她也始终践行了“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发现”的批评实践。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她又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于是，当她强调自己是“普通读者”时，其实是基于对“人”的朴素理解，并以“人”的声音说话。脚下是坚实的大地，是众生的野蛮生长，而“人”的声音，可以跨越阶层、种族、性别，和“众生”站在一起。

“以人的声音说话”，首先是以“人心”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贴着他们的“心”，理解他们的作品，保持对文学和生活丰沛而敏锐的感受力和共情的能力。以对“人”的广阔的理解、对命运的悲悯与体恤、对有尊严的生活的祈愿为前提，张莉看到了余华《活着》中的福贵在苦难面前的承受力：“小说家余华的创造性思考不是人如何战胜命运，一个人如何不被他的命运压垮，而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承受力，人与命运的胶着关系。”她认为铁凝的可贵在于其对人性的微光、明亮的信任，以及对“仁义”之心的持续探寻。铁凝的文学世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性特质，不是软弱的、自怜自恋的女性气质，相反，它丰饶、诚恳、包容、富有生机，同时，它也强劲而有力”。她这样理解迟子建独特的文学魅力：“写寒冷时写暖意，写孤独时写热闹，写人群时写生灵，写‘天地不仁’时也写下‘人间有情’。”她在郑小琼的诗歌里看到了疼痛、忧伤以及对这个时代的抗辩之声。她感动于路内小说中的主人公面对人生中的不断丧失和痛楚时，依然葆有的温和、宽容与仁爱。她欣赏付秀莹小说中“清新、古典、诗性、澄澈，像山泉一般”的风格所赋予日常生活的情感；李娟散文中人与大地的唇齿相依、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纯粹而明亮的关系；海飞小说中的宽容与善意。张莉对这些作家的阅读，因之带有情感和温度，能“以人的声音说话”而打动人。她是普通读者，也是芸芸众生中艰难跋涉，寻找写作与生活中的温暖与善意的“持微火者”。在文学文本之外，张莉也关注电影等文本，

《我看见无数的她 跟女孩们聊文学和电影的30个夜晚》是和她的学生一起阅读的产物，她分享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阅读和观影体验，同时也引领大家一起进入文本的深处，探索心灵和命运的秘密。在电影《卡米耶·克洛岱尔》讲述的罗丹和卡米耶的爱情故事中，她的批评像一个语重心长的长者和姐妹：“对于女性来讲，当爱情已经成为了牢笼，为什么不想办法挣脱它、砸碎它，还自己一个自由呢？”“是谁毁灭了卡米耶……实际上，能够毁灭一个人的恐怕只能是他自己……当她的世界全部被一个人占领的时候，她输掉的不仅仅是爱情，也包括她的事业和作为女人的自我，而当一个女人没有自我的时候，她的人生最终将会变成一片荒芜。”在电影《时时刻刻》中，她从吴尔夫的命运看到了“一个女性的独立，重要的是拥有一个人的房间，是拥有一个人的精神独立空间，是拥有一个灵魂的房间。也让人想到，任何一个人确认自我其实都是沉重的，是自由也是桎梏，是逃避也是承当”。在这些观影感受和体验中，张莉以一个“普通读者”的体悟进入文本，同时也超越了“普通读者”，延续了她一直以来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在《重塑姐妹情谊：社会性别意识与现代女性文学谱系的构建》的结语处，她曾说：“真正的女性意识，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秩序，但又不被性别权力塑造。当我们被塑造时，每个人、每个女人也都有力量、有可能完成‘反塑造’。”如果把《卡米耶·克洛岱尔》和《时时刻刻》放置在一起，我们恰好看到的是女性的不同命运：陷落与反抗、塑造与反塑造，张莉在这里，应该是有着一个女性知识者的别样关怀和体悟。

《我看见无数的她 跟女孩们聊文学

和电影的30个夜晚》，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

批评之于张莉，不仅是学术性的工作，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她不断在文本中寻找那些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经验，同时也在寻找人类的共同经验。而在钩沉文学历史、期愿文学未来时，她也始终是一个关注当下文学现状的实践者。她通过选编文学选集、年度小说选等介入当代文学现场，编撰是一种选择，也是引领。她编选的《中国短篇小说20家》《中国散文20家》开放而多元，“我的选本有个人美学趣味，强调文学性、先锋性与青年气质，不希望有圈子化趣味，要开放，要多元，要有杂花生树之美”。她的女性小说年选、女性散文年选，是给“普通的女性读者”所编选的，其实也是对女性文学谱系的赓续，对新的女性阅读史的建构。近年来，她在《十月》《花城》等推出《新女性写作专辑》，关注女性文学的新面孔、新动向，强调社会性别，倡导新女性写作中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这不仅是对作家的文学探索的尊重，同时也可能构成未来文学的某种走向。在编选与主持专栏外，张莉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主持“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工作室”，并定期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榜单，以及在B站上发布视频、小红书上发布相关推文等，这些都显示了作为批评家的张莉，回到民间、回到大地、回到更广阔的生活中散播文学微光的努力，也是其重建当下文学公共性的有效实践。“置身于新媒介时代的每一个批评者，都要适应并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去播撒文学微火。”她的这些努力使女性批评在民间大地上撒播，这些种子有一天也许会落地生根，这一“持微火者”会照亮更多人的人生。当然，如何在文学生活和新媒体所携带的资本、娱乐逻辑之间寻找到合适的位置，也是需要予以警惕的。

在论及女性批评时，张莉说：“我学会了阅读、倾听或观看，也逐渐看见无数的她和她们。同情地理解，切身地感受，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不慕强，不指责，是作为读者/观众的美德。”这样的批评态度其实不限于性别批评，而是几乎渗透在她所有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她的批评贴着小说家，贴着小说中的人物，也贴着读者，理解他们的痛苦、软弱，无奈，同时也如“持微火者”，给予我们体恤、温暖，以及继续前行的勇气与希望。她的批评文字鲜活、接地气、及物、悲悯、宽厚，她理解所面对的写作者，同时也在重新打开文本，并以一个“持微火者”的身份穿过晦暗，召唤光和亮。

（原刊于《东吴学术》2025年第5期，注释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