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杂牌驻守安阳，却击退刘邓、四野两次猛攻，投降时还想提要求

【1949年4月13日凌晨】 “炮兵装填完毕没有？”吴瑞林压着嗓子盯向前线，参谋点头，脸上却写满担忧。话音未落，夜色深处的安阳城墙亮起了冷冰冰的信号灯――那是守军惯用的联络方式，提醒城内外火力点保持同步。双方尚未开火，气氛已如满弦之弩。

安阳成为硬茬子，并非偶然。城池最初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后历经三百余年加固，护城河深、城砖厚，城墙根部埋着三层青石。抗战结束后，驻军在外墙再砌暗堡，整整围出一道蜂窝似的火力网。要想翻过这一圈人造屏障，先得趟过宽约三十米的护城河；河岸骤然拔起的土坡里埋着地雷、迫击炮暗洞和机枪眼，真称得上“步步杀机”。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中野跃进大别山，兵锋一路南下，安阳主动挡在路口。刘邓大军当时携带的多是轻型山炮，面对城墙连续轰击仅削下一层枪眼，守军却凭借高位火力反复还击。更棘手的是，蒋介石第26军和64旅立即西援，合围势头若成，中野有被锁死在豫北的风险。刘帅当机立断：绕城疾走，放弃强攻。那一次城头升起的黄色旌旗，让安阳守军飘了足足一年多的惬意。

守城部队名义是国军第43师，骨子里却是一群土匪拼凑出来的保安团。头领庞炳勋出身行伍，腿上留着直奉大战的残伤，却凭狠辣坐稳“土皇帝”宝座。抗战时期他换过三面旗：北洋旧部、日本侵略军、蒋介石中央军。其部众什么都做过，绑票、走私、抢粮，老百姓提起便咬牙。因劣迹斑斑，他们深知一旦城破必无生路，所以对死守二字格外执着。

1949年初，华北、东北大局已定，四野南下。一支劲旅路过安阳——韩先楚的40军。太行军区首长陶国清再三请求，40军答应临时拔钉子。3月的一场急攻打了三昼夜，步兵连接连冲到护城河边，却被密集火力拦下；舟桥刚架起，城头就倾泻下银瓶似的手榴弹。南线一个加强师损失过半，被迫撤出战斗。韩先楚留下一句“时间不等人”，转身继续南进，把这颗钉子留给了后面的同袍。

轮到吴瑞林接棒时，早已不敢小觑。朱德在作战会上只说一句：“别拿安阳当普通县城。”随后，炮兵、工兵、弹药车一股脑儿往豫北集结，光榴弹就开列三趟火车。外人看来，四野像是在对一个杂牌师抡动战役级铁拳，实则有不得不为的苦衷——安阳不破，郑汴通道被掐，新乡、洛阳侧翼时时挨冷枪。

行动分两步走。先割外围，后啃主城。4月13日至16日，42军夜间突袭十八处据点，只留下一片残砖瓦。17日凌晨，攻城炮以十分钟急速射打头阵，四个方向同时发起冲锋。南桥一带却出现意外：守军假投降，十余人举白布迎向我军，待突击连下堤交接的瞬间，暗堡全部开火，整连官兵仅剩十人生还。这一幕让吴瑞林怒吼传令，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接受投降”，城外二十几门122榴弹炮调头对准南城墙，高爆弹连续覆盖。

连环爆炸撕碎了护城河外侧暗堡，也把守军最后的心理防线炸出裂口。接下来的巷战拖到5月初，我军工兵钻进墙缝，一枪一炸往里灌。5月3日晚，安阳守将派代表届城下会面，开口就甩出“三条”：保证人身安全、保证建制、保证随军家属财产。对方话还没讲完，吴瑞林转身回营，只留一句干脆利落：“没得谈。”

5月4日天亮前最后一轮炮火准备结束，5000多发炮弹在城垛上掀出一串火瀑。随后突击队贴墙攀登，北门豁口被炸成滚石坡，战士们脚踩瓦砾蜂拥而入。午后两点，西北角最后一支残部举枪自毁，安阳宣告解放。清点结果，整座城内不同标号的火力点二百三十六处，子弹、炮弹存量足够一个师坚守二十日；更令人咋舌的是，缴获的多为日军旧制迫击炮，杂牌也懂着把败退时的鬼子货囤成防御底牌。

战斗收尾并不冗长。依法审讯、甄别战俘、安置百姓，这一套流程在河南其他城镇已屡次上演。区别只在于，安阳的“保安团”名单里多了数百条涉及抢粮、霸田、劫掠的旧案，卷宗摞起半人高。城门口挂上的布告写得明白：凡曾犯血债者，即日送交人民法庭，余者视情况释放或编入解放军军垦部队。对那支号称“要保留建制”的43师，没有任何人再提起原来的番号。

从此，晋豫交界那条要道恢复畅通，大别山与太行山区的解放区贯成一片。对于经历连番恶战的老兵来说，安阳不过是地图上一颗钉；可对周边百姓，这一仗让他们终于摆脱土匪、苛捐与暗夜枪声。城墙裂缝还在，护城河的水依旧浑浊，只是再也听不到杂牌军押粮车闹街时的皮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