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 | 心中的远山

文 | 曹可凡

每个人在其成长的某一特定阶段，总会有仰慕的偶像，心中的圣者，古今中外贤者概莫能外。譬如苏东坡对陶诗爱不释手，对其人生态度更是羡慕不已，并大声表明心迹：“我即渊明，渊明即我。”偶得《陶渊明集》，大为感叹：“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尽，后无以自遣。”其内心之尊敬，溢于言表；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一辈子执着于描写自己那“邮票大小”的故乡，其文字直击莫言心灵，而立之年的莫言读到福克纳的文字后，如遭雷击，大为震撼：“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于是，莫言追随福克纳的文学精神，穿梭于“高密东北乡”，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电影导演李安对伯格曼的《处女泉》顶礼膜拜，形容那次观影经验仿佛“被夺走了童贞”，而《处女泉》也促使李安决定投身电影艺术。尽管后来李安拍摄多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却一直无缘拜见伯格曼。直到2006年，才得以有机会飞往法罗岛，走近他心中的远山，寻求慰藉与力量。从两人相见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过半百的李安扑入伯格曼的怀中，伏在老人肩膀上猛烈抽泣，场面令人动容。据说，伯格曼询问李安如何处理与演员的关系，李安说：“有时我憎恨自己，因为我把他们撕裂，只是为了看见我自己。我把他们撕成两半，杀死他们，以求将深处的东西暴露出来。”而伯格曼则平静地回复：“你要爱你的演员。”仅仅过了一年，伯格曼魂归道山。之后，李安总是不由自主地遵循伯格曼的思维方式，即电影的首要任务是“追问”，并且沿用偶像镜头摆放方法，即“当一个人深思时，从他的身后拍摄他，而不是正面，这变成了一个习惯”……

曹可凡与周有光

大师们固然有其人生航标，吾等凡夫俗子亦有心中的远山。从事电视媒体数十年，采访过逾千位不同领域的嘉宾，有若干位长者之人生态度对我内心产生强烈冲击，并重塑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中，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虽只有一面之缘，然而其开阔的胸襟，澄澈的心灵世界，着实令人着迷。有光先生早年供职于美国一家大银行，工作之余，常和老舍、赵元任等聚会。而留下清晰记忆的仅仅是老舍先生最爱讲有关乌龟的故事，有人听烦了，让他唱一段京戏，没想到，他竟还是来上一段《钓金龟》。友人何廉带他去见退休在家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但有光先生以谈话缺乏学术价值而不复记忆。唯一留下的印象是爱因斯坦这位堂堂大科学家衣着朴素，西装袖口都有不同程度磨损。特殊年代，他被“发配”至宁夏“五七”干校劳动。某个夏日清晨，有光先生头顶大草帽下地劳动。不想，没过多久，天空“乌云”密布，原来，数万只大雁飞临头顶，只闻得领头大雁一声怪叫，所有大雁齐刷刷一起“出恭”，几乎所有人被大雁粪便浇得狼狈不堪，懊恼不已。但有光先生却感到乐趣无穷，因为，在他看来，如此“粪雨”，实属人生难得经历。依靠如此乐观主义态度，老先生能够将苦难转化为淡然。作为一个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分子，他领衔创立的汉语拼音方案，不仅使华夏五千年汉字语言从此有一套标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开始阅读名著，真正做到以汉字改革来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他总结自己的人生时，却淡淡地说：“原来，生活就是一朵浪。”当年采访他老人家时，他已104高龄，却仍然耳聪目明，我询问其长寿秘诀，他说：“一是少吃；二是不生气。”并引用了尼采名言“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所以，从周有光身上，我懂得了何为宽容。

曹可凡与余光中

和周有光先生相类似，余光中先生的诗与散文也对汉文字的优美与深邃作了新的注解。因为《乡愁》，我们认识了余光中，但萦绕我心间的却是《听听那冷雨》邈远幽深的意境：“雨来了，最轻的敲打乐敲打这城市，苍茫的屋顶，远远近近，一张张敲过去，古老的琴，那细细密密的节奏，单调里自有一种柔婉与亲切，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若孩时在摇篮里，一曲耳熟的童谣摇摇欲睡，母亲吟哦的鼻音与喉音……”古老的方块字，在光中先生笔下，如同跳动的音符，层层叠叠、虚虚实实、忽扬忽抑、忽远忽近，具有独特的韵律美。难怪柯灵先生评曰：“《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麻麻，纵横交织而成。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实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也应该承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领域中，算是别辟一境。”余先生在生活中为人处世，亦一如其文字，温润如玉，不露锋芒。即使面对有人公开之责难，暴力谩骂，也始终处变不惊，从不辩白。有一段时间，李敖先生一直在电视节目中对光中先生多有指摘，可是，余先生却八风不动，沉默以对。其实，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余光中先生与李敖先生便有交往，两人在文学创作上还有一段“文星”期。《文星》是一本文学刊物，同时还有一家同名书店，拥有梁实秋、余光中、林海音、李敖等台湾（地区）名噪一时的作家。余光中曾负责《文星·诗页》编辑工作，并在《文星》出版《左手的缪斯》、《掌上雨》和《逍遥游》三本散文集，以及《莲的联想》和《王陵少年》两本诗集。而李敖登上《文星》舞台，则以《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和《给读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三篇文章初定乾坤。数年后，还一度出任《文星》主编。李敖一系列思想激进的文章终于惹恼当局，《文星》杂志因此被封杀。得知消息，余光中写下《黑天使》和《有一只死鸟》两首诗，以表达悲痛和震惊。然而，文人终究以卖文为生，由于所有著作遭禁，李敖想改行卖牛肉面以维持生计，因此，央求余光中先生为其牛肉面店写段文字，以招徕顾客。于是，余光中倚马可待，一挥而就，写成一篇《牛肉面赋》，其中有一段文字振聋发聩：“我们赞助他卖牛肉面，但同时又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隐市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当垆，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因此，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都为光中先生叫屈。我也当面问余先生，为何从不反击。余先生不无揶揄地说：“一是学我的老师梁实秋，中年以后不接招；二是李敖先生天天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所以，从余光中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何为宽恕。

曹可凡与傅聪

如果说余光中先生如水一般温润，那么，傅聪先生仿佛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个性倔强，且始终如一，无惧任何表达。他讨厌李斯特，认为他“夸夸其谈”；说拉赫玛尼诺夫“只有肉没有骨头”；而勃拉姆斯则是“故弄玄虚”。对音乐也好，对世事也罢，傅先生永远秉持自己的原则，从不退缩，即使付出沉重代价也在所不辞。也是因为如此，他与巴伦博伊姆的友谊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严峻考验。当年傅聪与小提琴大师梅纽因女儿喜结连理，他们在伦敦的住所几乎成为音乐沙龙，其中就有杜普蕾和巴伦博伊姆。每次排练结束，傅聪都让巴伦博伊姆陪同杜普蕾回家，没想到，天长日久，巴伦博伊姆和杜普蕾感情升温，有情人终成眷属。即便是这样的交情，中东“六日战争”后，巴伦博伊姆邀请傅聪参加庆祝音乐会，也遭傅聪断然拒绝。许多年之后，傅先生谈及此事，仍保持其一贯观点：“战争与杀戮不可原谅。”他因此得罪西方古典乐坛权势人物，事业雪崩似下坠，也从此与巴伦博伊姆割袍断义。但傅聪绝不退缩，众人皆迷惑不解。其实，傅先生之举动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完全受其父亲影响。当年，圣雄甘地遇刺，傅雷先生将自己关在屋里绝食近两周，以此抗议冷酷与邪恶。失去昔日挚友，傅先生内心之痛无以言表，闲谈之间，也常不由自主谈起“丹尼尔”这个“小兄弟”。直至二十世纪末，巴伦博伊姆与巴勒斯坦学者共同组织“西东合集乐团”，让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音乐家并肩演奏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并宣告：“在现实生活中，不会人人平等。但在贝多芬音乐中，人人平等。音乐是武器，我们用音乐了解自己，了解社会，了解人类。”傅聪先生闻之，老泪纵横，并反复观看那场音乐会录像，不停地说：“那是我兄弟！”一种自豪感油然而升。对他而言，音乐最为纯粹、神圣。他曾说过，有段时间反复研究一首莫扎特乐曲，却总是不得要领，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偷录了音，然后再放给他听，他这才发现已深得音乐精髓，于是赶紧准备录音。不料，录音当天，练琴时的感觉倏然消失。他这才恍然大悟，练琴时心无旁骛，内心平静如镜；待录音时，名利思想袭上心头，音乐也就不再单纯。因此，他说，音乐家要有一种胸怀，那就如同桥下的流水，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从傅聪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何为宽阔。

曹可凡与黄永玉

论“倔”，黄永玉先生大概和傅聪先生旗鼓相当。年轻时的黄永玉爱憎分明，快意恩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身上自带一股湘西气”。不过，随着岁月的磨砺，他的面貌已经变得越来越慈祥，甚至直面人生终级问题，就连自己的墓志铭都已想好，即“爱、怜悯、感恩”。我问他为何要用这五个字。他说，自己一辈子遇到那么多爱他的前辈，岂能不用爱予以回报？面对残暴、幼稚，我们不能原谅，也不可忘记，但是，可以怜悯。最后是感恩。面对那么多爱你的人，难道不应该感恩吗？其实，黄永玉先生早在1980年就在《假如我活到一百岁》这首诗中表达了对生死的基本看法：“嘿！有一天将会到来，像一次旅行一样，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在胸前口袋插一枝未开的玫瑰，有如远航的老手，不惊动别人，反手轻轻带上住了已久的家门……”；而到了晚年，生命的终极话题一直盘旋在他脑际。九十五岁那年，他写下《非梦》一诗：“半夜躺在床上看手机，一个乡下孩子掉进深坑里去了。五个多小时他叫着：‘妈妈我怕’。二十个小时之后他死了。我，一个九十五岁的老头哭湿了枕头。‘孩子别怕，老爷爷快来陪你了！’另外那个世界，没有‘怕’这个东西。”黄先生九十岁那年，我曾当面问他如何直面身后之事。他坦然回答，“我关照过，死亡不必取回骨灰。鲁迅先生说，如果一个人死了，不活在人们心理，那就真的死了。其实，我觉得人应该洒脱，不必非得活在他人心里。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我还没死透，千万别送走，要用根针咯吱我一下，看我笑不笑。否则，一旦被送进电炉，门一关，就来不及了。”我清楚地知道，黄老尽管对生死有通透的看法，但仍珍视生命，就像他在生命中的最后一首诗《春》所写的那样：“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他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这符合他一贯的人生哲学：“很多人想跳出红尘，我偏要往红尘里钻。”我问永玉先生：“如果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当人们谈起黄永玉的时候，你希望他们怎么说你？”黄老微微抬头，望向远方，幽幽地吐出四个字：“这个混蛋！”…… 所以，从黄永玉先生身上，我懂得了何为宽厚！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会无数次站在十字路口，或彷徨，或迷惘，甚至不知所措。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一个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需要一面镜子，看清自己的生命底色，激发自身的良善、坚韧、果敢；更需要拥有一座心灵的远山，去获得一个珍贵的参照系，一股持续的赋能源，一个温暖的精神故乡，并通过智者身上的宽容、宽恕、宽阔、宽厚的人格魅力，来更好地重塑自我，并最终成为最好的自己。

2025年10月12日PM 15:00

于海上“花露水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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