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五篇（4）把辩论变成辩证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是一部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教师及家长，系统阐述“创造力可教、可练、必练”的通俗教育读物。

全书以“万众创新”时代亟需大批原创人才为背景，用华为研发、日本诺奖井喷等案例佐证“创造力＝国家核心竞争力”；随后依次拆解大自然、兴趣、阅读、信息素养、宽容与闲暇等九大“创造力能源”，示范如何把课堂变成研究场、把作业变成微课题；继而给出观察、提问、假设、验证等一整套“科研方法工具箱”，并推介创客教育、翻转课堂、小微学校等全球最新教学形态，呼应乔布斯之问——“IT几乎改变了所有领域，为何独独对学校教育影响甚微？”。

在【重新认识“教育”“学习”】这一章节中，作者梳理了当下中式课堂“标准答案—高密度训练—唯分数评价”的流水线逻辑，指出其本质是一台高效“复印机”：学生越努力复印，自主性、想象力与创造力便被抹杀得越彻底；借此呼吁把“学习”重新定义为“研究”，把“考生”还原成“探究者”，真正实现从“复印时代”到“创想时代”的范式跃迁。

作者是深圳第二高级中学教师刘伟和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李睿。

《青少年创造力培育法》第五篇

把辩论变成辩证

把辩论和辩证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辩论者是为了取胜，而辩证者则是要努力发现真理。——罗素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国式辩论赛

新型思辨大赛

2016年，深圳图书馆主办了“深圳大学生思辨大赛”,比赛的规则与传统的辩论赛有很大的不同，受到大学生们的普遍欢迎，也受到诸多专家学者的赞赏。大赛获得了深圳读书月“最佳创意奖”,并获得了深圳市委宣传部宣传文化基金的资助，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那么,深圳大学生思辨大赛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思辨大赛的规则是这样的：

两队分别就某个社会热点问题(如如何解决电信诈骗问题)提出本队的研究过程和解决方案，两队没有正方反方，只有先方后方，具体比赛程序是：

(1)两队现场抽签，决定哪队先提出本队的研究解决方案。

(2)先由先方用9分钟时间表达本队对该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解决方案。每位队员演说时长自定，但三名队员都必须演讲。可以用PPT辅助，PPT中可以有图片、数据、图表、曲线、视频等内容，后方队员注意倾听，以备提出问题。

(3)先方演讲结束后，由后方队三名队员每人向先方队员提出一个问题，先方三名队员分别回答。提问和回答都必须简洁、准确、生动。

(4)主持人选三名观众分别向先方队员提三个问题，由先方队员自由回答。

(5)然后由后方队员提出本队研究解决方案，重复上述过程。

(6)每队讨论后选一人发表总结陈词，结论中必须吸纳对方解决方案中的 优点，综合出更优解决方案。

(7)评委专家分别点评两队的表现，然后给两队打分，选出本场优胜队，同时评选出本场一位思维之星，主持人宣布本场哪队胜出，谁当选本场思维之星。

这种新型的思辨比赛，避免了传统辩论赛的弊端，有如下创新：

思考的题目都是社会热点问题，能引导大学生关注社会，深入系统地做社会调研，鼓励建设性的研究和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就把追求取胜的辩论变成了追求解决问题的论证，更强调研究和论证的过程，是一种建设性的、面向问题解决的研究性思维。

相互提问的设计，能激发大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中国学生普遍习惯被提问，不习惯主动提问，而主动提问，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前提，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若要精彩地提出和回答问题，就必须注意倾听对方的解决方案和提出的问题，而倾听能力是传统的中国式辩论赛很忽视的。倾听是一种高层次的修养，被胡适先生称为“同情地理解”,是深入交流的前提，也是对对方的尊重。

请观众提问的设计，能让观众也积极参与思考，使比赛成为一个人人都可参与的、多元的思想市场，大家都受益。

总结陈词要求本队要吸纳对方解决方案的优点，这样才能进一步完善本队 的解决方案，双方都得到了提升，形成了双赢的结果，符合了黑格尔提出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

由于这种新型的思维比赛极大地提升了大学生们的研究能力、演讲能力、思考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提问和回答能力、倾听能力、总结能力、PPT 制作能力、集体协作能力，而且有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把辩论变成辩证的思维规则也逐渐流传开来，成为引导大众形成理性的建设性思维的良好形式。

辩论与创造力

拥有创造力的前提是具有比较高的思维能力，而提高思维能力的方法之一是参加辩论赛。如今学校的学生很喜欢参加辩论赛，许多人因参加过辩论赛而变得伶牙俐齿、能说会道。但不难发现，有的辩论赛没让学生变得更会思考和更会讲理，反而变得更不会思考和讲理了，很多人无理也能搅三分。

这是为什么呢?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辩论赛本身存在着一些思维误导。

首先辩论赛的规则便大成问题。赛前，双方根据抽签来决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而不管每个辩手到底认同哪方观点。由于抽签前难以预料本队抽到正方还是反方，所以双方都事先准备了正反方两套辩论方案。如果本队抽到了反方，那么辩手不管对反方的观点多么不以为然，也要旁征博引地、文采斐然地、幽默风趣地、敏捷迅速地表达反方观点是多么正确。如果抽到了正方，也同样可以妙语生花地论证正方观点绝对正确。也就是说，辩手可能说的是假话，论证的根本不是自己真正认同的观点，但都能雄辩滔滔地论证自己绝对正确，而对方观点全是谬误。就是说，不论抽到哪一方，辩手都总是有理。

逼迫辩手雄辩滔滔地说假话岂不荒唐?辩论赛不但不纠正这种弊端，还在用规则倡导之，岂不是误导?

自己永远正确吗?

本队总是有理、绝对正确更为荒唐!

这种本队永远正确而把对方“辩”得一无是处的思维模式，其实和专制君王不许有不同意见如出一辙。

辩论赛的辩题大多是一些永远争议不清的问题，比如“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成才是遗传重要，还是后天努力重要”之类的辩题，人类已经争论了几千年，相关的著作汗牛充栋，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想流派，而且今后仍将争论下去，不可能得出绝对正确的结论。可在辩论赛前，辩手们就已经下了不容置疑的结论，而且都能论证正反结论都对，在自相矛盾下，却能论证本队总是有理，绝对正确，真乃天下奇闻!

赛前就认定本方观点绝对正确的“辩论”还叫什么辩论?结论一定要在辩论之后下，正是结论不确定、观点可能多元才需要辩论，否则根本不必辩。在这种根本不必辩的“辩论”的误导下，辩手们的思维水平不但没有获得提升，反而培养出了一种貌似讲理的蛮不讲理。辩手可以不管自己真正的观点是什么,都能把正反两方观点论证得绝对正确，自己就跟自己矛盾，根本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使这种辩论成了彻头彻尾的诡辩和表达技巧展示，与发现真理根本无关，这是重“术”不重“道”、因小失大的根本性思维误导。

因此，必须对辩论本身正本清源，弄清什么样的辩论才是有益的，才能避免辩论赛的思维误导。

辩论之功

辩论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风光过，精彩的辩论也曾经激发出许多伟大的思想。无论中西早就有辩论的传统，我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名家就以善于辩论著称，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曾经名噪一时，使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开始萌芽。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靠在雅典街头与人辩论来启发大众学会深入思考。著名的苏格拉底之问，成为雅典公民独立思维的助产婆，他的学生柏拉图写的《理想国》是一本对话集，对话其实就是一种广义的辩论。

柏拉图认为真理要靠辩论(包括诡辩)获得。古希腊一些辩士甚至靠传授辩论术赚了大钱。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专门设置了一个“魔鬼辩护师”的职位，这个魔鬼辩护师专门对宗教裁判从反面提出意见，以使裁判结论考虑更加 全面，这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制度设计。正是通过辩论，西方文化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逻辑思维规则，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学者，直接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为近代科学和民主奠定了基础。这种辩论传统后来发展成了西方议会辩论制度和法庭辩论制度，现代民主和法制的精髓之一就集中体现在这种辩论制度上。

思维方法的落后才是最根本的落后。

自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采纳后，两千多年来，中国便陷入了长期的不许辩论的思想专制，从此中国读书人只在民间书院讲学中零星见过学术辩论，但辩论始终无法普及和健康地发展。

我国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一统天下后，考试内容都是统治者规定的“标准答案”,不许考生思想上越雷池一步，中国从此形成了长期又完善的制度化的思想专制，读书人更没有辩论的机会和场合了，造成了思想学术万马齐喑的压抑状态。思想专制是政治专制的核心，因此中国历史上奇缺思想家，大众更是缺乏科学和民主意识，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不了近代科学和民主与缺乏辩论制度和环境有极大关系。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题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的讲座中谈道：

“公元1400年前后好几个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崛起，产生了巨大的文化与知识的进展。在公元1400～1600年两百年间，几乎人类各项活动在欧洲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技术领域的进展可能相对是最不重要的。在艺术、建筑和文学方面的进展都有更大的影响，它们使欧洲文化迈入了新的时代。但是如果就影响来看，‘自然哲学’的进展恐怕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为近代科学的萌芽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只需列举这两百年间欧洲一些伟大思想家的名字已足够看出这些进展的气势与其长远的影响：达·芬奇(1452~1519年),哥白尼(1473～1543年),马丁·路德(1483～1546年),加尔文(1509~1564年),纳皮尔(1550～1617年),培根(1561～1626年),伽利略(1564～1642年),开普勒(1571～1630年),哈维(1578～1657年),笛卡儿(1596～1650年)。

相反地，在中国，1400～1600年这200年是一段知识停滞不前的时期。这时期中最著名的哲学家是王守仁(即王阳明，1472～1528年)。他的学说，我认为没有对中国思想或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真正的长远影响。比起上面列举的欧洲大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王守仁的影响是望尘莫及的。他的部分思想可以被解释为反科学的。可是，即使是这一部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亦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思想界真是群星灿烂，他们对欧洲大众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欧洲的飞速进步，原因就是这些思想家奠定了思想基础，世界文明史其实根本上是思想史。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指出：中国当今最缺思想市场。有了思想市场才可能产生思想家，在思想家的影响下，社会才能有真正的进步。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号称“明治维新之父”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对日本社会广泛、深刻的影响。

思想市场最能引发大众的多元思维，激发出创造力，而思想市场要靠辩论来形成，因此，深入研究辩论，形成健康的辩论风气，对当今中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辩论的前提

中国古代也曾有许多能言善辩之士，如春秋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之类能给君王出“合纵连横”之策的人物。但这种人物只能称为“策士”,即给君王出谋划策的人，而不能称为“辩士”。

辩论的第一个前提是双方平等。策士与君王首先就不平等，他们与君王是隶属关系，根本谈不上与君王平等地辩论。三国时期，诸葛亮去东吴“舌战群儒”,事先也是成竹在胸、结论在握，他根本就是去说服江东群儒联合抗曹的，也谈不上是辩论。

辩论的第二个前提是双方事先都没有绝对正确的结论，这时候才需要辩论。

辩论的第三个前提是许多辩题是不可能辩出唯一正确的结论来的，无论正反方都不可能得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正是这些永远辩论不清的命题，启发人们不断从各种角度去思考，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断完善和多元，思维工具越来越先进，众多哲学流派因此而产生，人类的思维水平不断提高，思想市场不断完善。在当今越来越复杂的时代，这种永远辩论不清的复杂问题只会越来越多。因此，倡导多元、宽容、理性、双赢、互益的辩论越来越重要。

近年来，中国人对辩论的权利情有独钟、格外珍视，中央电视台不断举办国际大专辩论赛，如今辩论赛已经普及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当今中国还仅仅是允许辩论了，其实还很不会辩论，甚至还没入门，还需要深入思考真正有益的辩论该是什么样的?

辩论和辩证

辩论其实一种论证，是严谨地讲理。亚里士多德把论证分为证明的论证和论辩的论证。证明的论证的论题必须是基本真理和科学知识，论据要求严格，必须由真实、必然、原始的基本原理来担当，目的是为了发现真理。而论辩的论证使用未必真实、原始的判断作为论据，目的是让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有益的辩论应当像证明的论证。罗素说过：“把辩论和辩证区分开来是非常重要的，辩论者是为了取胜，而辩证者则是要努力发现真理，辩证者就是要采用证明的论证。”

这种证明的论证其实是一种科学思维训练，对科学研究大有益处，科学就是在这种论证中不断发展的。当年围绕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就曾经发生过极为激烈的争论，哥白尼和达尔文就是靠了基于大量事实证明的论证得到了科学界的承认。正是这样证明的论证，使真理越辩越明，而且得到广泛传播。

定义：什么是“文化”

我们常常见到报纸杂志上辩论文化问题，特别是中西文化的论战，我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有些人主张“中体西用”,有些人宣扬“全盘西化”, 有些人鼓吹“中西结合”,有些人倡导“西体中用”,有些人倡导国学，有些人宣扬普适价值。文化问题虽然有很多次辩论，但越辩论越让人闹不清什么是“文化”了。

既然要辩论文化问题，那么首先就要把“文化”的定义弄清楚，到底什么叫“文化”?据说如今“文化”的定义有三百多种，那么大家在辩论文化问题时，是不是都用同一种文化定义?如果大家用的不是同一种文化定义，就无法辩论下去。我们发现，许多文化辩论，其实双方的“文化”定义是不同的，许多无谓的争论就是因为概念定义不清造成的。

给概念下定义并不容易，“文化”这样的概念就更难下定义了。有时我们在大街上看到两个人吵架，他们越吵听的人越糊涂，不知道他们在吵什么,两个人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他们对概念的定义根本就不一样，鸡同鸭讲。许多浪费时间的争论其实都是这样造成的。概念不清，不重视概念的定义，是许多中国人的思维弊端。

在辩论时，给概念下定义的权力不能垄断在某个人或某一方人手里，某个 概念的定义必须是大家都认同的。定义就如游戏规则，大家都必须遵循这共同的游戏规则才能玩下去，这些游戏规则不能由某个人随意定任意改，必须由参加游戏的人公认，并共同遵守。给概念下定义是辩论的基础，真懂辩论的人必然对概念的定义非常在意，辩论前他会努力把概念的定义彻底弄清楚。

论证过程比结果重要

辩论的思维是一种强调论证过程比结果重要的思维，辩手的水平就体现在论证过程的严谨可靠上，而结果反而并不太重要，许多辩题也难有唯一正确的结论。辩论的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思维是一致的，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发现和提出问题，并运用想象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设，然后用各种证据按逻辑规则进行严谨的推理论证，逐步验证假设，这和辩论的论证过程是一样的。

在辩论中一方提出一个观点，只能算未有定论的假设， 一定要允许对方质疑为什么是这样?真正有益的辩论，表达要有逻辑一贯性，论证过程不能违反同一律、矛盾律、排中率等逻辑规则，不能有逻辑漏洞。逻辑规则实质上就是思维的规则，人人都必须遵守，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中国许多文人很擅长抒情和辞藻华丽的表达，不会逻辑严谨地说理，因此普遍缺乏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这在中国式辩论赛中表现最突出。在论证中，任何结论都必须有充足证据的支持，而不是靠幽默和辞藻华丽的所谓雄辩来战胜对方。胡适先生说过：“科学就是拿证据来，事实胜于雄辩。”

在辩论中，辩手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结论，他会用精确的概念定义、充足的事实和论据、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证明一个结论，靠理性的说理来征服人。他也不轻易接受别人的结论，而要考察对方结论的论证过程是否具备上述几个要素，这正是科学的批判性思维的表现。

目前很多地方的应试教育，给学生从小就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未经严格论证的结论，这些结论大多是被当作正确答案要学生背下来以对付考试，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如果你怀疑，答题的结果与标准答案不一样，考试很可能不及格。这和科学研究最需要的怀疑精神以及高度重视论证过程的要求是完全相悖的，实际上还是统一、标准、僵化的思维模式，致使很多人从小就很难形成科学精神和科研传统，更难养成自主创新能力。

一个好辩手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话具备了辩论的所有要素，让人觉得他说话概念清晰，证据充足，内在逻辑严谨，充满了理性力量，让人不得不服，而不是气势逼人、辞藻华丽、滔滔不绝地辩败对方。

研究：辩手的基本功

在辩论赛前，辩手应对辩题有一种研究的心态和收集事实的能力。优秀的辩手拿到一个辩题，一定会先调查和搜集大量资料，然后根据事实、数据、资料提出自己的假设，之后依据逻辑思维规则认真推理论证，得出可靠的结论，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辩手先要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对很多问题我们以为自己懂了，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自己所知甚少，甚至可能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义都没真正弄清。

人的一生只要有一次这样系统而又具体的研究过程，就会让你极大地提高思维水平和研究能力，而且会让你变得谦卑。你会认识到下一个结论不是那么简单，你也就学会了科学论证的方法，具备了科学精神。如果你的人生中幸运地有3～5次这样的机会，那你就基本上成为一个很成熟的有科学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了。

美国教育要求美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研究，直到博士毕业，不知研究过多少课题了，美国人中该有多少成熟的知识分子!怪不得美国人获得了最多的诺贝尔奖，有这样的科研传统，怎么能不英才辈出?西方人就是这样，不断地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思维工具越来越先进，因此西方文明领先世界。

古希腊曾经因为辩论流行，产生过一个“诡辩派”。他们为了辩论而辩论，无理搅三分。但在辩论的风气中涌现出了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与“诡辩派”根本不同的是，他通过辩论来追求真理，不只是为了辩论而辩论。苏格拉底说过：“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的无知。”他通过辩论，认识到了自己的无知，达到了最彻底的谦卑，反而成了影响力最大、影响时间最长的伟大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对几何学无知者，不具有参加任何辩论的资格，因为几何学中包含了演绎推理的逻辑法则，不懂逻辑法则的人说话无法有逻辑一贯性，跟这样的人辩论是浪费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起源就是来自辩论。

一个人不应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更不要轻易下结论，而是先要想一想这观点背后的问题。先想想历史上人类最优秀的头脑是怎么想这些问题的，然后才可能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再看看能不能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稍稍向前推进一小步，否则你想了半天的问题也许前人已经想得非常透彻了。能把巨人想过的问题稍稍向前推进一小步就不得了了，人类文明就是这么一小步一小步地推进的。所以在研究中，要强调搜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去查阅相关的文献，去读经典名著,从而使自己知道天高地厚。这个过程就是典型的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研究过程，也是自己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大音稀声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经常有人说，某某口才不好，但是思想非常深刻。某位大学者水平很高，但不善言辞，有内秀。这种说法其实大有问题。

口才好，是指能把一个问题说清楚。如果能把问题想清楚，就一定能说清楚，说不清楚，说明还没想清楚，思维根本就是混乱的。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思维不清楚，语言没法清楚。辩论的过程就是逼迫辩手把一个问题彻底想清楚，并且能清晰地表达出来。

曾经担任过辩论赛教练的郭宇宽先生指出：“定义和逻辑思维规则，就是一个辩手的工具，它们决定了人的思维境界。能把对一个问题的思考清晰地表达出来，你的思想也就到那个境界了。”某位获经济学家就因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信息对称”而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人家用这一个概念，就很好地解释了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经济现象。这个概念，其实是经济学家穷其毕生精力思考研究出来的，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清晰的词语。真正的大师，都是通过长期深入的研究，最后根据思维规则推导出了简洁清晰的结论。

一位好辩手，不是拿到一个辩题可以滔滔不绝说几个小时，那往往是头脑混乱、水平低的表现居多，而是几分钟就能说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不用讨论了，再说都是废话。这就要求辩手要养成深思熟虑后精确简洁表达的习惯，你表达的水平，就是你思想的水平，老子说过“大音稀声”,就是这个道理。

辩手的风度：同情的理解

很多人认为能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就是口才好的表现，我国当今的许多辩论赛往往培养的是口齿伶俐而不会倾听的人。

刚接触辩论的人一开始会觉得倾听是非常困难和非常累的事情，有些辩手恨不得不让对方说话才好。辩论训练中也教授一些技巧，能把对方堵得说不出话来。其实更有利于辩手成长的是欢迎对手来质疑自己的观点，甚至努力帮助对方把他的意思表达得更有效、更清楚，鼓励他把他的思维逻辑展现出来，自己认真地倾听，这样的辩论才有益处，对自己的思维才有启发和帮助。

当你对一个问题已经有了成熟思考的时候，如果你用语言堵得对方说不出话来，你自己在那滔滔不绝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在观众眼里，你似乎赢了，但是如果第二次、第三次，以后都这样，那么你自己的思维水平就无法提高。

对方思想清晰表达出来的过程，也是你从中学习提高的过程。当你设法去回答别人提出的、自己之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思想和认识会迅速提高。辩论的精髓其实是吸纳，而不是排斥，不是把对方驳得一无是处，而是吸纳对方的有益见解，以补充自己考虑不周或不深的地方，使自己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那么在辩论中首先就要学会真诚地倾听，尊重和理解对方的意见，看看对方有些什么与自己不一样的高明看法，以便自己采纳。

真正有益的辩论是双方相互吸纳对方的意见，形成高于自己原有认识水平的共识，又在新的认识水平上形成不同看法，再通过辩论形成新的共识，双方的认识水平因此而呈螺旋式上升，最终得到双赢的结果。所谓“辩证法”的原意就是这种双方共同提高的过程。只有这样的辩论，才会达到真理越辩越明、思维水平越辩越高的目的，否则只会越辩越糊涂，越辩思维水平越低，越辩越伤和气，双方只会更加坚持自己的意见——意气之见，连做人的风度都降低了，这样的辩论其实得不偿失，两败俱伤。

胡适先生把尊重对方、善于倾听、善于吸纳对方长处的态度称为“同情的理解”。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宽容是自由的前提。有益的辩论可以提高辩手的倾听能力和宽容精神，善于捕捉到别人发言中最关键、最精彩的部分。懂得辩论的人的倾听会比一般人更有效率、更全面、深刻、系统。比如在看牛时，别人眼里看到是一头牛，而在你眼里可能还看得到牛的骨架结构、肌肉纹理，眼光犀利具有穿透力。

郭宇宽先生指出，有些人学会辩论以后变得很能说，这是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现。一个优秀的辩手应该惜话如金，很会听。因为他像“庖丁解牛”一样，一上来就把对方说话的逻辑听得非常清楚，知道什么样的问题是不值得浪费精力纠缠的。即使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能看清它的逻辑脉络，能听出问题关键在哪里。在面对值得辩论的问题时，低水平的人，就像泼妇打架，张牙舞爪相互把脸都抓破了，也分不出个胜负。真懂辩论的人，不动声色，一出手就会很直接，就像武侠小说里描写的，瞬间就捕捉到一个人的要害在哪里，就是用一根筷子戳进去也能置人死地。

韩国的议会里，一些议员在辩论时动不动大打出手，上演全武行，看来他们只学到了辩论的皮毛，还没有学到精髓。可见人的思维模式的转换是多么的不容易!

多维视角：自己并不总是正确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经常会遇到有不同价值观和信仰的人。有益的辩论教给人对不同价值观的尊重和对不同信仰的同情，努力想去倾听和理解与你不同的声音。当你有了前面说的几种能力，即追求定义的清晰、强调逻辑的一贯性、具有彻底的谦卑和研究能力、有倾听和理解的习惯、说话简洁清晰之后，你应该做的是努力寻找那些与你不同的声音和信念，并去追寻这些观念背后的“为什么”,形成多维的视角。

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对同一个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不存在一个有统一标准的正确答案，每个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一定正确。当你有了不同观点的参照，会增加许多自省的意识。就像一个人早晨起来要照镜子一样，因为在镜子中你才能看到你的形象，认识到你的自我是什么。不站在另一个角度，不换位思考，你往往认识不清自己。

一个辩手的本能是天然地反对缺席审判，会努力去找另一方面的观念和完整解释是什么,不满足于断章取义的引用，即使罪犯都应该给他们一个完整地替自己辩护的权利，这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基本制度。在原原本本理解了他的逻辑和解释以后，再做出一个判断。也许这样一个判断也不绝对准确，但会比较接近理性。未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是大家习惯于分歧，而且尊重分歧，进而能够理解分歧，这样的社会才真叫和谐社会。只有一种声音，一种观点，还不许别人怀疑的社会是恐怖的社会。

一个好的辩手未来应当成为有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能说会道但只会自说自话甚至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成为有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他有怀疑精神、批判意识、科学思维、宽容精神，这种怀疑和批判不是只对别人的，更不是对一个你所不了解的东西下的轻率结论，而首先是对别人的理解，然后是自省，对于自己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的推敲和质疑，也就是说，怀疑和批判应当首先指向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总是有理，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完善自己。

郭宇宽先生特别强调多元价值观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国的体制和教育里，我们从小到大没有很多机会让你理解差异是什么,都是在跟你相同的文化背景、大致相同区域的人交流。甚至你进到城里面也会发现，流动人口学校的 孩子们跟城市的孩子融不到一起，难以交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没有机会面对面讨论问题，所以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年轻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相像，价值观趋同。

成为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世界公民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经常参加一些有益的辩论是培养科学理性精神的好方法。

真正有益的辩论，主办者首先应当让辩手根据自己的观点来选择正反方，正反方不必是一个队的，观点相同的在一方。评委应当根据哪位辩手说话定义更清晰、论据更充分、更有逻辑论证的说服力、表现得更宽容、更会倾听、更尊重理解对方、更能帮助对方把自己的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更能吸纳对方精彩的观点、更有反省意识、语言更清晰简洁来打分，最后依据本队每个队员的得分累加来决定哪个队胜出。这从根本上保证了辩手说的是真话，而且强调论证过程的科学性。辩题要提前公布，让辩手有充分的研究时间，这样辩论起来才更有深度更精彩，更对观众有思维启迪的作用，是普及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极好方式。

总之，有益的辩论要注重概念定义，不轻易下结论，不简单说谁对谁错，论证过程要有充足的证据和保持逻辑一贯性，辩手要深入研究辩题和具备彻底的谦卑态度，说话要简洁清晰、善于倾听、给对方同情的理解、善于吸纳对方的长处，辩手要具有多维视角并尊重多元价值观、怀疑和批判应当首先指向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总是有理，辩论的目的是双方都在吸纳，都能提高思维水平，取得双赢的结果，并借此培育科学理性精神，成为成熟的世界公民。我们看到，深圳图书馆举办的新型大学生思辨比赛，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结果，这样建设性的思辨比赛才应当大力提倡，这种思辨比赛才能促进大众的创造力提升。

如果这种新型的思辨规则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在朋友聚会、家庭聚餐、沙龙讨论、散步聊天中普遍应用，那么,人们的思维水平必将普遍提高，创造力也会不断得到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