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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式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论》的重点阐述对象。
马克思在破解商品的神秘性质时，非常重视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的分析，称赞其在这方面“闪耀出天才的光辉”。他在《资本论》中充分汲取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分析的积极成果，破解“货币的谜”的性质，并克服其自身所处社会的“历史限制”，在两方面超越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形式理论。
第一，发现“一般人类劳动”，解决了商品间“质上等同”的疑难；
第二，确立商品的“价值”概念，揭示出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与人的关系。《资本论》对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的吸收是破解商品神秘性质的关键因素，也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形式空场的补遗。
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马克思发现了一切有用劳动的共性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一切商品的价值不过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标志着建基于“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之上的劳动价值学说逐渐走向成熟。
因此，我们不应该忽略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形成中的亚里士多德因素，准确地说，马克思是在充分汲取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以及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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