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悖效  未必人人都追求财富自由

马克思把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放在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文明的首位，却不以物质享乐和财富积累的满足为个人事业的追求目标，从新哲学悖论性或悖效性原理出发，可以将马克思的人生哲学概括为“马克思悖论”或“马克思悖效”。

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中深刻阐述了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揭示了个人物质追求的局限性，他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人们的生产活动既创造物质财富，也形成社会关系，由此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三个阶段，强调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是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必要条件‌，而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与燕妮育有多个子女，其中三个因贫病夭折‌，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陷入极端贫困，只能以面包和土豆充饥‌。马克思的主要收入依赖微薄的稿费和好友恩格斯的接济‌，他因批判普鲁士政府、参与工人运动并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先后被比利时、法国等国家驱逐，长期处于流亡状态，无法从事职业和获得稳定收入‌。

马克思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事业和学术研究，尤其是《资本论》的写作，他将继承的遗产用于创办《新莱茵报》，长期担任主编却领不到工资，完全依靠热情和信仰坚持办报，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得马克思放弃了可能获得物质回报的机会。

“马克思悖论”体现在文学家的情怀。徐志摩早年接受经济学教育，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20年放弃博士学位，赴英国追随罗素，转向文学创作。父亲徐申如期望徐志摩继承家族生意，但事与愿违，只好出资出版《志摩的诗》。徐志摩与父亲钦定的儿媳张幼仪离婚，与陆小曼结婚，违背家庭期望，父子关系紧张，徐申如因不满而减少经济支持，徐志摩只能通过写作和教学等维持生计‌。

‌徐志摩“弃商从文”，担任和兼任大学教授，各项相加的月收入相当于现在的12万元，但因陆小曼奢侈消费，生活仍显拮据‌，他未选择经商或继承钱庄，倾向于文人自由职业。徐申如夫妇将遗产分配给了张幼仪（徐志摩前妻）、徐积锴（徐志摩长子）、陆小曼（徐志摩遗孀），其中张幼仪和徐积锴共获三分之一遗产，陆小曼得到一份，徐申如夫妇保留一份‌，徐志摩本人未获分文。‌‌

“马克思悖论”体现在革命者的意志。吴石曾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中将级别），当时的收入属于高级军官阶层，吴石放弃优厚待遇，选择革命道路，主要是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失望和对共产党理念的认同，他在抗战期间目睹国民党内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资源分配不公、军官争抢军饷等问题使得吴石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了深刻质疑‌。

‌通过接触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了解解放区土地改革政策，吴石逐渐认可共产党的治理方式，认为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在淮海战役等关键时期，吴石冒险传递核心军事情报，他在1949年主动请缨赴台潜伏，定下“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决心，收集和传递了不少国民党绝密情报‌。吴石的抉择显示了从职业军人到革命者的信仰转变，他牺牲后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不能忘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