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房子”是座图书馆（读书有味）

蔡崇达

国庆期间，改编自我的小说《皮囊》的电影《浪浪人生》上映，我干脆在故事的发生地，我的家乡福建晋江东石镇住下了。

之所以说“干脆”，是因为这的确是个需要斟酌的决定——于我来说，如今返乡居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6年前，我把自小居住、生长的老屋，改造成了一座面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把自家改成公共图书馆这事，我后来认真追索过记忆，应该是读初中便有的想法吧。自小家境困窘，买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东石镇没有国营的新华书店，只有一间小小的同样困窘地计算着营收的小书店。这样的书店确实没办法躲在哪儿蹭书看而不被发现，我只能鼓足勇气、厚着脸皮，装出一副要买书的样子，“过于认真”地在书店一本一本、一页一页精心地“试读”。每本书看过十来页，便要做出一副犹豫再三的样子，拿起另外一本，给人的感觉真是在挑书。

没几日，店家就发现了。一开始只是客气地咳嗽几声，再后来便开始紧紧地贴着我，忍了几日，又假装驱赶苍蝇，拿着苍蝇拍围着我转。那时候我就想，如果以后有钱了，一定要建一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对外免费开放，欢迎所有人坐着、躺着、趴着，想怎么看书就怎么看书。

七八年前开始着急一定要把老屋马上改造成图书馆，却是因为担心母亲。我读高二时，父亲中风偏瘫了。母亲为了让这个家庭看上去健全并且康复起来，执着地要翻盖当时的平房老屋。钱只够翻建一半，甚至外墙也没贴砖，房子就裸露着斑驳的躯干，倔强地立在那儿。父亲并没有在翻盖的房子里住多久，就在一个冬天离开了我们。房子突然空出来了，而且那种空，是锥心的空。母亲经常一个人在父亲住过的房间、坐过的门槛、跌倒过的厅堂发呆。

如何陪母亲走出这个房子保存的悲伤记忆？或许只有让母亲扎根的这个老屋生发出新的故事，她才可以安身，才会跟着新的故事活出新的生活来。于是，那天我特意回家，和母亲宣布，我想把老屋改成图书馆。母亲问，那我们住哪？我说，图书馆里啊。母亲说：会不会很奇怪啊？我说，不会啊，这多浪漫。

我还说：或许父亲会很高兴，因为我们终于有能力帮助小镇上的人了。

感谢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栏目组和设计师琚宾先生的帮助，我最终用《皮囊》的版税把原来的老屋改造成了一个既公共又私人的空间。房子的一层是可以举办读书活动的围合式空间，二层是个可以容纳1万多册书的图书馆，二层往上是我们一家的居住空间。图书馆名为“母亲的房子”，因为这里曾经见证了一个母亲为了一个家可以付出的全部，这里也是一个儿子希望能为母亲创造出新的人生故事的地方。

从各个角度看，这都是个奇怪的图书馆：建在逼仄的、只能容纳下两辆摩托车错身行驶的小巷子里，一楼总是镇上的各种人、到处溜达的狗和飞檐走壁的猫好奇地来探头，二楼则对着邻居家的厨房和屋顶，邻居可以边炒菜边看着图书馆里的人，图书馆里的人也可以边看书边闻邻居的饭菜香。那次阿来老师来开讲座，小镇上的老人经过，驼着背好奇地探头问：这人是谁啊，你们在讲什么啊？阿来老师乐呵呵地回说：我们讲文学。讲文学啊，文学好啊，老人放下挑着的担子，坐了下来。讲了一会儿，邻居的狗突然在图书馆门口吵起架来，声音一度盖过了阿来老师。再之后，轮到邻居院子里的母鸡激动地叫起来……

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母亲，对于家里突然成了小镇的文学中心，一开始有些拘谨。开讲座的时候，她窝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听着。有人来图书馆看书，她犹豫着怎么招呼，最终结结巴巴地说：来看书啊？随便看看啊，这些书可新可好了。

不过母亲这样的拘谨，只持续很短的时间。时隔3个月，我再次回去，进门就看到母亲和许多邻居聚在一楼热火朝天地聊天，而二楼，则是邻居带来的孩子们安静地做作业、看书。那晚母亲夸我这图书馆做得好，“每天这些街坊们就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读书，大人们则可以聚在一楼，互相说说心里的事”。我由此知道了：这座图书馆正在成为家乡的一个文化容器。

自如起来的不仅是母亲，还有这小镇上的人。图书馆开放没多久，就有各个村的人来考察。埔头村的村支书和我母亲说，他们村子原来有个戏台，现在唱戏少了，要不干脆也改成图书馆？肖下村的一个华侨刚好回老家祭祖，听说有人把家里改成图书馆了，浩浩荡荡带着一整个家族的人来考察，开心地说，终于知道家族里空置的那个祠堂怎么有人气了——搞一个祠堂图书馆。

图书馆不断展开、生发着新故事：有写作爱好者，千里迢迢赶来，一定要在这里开启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写作；有人把读过的书写上密密麻麻的心得，放回到图书馆，希望这本书能陪更多人度过孤独的日子；有七八岁的小姑娘申请在这里开了自己的首场诗歌朗诵会……

因为电影的上映，再加上国庆假期本来读者也多，回老家这几天，图书馆里总是满满的人，满满的读书声、笑声。声音往上飘，我住在楼上的房间，仿佛住在人群中。妻子担心地问我：这么热闹的地方，你可怎么写稿啊？我回答道：或许这篇文章，就得在这里写出来。

(作者为作家)

《 人民日报 》( 2025年10月17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