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秀琳：雇员忠诚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代理要点解析

前言介绍

雇员忠诚保险案件不同于正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类型的保险案件，雇员忠诚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件在我国既有的保险合同赔偿类型的判例中较为罕见，主要的诉讼主体为相关金融机构，目前在我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相关保险合同类型的案例时，发现雇员忠诚保险合同类型的案例几乎没有可参考案例。

本文中笔者将结合曾经处理过的雇员忠诚保险成功案例，旨在鲜有相关案例可供参考的前提下，试图就该类案件的诉讼代理要点进行分析，结合雇员涉及到的刑事判决的相关卷宗笔录证据、民事赔偿判决书中的相关赔付证据、《保险协议》中本身约定的相关特别约定条款，甚至是“忠诚行为”本身的概念角度出发，多管齐下，梳理针对所有此类案件的代理思路。

案情概述

2018年3月，原告总行（原告为金融机构）与被告总部（被告为保险公司）签订《年度财产与责任保险协议》（以下简称《保险协议》）。《保险协议》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财产与责任保险，保险险种包括财产一切险、机器损坏险、公众责任险、现金险和雇员忠诚险。同日，被告某保险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营业部向原告出具《雇员忠诚保证保险保单》（以下简称《保险单》），《保险单》约定保险期间自2018年4月1日零时起至2019年3月31日，追溯期为2年，追溯日为2016年4月1日。《保险单》同时约定，每次事故免赔额为50万元或保险损失金额的15%，以高者为准，同一人或同一团伙的多人在3个月内一次或多次实施不诚实行为或犯罪行为，使被保险人或其客户资金受损的，应视为一次事故。

2019年4月，原告的雇员因涉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到公安机关自动投案。2020年4月，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原告雇员于2015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将购买理财产品的客户资金不入账，利用储户输入密码之机偷看客户密码，将储户已购买成功的理财产品撤单，并将客户银行卡内的资金转入其本人的银行卡中用于投资，从中赚取差额利息300余万元。其中原告雇员共计吸收五名储户资金共计人民币1000余万元，原告雇员将部分资金用于投资，剩余部分资金仍在个人银行卡中。2019年3月，因投资公司资金链断裂，原告雇员未归还客户资金共计1000余万元。最终被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同时责令向储户退赔全部理财资金。

刑事判决作出后，部分储户由于未收到雇员的退赔款，分别向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原告承担退还投资款的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原告向四位储户的理财损失的本金700余万元进行全额赔偿，判决生效后原告已履行相应民事判决，向四位储户支付相应本金及诉讼费。

2019年4月9日，原告书面报案并提出雇员忠诚保险索赔申请并提交了相应的理赔材料。2021年4月30日，原告收到被告出具的拒赔通知书，以“保险人无法核实案件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为由，拒绝了原告的理赔请求。

基于上述事实，原告向法院诉请要求被告承担保险赔偿金和相应律师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适格；二、本案是否符合雇员忠诚险的赔付条件，如符合赔付条件，具体赔付金额。

代理要点分析

一、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

本案中涉及到原告的各种主体，《保险协议》系原告的总行与被告的总部签订，此后的《保险单》系原告的名义出具，但是民事判决书中的赔付主体却是原告的某一下设支行。由于涉及的主体较多，被告在答辩中一直声称由于原告仅是《保险协议》中的分支机构而非签订主体，并且民事判决的赔偿主体也并非原告，所以不符合《保险协议》中约定的赔付对象，不应予以赔付，在赔付主体资格问题上进行了着重抗辩。

为此，笔者提供了原告作为银行分支机构的开业批复，证明原告的某支行仅是原告的全资附属机构之一，并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且提交了相关储户签订的理财合同的电子模板文本，证明储户的委托理财合同均与原告签订，或者是直接由原告总行在首部进行的风险提示后由储户自行线上签署购买，某支行仅是作为交易网点办理业务，并不是委托理财合同的签署方。原告储户有权选择向原告或原告某支行起诉，在储户选择了某支行起诉的情况下，民事审判法院依法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进行审理，将原告的某支行作为委托理财案件被告，因为某支行作为原告的附属机构仅是原告下辖的交易网点，并不是委托理财合同的实际签订方，且某支行并不具备人、财、物的权限，相关赔付义务只能由原告承担，并且原告作为用人单位与雇员签订了《劳动合同》，雇员是原告的正式雇员，并由原告分配派往某支行办公担任理财经理一职，因此，原告为最终的赔付义务主体。

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雇员忠诚险的赔付条件问题

由于民事判决书中最终认定是由于原告某支行的管理存在严重管理过失导致发生雇员挪用储户资金的行为，认为原告某支行违反了《理财委托合同》的受托管理义务，由此在刑事判决书已经判令由原告雇员向储户赔偿相应理财本金的基础上再次以民事判决的方式判令原告某支行向储户赔付相应理财本金。被告在本次案件中以此为抗辩突破口，认为原告的过失系免赔的理由，认为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保险赔付条件，由此拒绝向原告进行赔付。

为此，笔者认真比对了当时的刑事案卷卷宗中的每个人的询问笔录，对于委托理财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了认真比对和还原，并且对于《保险协议》中的“特别约定条款”进行了逐一核实，最终找出了案件的代理方向，用以证明被告的抗辩理由并不成立。

1. 从被告自己提供的《拒赔通知书》出发限定被告拒赔的理由。

被告自己提供的《拒赔通知书》中明确以无法核实案件性质原因为由拒赔，这与被告主张的以原告存在重大管理过失为由主张拒赔的主张相互矛盾。所以被告的拒赔理由应限定为“无法核实案件性质和原因”，而非“原告存在重大过失拒赔”。

2. 从《保险条款》的“特别约定”条款入手寻找约定除外情形。

根据《雇员忠诚保险条款》第92页特别条款第5条第5项约定：本合同中第五条第（一）的条款措辞修改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错误或重大过失行为” “被保险人及其代表一般情况下指的是一个单位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行政总裁、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或上级单位派驻该公司或单位的代表”；《雇员忠诚保证保险保单》第8条第4款约定：本合同中的“错误”指不存在主观的故意或恶意的工作失误。具体到本案，雇员作为理财经理仅是原告的普通职员，并不符合上述“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约定的人员范围，因此并不适用保险公司提出的原告存在过失要求免赔的约定。原告作为“被保险人”是个法人主体，自身不可能去做任何行为，其行为当然由“代表”实施，上述规定中的“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为指向同一群体，并且保单文本均为被告的格式文本，在发生文字理解上的歧义时也应该按照有利于被保险人可以获得赔付的角度去理解和解读，不应以“抠字眼”的方式进行解读。被告在上诉状中认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属于“被保险人＋代表”两个词语组成，由此来否定《雇员忠诚保证保险保单》中免责条款的约定，属于通过“文字游戏”以达到“恶意逃避理赔责任的行为”的目的。

3. 通过对于刑事卷宗中各方人员的刑事询问笔录进行认真比对分析，并且辅助原告内部各项管理规定，证明原告在整个案件发生过程中不存在任何错误或管理过失。

原告在整个日常业务监督管理过程中对于雇员所实施的不忠诚行为本身不存在任何错误或管理过失，原告对于雇员作为理财经理的职位有严格的禁止挪用客户资金，禁止代替客户签字或输密、违规代理客户办理业务，严禁私自代客保管银行卡、票据、印鉴、网银USBKEY等物品等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对于所有员工均有定期的飞行检查，通过刑事询问笔录可以得知，雇员在刑事卷宗中已经自认他的违规操作不需要经过任何上级领导的批准，自己就可以单独完成撤单操作，并且雇员作为理财经理正常管理着数百名的理财客户，而本案涉及的四名储户均是雇员的朋友的母亲或婆婆等非常熟悉且自行主动将U盾放置于员工处的老年储户，雇员之所以能够顺利挪用四名储户的理财资金多年并最终造成重大损失，原因是在于老年储户自身对于理财账户保管十分不妥善以及雇员个人利用老年储户的信任和理财产品募集期内可以随意撤单的相关规定，雇员以老年储户的身份进行的操作，银行在整个过程中都是按照储户个人合法支配自己的私人资产来进行的应对处理，从银行端根本无法识别出是员工代储户进行操作还是储户自行操作。员工尽到了所有管理责任但仍然无法阻止本次案件的发生，雇员的不忠诚行为对于原告而言存在偶发不确定性，而原告所投保的雇员忠诚保险所保障的也正是射幸利益，是对于无法预计且无法避免的原告因雇员的不忠诚行为导致的损失风险的弥补。

律师点评

在接到案件材料伊始，笔者也对于“雇员忠诚保险”这个保险险种充满了疑惑，“忠诚居然还能保险？”这种主观色彩如此强烈的事宜是可以通过保险条款约定的吗？所以在制定代理意见时，笔者先是从“忠诚行为”本身的概念角度出发，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从主体方面、主观方面、行为方面、结果方面四个方面出发，分别论述了本案中员工实施了对于原告的“不忠诚行为”的事实。并且在民事判决书中的认定我方存在严重管理过失导致赔付储户的不利认定情况下，为了应对保险公司的相关抗辩，从保险公司自身的《拒赔通知书》中列明的拒赔理由限定住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同时对于保险条款中的特别约定，结合雇员的实际职位等不适用过失免责除外情形，通过员工刑事卷宗笔录中的相关论述说明本次案件之所以发生是完全由员工利用储户的信任窃取密码后利用理财资金的募集期撤回的规定才得以完成，证明即使原告方尽到了全部的管理义务，也无法避免本次不忠诚行为的发生，以“环环相扣”的举证方式完成了本次案件的全部举证义务，对于保险公司的相关抗辩均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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