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台北的雨下得沉,十六岁的吴学成攥着父亲吴石将军的死亡通知书,手抖得停不下来,枪声刚落,她就知道自己成了家里唯一的指望,弟弟才七岁,母亲还在牢里,父亲的身子躺在军法局的冰柜里,没人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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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她穿着校服去军法局领父亲的遗体,工作人员冷笑说你爸是叛徒谁敢收尸,她咬着嘴唇把存折推过去,说至少让我付火化费,没人知道她偷偷当了母亲的金镯子,最后军方让步了,可骨灰只能暂存在寺庙里,像件没人要的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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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出狱那天,吴学成在巷口补军服,七个月牢狱让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家里早被抄得干干净净,房东赶人时,七岁的弟弟躲在纸箱里哭,学成低头一看,弟弟的鞋破了洞,那双鞋是父亲被抓前刚买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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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生日那晚,她答应嫁给了那个退伍的老兵,他比她大十五岁,右腿在战场上废了,婚礼那天她穿的是件补丁衬衣,门上贴了两朵用红纸剪的窗花,新郎问她怕不怕,她没说话,眼睛看着弟弟新做的书包,那是男方给的全部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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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三十年,学成每天早上都去纺织厂上班,傍晚绕个路到寺庙,擦那些骨灰坛,一擦就是好多年,1992年春天,台湾的报纸突然登出吴石将军被认定为烈士的消息,她捏着报纸的手又抖起来了,这次不是怕,是等了半辈子的东西,终于在心里烧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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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清明,骨灰坛上了渡轮,海水漫到船边,吴学成摸到坛底父亲刻的那四个字——精卫填海,北京福田公墓的松树在风里响着,她对着墓碑说,爸,这回咱们回家了。
从少女到老太,五十年的光景都藏在那个青花瓷坛里,别人说英雄的事迹,她只是当掉首饰,一针一线补衣裳,天天擦骨灰坛,就是这双长满茧子的手,撑住了快要散掉的家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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