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润海 | 镜子和标尺——说起张老万

镜子和标尺

——说起张老万

曲 润 海

张万一同志走了已经十四个年头了！他走时我在北京，没有来得及告别一声。《张万一文集》出版了，厚厚的三大本，收集了32个剧本，还有小说、文章、诗歌。山西为此开座谈会，翟凤仙同志给我捎来信捎来书。可是我已退休，不常去单位，当我收到书看到信，座谈会已经开完了。翟凤仙同志还是要我写一点文字东西，我也真想写一点。

我知道张万一同志的大名，是五十年代，是同贾克、寒声、王易风、洪飞、张沛等几位艺术家一起知道的，但真正认识他，却是在“文革”后期。“文革”中他和其他有成就有名望的艺术家一起被打扫出太原，他全家到了晋东南的陵川县，后期放回来还让他搞戏。我也从繁峙县回来，不久到了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宣传部、文艺工作室（即后来的文化局、文联、作协）经常组织创作讨论会，张万一同志是必参加者，这样就认识了。原来，张万一并不像想象中的艺术家那样牛气，老同志都叫他张老万、老万，并且常说“不怕一万，单怕万一”。日子久了，我们小一辈的人们，也叫起他老万来。

其实老万并不可怕，他是个极其平易的人。他穿着一身普通的中山服，有时候戴着那时通行的干部帽，身材不高，看起来却很笃实，如果不知道他是张万一，决不会认为他是山西有名的戏剧家。他说话随和且随便，尤其和大家爱开玩笑，他和王易风、王世荣、董新良、鲁克义、胡国安、郝凌云等同志在一起，更没有任何遮拦。对大教授石丁，他也敢说笑话。他的语言中没有官腔。讨论演出或剧本，他的发言从来毫无保留，不管是对什么样的作者，什么样的作品。

记得1976年夏，山西举行学大寨文艺调演，在评论组和创作学习班，讨论晋中一个修水库的戏时，出于希望改好剧本，大家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如戏中批判工程师的那些“保守”，其实是合乎科学的。大家发言比较随便。戏中有一句台词说，洪水来多少蓄多少。寒声同志批评说，不留溢洪道是不行的。老万说，那不是光吃不拉，把人憋死了吗？当时的会由我和鲁克义同志主持，晋中的人坐一面，评论者们坐一面，我和鲁克义坐在横在中间的座位上。评论者们一片笑声，而晋中的人们却都绷着脸。我们当时倒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不料评论会结束后，晋中有一个人一出门，高声说：“这里不欢迎，我们回晋中去。走！”我和鲁克义这才感到要惹麻烦了。虽然晋中宣传部副部长潘霞玲同志事后说没有什么，不要在意，表示一定要改好剧本，但还是有人反映到上面。副部长卢梦同志只好让我们再开一次会议，说一些好听的话。

文革初期，老万挨批归挨批，但乐天派的秉性始终不改，也正因为他的乐天派秉性不改，他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悲观丧气，能够在逆境中坚忍不拔地坚持到云开日出。也正是乐天派精神，使他在逆境中身架不倒，所以在十年浩劫过后，不计得失，很快能重新上阵，创造出一批新作品。

他的乐天派精神，来自于他淡泊名利，心底无私。1983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山西的文化、文物、出版三大块合并成了一个文化厅。机关人员压缩了一半，老同志都离休了。事业单位也在调整，一部分老同志要到文联所属的协会去，可以适当多工作几年。征求老万的意见，他却哪里也不去。虽然他也是一个剧协副主席，但他却不去过问那边的事，他全心全意干戏研室的工作。不久他就离休了，就全力以赴写他的剧本。

老万是时代的骄子、人民的知音。他的剧本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声息。在日寇践踏中国土地，屠戮中国人民的时候，他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当革命需要他唱戏写戏，鼓舞人民大众的时候，他便愉快地参加了剧团，从此走上了戏剧人生之路。使命决定了他的创作不能离开政治，不能离开人民大众。他从来没有觉得为抗战服务，为平民百姓写戏，搞不成艺术，他没有把艺术看得至高无上。他的创作绝大部分是现代戏。因为他生活在战士、农民中间，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通俗诙谐的语言俯拾即是，随编随演，因而他的剧本上演率之高是无人可比的。一些剧本久演不衰，成为保留剧目，至今仍活在舞台上，《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哑姑泉》已经演了五六十年。《老八路》一经成活，就轰动山西，享誉京城，引起老一辈的共鸣，少一辈的敬仰。1990年是老万从事戏剧创作五十年，也正值看了他的《老八路》之后，我写了几句祝贺词：“一根老蔓何其长，根底牢牢在太行。拄杖更添豪爽气，任教司令理家常。”字不怎么样，只是想表达对他尊敬的心情。

老万不耻于改编，他的剧本有些是从别的艺术品种改编的，而且改编的都是名家的作品。《万象楼》《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圈套》《结婚》，是从赵树理、李季、阮章竞、马烽的小说、诗歌、别的剧种改编、移植过来的。改编和移植是对剧团对人民大众功德无量的好事，过去戏曲剧目绝大多数是改编移植的，不少小说、诗歌也借助戏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家喻户晓。可是现在这样一个极普通的道理却糊涂了，似乎只有原创、白手起家才最高贵，改编低人一等，移植更不入流。眼下的名家们更把自己的东西看得神圣不可侵犯，你要改动我的东西，我就和你打官司，高额索赔。这些名家与赵树理、李季、阮章竞、马烽真有天渊之别。老万成了著名剧作家，他的剧本被不少剧团移植，改动，他何曾打过官司，要过代价！

老万改编的另一类是传统戏，虽然不多，却很精彩。《灵堂计》、《会妻》、《夺锦楼》等都是根据梆子戏剧目改编的。根据上党落子传统戏《司马庄》改编的《灵堂计》，仍然是一本大戏，由著名表演艺术家郝聘之等演出，十分成功，特别是灵堂一场，已经磨炼成了名符其实的精品。《会妻》是传统戏《四郎探母》中的一场，也已成了山西省戏曲学校的教学剧目。还有几个剧本是取材于传统戏重新创作的，如《九仙台》，写的伍子胥，却并不是《出棠邑》《走边》的翻版，而是另外设计了人物、故事，写出了新意。

由于几十年扎根太行山区，老万的戏洋溢着民间的地域的风采，通俗中蕴含着农民的深情、智慧，使得他的戏多有喜剧色彩，即使是严肃的主题，他都能顺手拈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和语言，使戏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在他笔下绝没有玩深沉的、故弄玄虚的、不让人看懂的东西。这正是中国戏曲的特点，也是老万的艺术风格。一个破除迷信、揭露神婆骗人把戏的小戏，他出奇地起名为《关公整周仓》，令人忍俊不禁，而这个戏却是1947年的作品。老万的戏剧语言如他本人说话一样，十分丰富、生动、幽默、风趣，看他的剧本绝无枯燥之感。他编写唱词的本事实在令叹服，有的戏很少念白，几乎是一唱到底的，确实有点像赵树理。如果真有个戏剧的“山药蛋派”，老万便是最有资格的代表人物。

老万又是剧团的老万。他在剧团里成长，成名，他与剧团共命运。他与武乡光明剧团、襄垣农村剧团不仅是抗战期间的一段的合作关系，而是血脉相连一以贯之的关系，是一生不能分开的。没有剧团，他同样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没有老万，剧团哪来的源源不断的剧本上演，哪能成为太行山区的两面旗帜！哪能在几十年后，这个剧种以襄武秧歌的统一形式，成为国家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剧团服务，可以说是老万的天职，集中地表现为，他的剧本毫无例外都是为剧团写的。为剧团写戏，就要熟悉剧团的每一个演员，不但要量体裁衣，而且要扶持培植。他的剧本都能够上演，是同他熟悉剧团分不开的，他绝不写那种不切实际的，剧团不能演、老百姓不爱看的戏。而原本是草台班子起家的剧团，后来竟能够表演朱德、彭德怀、左权这样的叱咤风云的将帅人物，没有一定的艺术素质，是不可想象的。是老万的剧本和老万的心血，扶持培植了这两个剧团和人才。老万进城以后，服务的剧团大了多了，以剧团为根基的思想，也有了新意，观众面更宽了，写作题材扩大了，形式也多样了，他为山西省歌舞团写出了《哑姑泉》这样色彩斑斓的新歌剧。

熟悉剧团家底，使得老万的戏不追求外在的形式，而着力于表演艺术的本体。表演艺术是表演的艺术，表现的艺术，没有恰如其分的表现，没有精彩的表演，任何大制作、大队伍都是徒有其表，而不能感人。他的绝大部分现代戏不追求浩大的演出队伍和豪华的制作。也许现在的人们看起来寒酸，但当时不这样做，戏能够演成吗？

老万当然是我们舞文弄墨者们的老万，他是为我们踩路的先行者，他是我们的镜子，我们的标尺。

曲润海写于2008年3月13日

张万一（1917年—1994年），原名张万镒，笔名老菱，山西武乡人，中共党员，剧作家。1937年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历任班长、分队长，武乡洪水镇民校校长，商联会主席，剧团编导，太行文工团艺委会副主任。后长期从事文艺工作，1950年肄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历任山西文工团副团长、山西省文联联络部长、副秘书长，山西实验剧院副院长，山西戏研所名誉主任等职，系剧协山西分会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委员。

1945年开始创作，改编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为戏剧。抗战期间参与创作襄武秧歌现代戏《劝荣花》《胡春花拥军》等作品，推动该剧种发展。代表作品有剧本集《张万一剧作选》、短篇小说《小鹰的故事》《义务看护队》《多福嫂和她的媳妇们》，戏剧《哑姑泉》等剧本百余部，其中《灵堂记》获山西省剧本二等奖，《老八路》（与张晓亚合作）获杏花奖。组织编纂《山西剧种概说》《地方戏曲剧目汇编》，参与《中国戏曲志·山西卷》编审工作。1983年文化体制改革期间坚持在山西戏研室工作直至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