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下的“垃圾熊”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千龙网）

即便被犬吠和强光包围，趴在垃圾堆上的藏马熊也不会轻易抬头。它的双掌向下刨挖，一次次把嘴探进更深处，直到找出气味最浓的东西，囫囵吞掉。

在青海玉树的部分垃圾填埋场里，这样的场景每晚都在上演。这些垃圾场大多建在离城镇数公里外的高地上，每天的填埋量达到数十吨。因为人少、量大，夜间的垃圾场变成了熊的餐厅。

玉树州治多县牧民才仁也是在那时第一次与熊对视。那双反光的眼睛看不出神采，像“电影里的丧尸”，也像“偷东西被抓现行的老鼠”。他无法相信，这就是奶奶口中“象征着吉祥的动物”。

与漆黑恶臭的垃圾场相比，几公里外的县城正散发出迷人的霓虹灯光。县城中心的上空，被四星级酒店、连锁饮品店和“朗玛厅”（酒吧）等上千家商铺的招牌点亮，外卖员在大街小巷穿梭。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过去一半，在这个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的偏远县城中，便捷的生活和丰饶的物质终于变得唾手可得。也正是在这前后，熊开始出现在垃圾场里觅食。

垃圾“指数级”的增长，是这种奇观的主要成因之一，这是牧民和学者的共识。

作为高原最大的捕食者，当熊越来越依赖人类食物和垃圾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青藏高原，一个食物链上层物种的改变，会给生态系统带来何种影响？

9月17日16时许拍摄的治多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的二号填埋坑。

夜幕下的垃圾场

天快要黑了。

治多县城附近的山脚下，小山似的垃圾堆旁，立着几头牦牛，一会儿嗅嗅散落的残羹剩饭，一会儿舔舔嘴唇。吃饱的流浪狗趴在一旁打哈欠，有的在山间追逐打闹。

等天黑得只能看见远山的轮廓与星星时，远处山上响起一片密集的狂吠，在黑暗中缓缓逼近。与之相伴的，是重物不断砸向地面的“咚——咚——咚——”和尖锐物划过砂石的声响。

一个黑影在垃圾堆前渐渐清晰起来。周围几只半米高的藏獒嗥个不停，身形却还赶不上黑影的一半。在夜空的衬托下，那双耳朵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大。因为过于强壮，它的肩膀像驼峰般凸起，那是常年在草原刨洞觅食的自然进化结果。

照片登在一块蓝底白字的警示牌上——一张神色茫然的肖像照——它有两只圆润的黑耳朵、空洞的小眼睛和狗一般尖长的嘴筒。牌子竖在215国道边，从治多县城出发，行驶约五公里就能看到。

“填埋场非游乐场，防熊警惕不能忘，内有藏马熊出没！”上面写着。

藏马熊的学名叫西藏棕熊，它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食肉动物，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警示牌不远处，就是海拔接近5000米的治多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它坐落在县城西边的一座山包上，正在使用的二期填埋坑靠近山顶，面积相当于两个足球场。

垃圾场上空，总飘着一股复合的“香气”，不断引诱藏马熊前来觅食。

晚上8点左右，车灯亮起，正把半个脑袋埋进土里嗅探的熊停住，扭头朝光源望了望，抖抖脖颈上那圈宽厚的白毛后，继续埋头嗅起来。不一会儿，又来了两只。因为太重，它俩一踩上垃圾堆便陷下去，爬得踉踉跄跄。

其中一只翻出了个色拉油桶，坐在地上，用腿箍住，双掌夹住桶口，把嘴使劲往里塞。瓶口太小，只能伸舌头进去舔舐，边舔边转桶。

另外那只刨出一团沾满红油的包装膜，用前掌按在地上，贪婪地撕咬。白色的塑料膜被抻成长条，在它嘴里反复咀嚼，像拉丝的芝士。

最小的那只运气不错，咬开的塑料袋里掉出几张橘皮，被它两口吞进肚里。

半小时内，超过十头熊陆续光顾。其中还有一头母熊，带着两头幼崽。熊们各守一堆垃圾，扒拉开覆盖的沙土，翻出装满垃圾的袋子和纸箱，一一弄烂，把东西全都倒出来。随后，它们趴下身子又闻又舔，圆滚的肚皮在地上蹭来蹭去。

“早就见怪不怪了。”不少本地人曾在近些年，不止一次看到超过20只藏马熊集体来此觅食，“头挨着头，一堆一堆地吃垃圾。”

这个建成超过十年、全县唯一的垃圾填埋场，近年因为每晚造访的熊群，成了“比动物园还刺激”的观熊景点。和本地司机一提看熊，不少人会直接导航去垃圾场。即便未曾亲临，人们也曾在网上刷到别人拍摄的现场视频。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也不止一次听到过老师警告，“垃圾场有熊出没。”

一名长期观察三江源地区生态的研究者对此感到担忧：“如果放任熊在垃圾场觅食，熊会改变，有可能导致它们逐渐丧失野外捕食的能力，甚至可能影响到冬眠。”

作为常年在三江源地区观察人熊冲突的学者，这10年来，他几乎在玉树各县的垃圾场里，都见到过熊觅食。过去，熊见到人或车时会立即躲远，现在则视若无睹。“它们似乎习惯了被人观看”。

给熊装上定位颈圈，是研究的关键一环。他通过定位记录发现，熊与人类的活动范围重合度越来越高，一些甚至完全重叠。

城镇化是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人不断扩大生活区域，难免会侵占动物的领地。”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牧民从游牧变为半游牧，甚至定居。县城不断扩张，人口快速增加，垃圾随之增多。

“与十多年前相比，治多县城扩大了不止五倍。”他回忆。曾经，各县的垃圾会集中送往玉树市或西宁市的垃圾场处理，但因为垃圾越来越多，运输成本高昂，县城便建起了垃圾场。

牧场与县城

搬来县城十几年后，才仁已无法习惯住在牧区。

尽管老家是距县城最近的牧场之一，相隔不到10公里。但牧场没有香辣可口的川菜、半小时到家的外卖，更没有夜夜笙歌的“朗玛厅”。要不是这两年冬窝子（冬季牧场上的房屋）装了信号放大器，能上网刷手机，他不会在牧场过夜。

他今年23岁，是家里的小儿子，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全家十多口人。从前，一家人挤一间帐篷，随季节变化在冬夏牧场间迁徙。如今，家人几乎都搬进了县城，只有大姐姐夫还住在牧场的冬窝子里。

如果不是为了照看那500多头牦牛——全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谁愿意待在牧场啊。”大姐夫搓搓晒得黑红的脸蛋，低头吸溜起泡面。

方便食品进入治多的历史不过几十年，却正在改变牧民延续上千年的饮食习惯。除了早上仍坚持捏糌粑喝油茶，在其他时候，方便面、可乐等包装食品逐渐占据了牧民的餐桌。

便捷的代价是垃圾增多。学者普遍认为，工业品的进入，改变了当地的生活垃圾的构成。以前当地人吃饭，用的是动物骨骼或外皮制作的器皿，现在改用一次性碗筷。“不用水洗、用完丢了也不可惜。”才仁家几乎每顿都用纸碗盛饭、纸杯接水。

过去，牧民的生活垃圾很少，也没有不可降解物。宰杀的牛羊骨头喂狗，皮毛扔进河里被鱼吃掉。现在，食品包装是所有垃圾里最多的，“十几天就攒下一大袋。”大姐夫每月要专门开车去填埋场倒一次垃圾。他也曾在垃圾场见过觅食的熊群，“熊最喜欢舔这些包装，气味重，还有残渣。”

倒垃圾时，他也会顺路去看看在县城上学的孩子。平时，孩子由住在县里的父母照看，每周回牧场一趟。

子女教育、方便老人看病和挣钱，是牧民搬去县城最主要的原因。才仁的二姐为了抓孩子成绩，十年前在县里的移民小区买了房。三姐夫懂电脑技术，盘下一间主干道上的门面，成为县里最早干广告复印的人。

治多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图上，这里是全国道路和地名最稀疏的区域之一。无论曾经还是现在，初来治多的人大都会感到惊讶。

30年前，一批从西宁出发来此淘金的甘肃商人，在坐过20个小时火车、十几个小时车斗后才抵达县城。当跳下车揉去眼里的沙尘，看见县中心不过十几间土房时，他们惊讶于世间还有如此不毛之地。

如今，人们更多惊讶于这个偏远的高原县城竟已如此现代。2500多家商铺、近10个快递网点和4家外卖平台，让这里的生活节奏与内地已无二致。商店的货架上摆着西班牙大星啤酒，时兴的“冰杯”摆了半个冰柜，每家饭馆都有外卖员进出的身影。

那条曾经全是土房的县中心街道，如今变成百余家店铺林立的商业步行街，附近光超市就开了近30家。路首的蜜雪冰城和幸运咖人气最旺，整日用音响循环播放藏汉双语广告。

然而，冬季零下数十摄氏度的气温，以及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气的高原反应，也时刻提醒着初来者，这里也是“全国生存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

本地人早已习惯恶劣的自然环境，但丰饶的现代生活却让他们产生了别的烦恼。相较于扎根本地多年的外卖品牌，才入驻不到一年的美团送单速度还是太慢，“竟然要20多分钟。”才仁常常抱怨。

高原垃圾治理

治多县的早晨，是从垃圾车上循环的《兰花草》旋律开始的。

持续五六年的听觉训练，形成了条件反射。“一听这声音，就该倒垃圾了。”人们走出商铺和家里，拎着垃圾一路小跑。车停下，果皮、剩饭、食品包装袋等垃圾落进车尾的填装器。

司机摁下按钮，刮板滑下，将垃圾铲进箱内压实，再开往下一条街道。

这样的压缩循环操作，每名司机每天要执行数十次。全县6辆载重十到二十余吨的压缩车、9辆载重十吨的摇臂车，一天驶过主干道四五趟，收取沿途2000多家商户及临街居民的生活垃圾。一名垃圾车司务负责人介绍。

在治多，垃圾及其相关事物，或许是除了高山白云和野生动物外最常见的东西。

这里不缺丢垃圾的容器：绿色的是生活垃圾桶，黑色的是餐厨垃圾桶，井盖般的是地埋式垃圾桶。街角巷口，摆着四五方容量的铁皮垃圾箱；路上有数不清的小型环卫车。在街头环顾，总能看到穿橘色制服的环卫工人在捡垃圾。

垃圾治理宣传物料随处可见。车身、墙上印着的“全域无垃圾”，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标语；路口的标牌上，写着“参与垃圾治理，享受健康生活”；小学外墙半人高的照片里，是孩子们在野外捡拾塑料瓶。

当地人对垃圾治理的重视不言而喻。如今，塑料袋在治多几乎绝迹，可降解袋和布袋取而代之，尽管成本要比塑料袋贵两倍。学生要交班费，必须用捡垃圾卖掉的钱。

2025年，治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全县在去年投资748万元，购置了137套乡镇垃圾转运配套设备。“巩固提升全域无垃圾、禁塑减废专项行动”，是政府今年的首要任务之一。

不断提升的重视程度背后，是一直在加剧的垃圾增长速度。

上午，当垃圾车驶过聂恰河北岸时，沿途的快递网点前早已排起长队。10年前，网购要一个月后才能送达治多，“现在最晚一个星期，快的只要两三天。”

这两年县城的快递网点，已经从邮政一家，发展到近10家不同的快递公司。“每个网点平均每天来七八百件快递，多的时候上千件。”一家快递网点负责人说。

中午，外卖员迎来送餐高峰。这座高原小城每天产生约2000个订单，隔壁县的年轻人也被吸引来跑外卖。一位骑手回忆，订单几乎全和餐饮相关。县里数不清的餐馆、上百家超市和十多家饮品店，让他每天都有送不完的单。

他仔细算过，“一天至少上千个食品包装经我的手。”

下午，垃圾车陆续开进填埋场。白天的填埋坑，被流浪狗、秃鹫和乌鸦占领。垃圾车背向填埋坑，液压臂“吱吱呀呀”地抬起，接着后盖打开，垃圾被推进坑中。倒完固体垃圾，司机打开污水箱阀门，黑褐色的液体倾泻而出。

秃鹫最先展翅扑去，双爪牢牢扒在垃圾堆顶宣告主权。十余只流浪狗紧随其后，争抢着骨头和剩饭。乌鸦站在防护栏上，不时发出嘶鸣。

腐烂的蛋白质、方便面调料包和辣条的味道席卷着四周的空气。泪腺最先承受不住刺激，“辣眼睛”，一名研究者当场闻过后，觉得“那味道在肺里一整天都散不去”。

走进填埋坑，来到靠近山脊的上风向，熊粪味逐渐变浓。那是糖、谷物和蛋白质共同发酵产生的酸味，闻着像“泡坏的酸菜”。

密集的熊粪和掌印一直向山脊延伸。垃圾场周边的铁丝围栏被扯开一米多的空隙，看起来熊正是从此进出。连接填埋坑的坡地因为被熊踩过太多次，草皮已经褪去，变成土坡，有了台阶的形状。

“已经被熊群踏成一条清晰的兽径了。”近些年，学者周鹏（化名）也曾来到此地田野调查。自2017年以来，他一直在青藏高原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持续关注人熊关系及区域生态安全问题。

填埋坑的白色防渗衬层上，散落着先被熊叼走、后来遗弃的垃圾。有面粉袋、鸡蛋盒，各种零食包装袋，其中辣条和巧克力出现的次数最多。扒开一团熊粪，常能看到辣椒碎、玻璃碴和糖果包装。

这让周鹏感到担忧。近年来，他在对西藏棕熊食性分析时发现，个别西藏棕熊的粪便中出现微塑料，主要来自塑料瓶和编织袋。“长期摄入微塑料，势必会对西藏棕熊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垃圾填埋场的值班记录表显示，八月的一天里，8辆压缩垃圾车共运来36吨生活垃圾。9月17日15时许，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小时内，有13辆垃圾车来倾倒垃圾。除了政府运营的垃圾车，也不乏牧民或商户的私家车。

在国标《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中，有两项规定与觅食的熊群有关。一是应在填埋场附近建设围墙或栅栏等隔离设施；二是每天都要填埋垃圾、覆盖作业面，保证没有垃圾长期暴露在外。

观察过玉树州的几个有熊觅食的垃圾场后，有学者发现，这两项很难达标。一是建造足够高、密、结实的围栏成本不低，二是高原缺土，很难找来足够的沙土每天填埋垃圾。

高原垃圾场想防住不断学习、变化的熊，“几乎是不可能的。”

变化的熊

才仁关于熊的最早记忆，是奶奶口中的神话故事。因为它们能直立行走，在藏地甚至流传着棕熊和人是兄弟的说法。“熊是象征吉祥的动物”，也是不少牧民的共识。

熊伤人是极小概率的事，更别提吃人了。熊是那种“只要不去惹它，它绝不会主动招惹你”的动物。即使在山间意外相遇，它也会立刻逃离，更直接地说，“熊是怕人的动物。”

“可最近10年来，熊越来越不怕人了。”

几乎每天，才仁的姐夫都能看到熊下山转悠。每周至少一晚，他会被熊爪划过铁皮的尖锐声吵醒。

熊砸坏过门、撞烂过柜子、拉掉过抽屉。姐夫索性敞开门，把米面油摆在外面，零食放在桌上，“只要别砸家具，就当是招待它。”还养成进门前先吼两句的习惯，“向它打声招呼，不然迎面撞上就完了。”

研究者对这种大型动物有另外的认识：在青藏高原生态链中，熊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西藏棕熊是高原上的益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因为食腐，它会分解掉大量动物尸体，防止瘟疫发生。它也在调节高原啮齿类动物的数量，据统计，一只成年西藏棕熊每天要吃掉11～16只鼠类动物，“对草原的保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人类定居点（冬窝子）里囤积食物和生活垃圾的出现，正在改变它们的选择。作为兼具主动捕食与食腐习性的机会主义者，西藏棕熊能够快速利用这一“新型”食源，“捡垃圾比刨坑轻松多了。”周鹏说。

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吴岚发现，熊获得人类食物的利益代价比（食物能量与取食代价的比值）是挖旱獭的70倍以上。熊平均每挖1立方土，才能捕获一只旱獭。

在另一项调查里，研究者对青海省治多县及曲麻莱县的棕熊粪便样品进行食性分析，发现其中27.4%的棕熊粪便样品含有人类的食物。

根据既往的研究，藏马熊可能的数量在5000到6000只。不过牧民的印象里，这两年熊明显变多了，以前最多三只熊同时出现，现在五六只熊一起下山的景象越来越多。熊也变大了，“以前熊是瘦长的，现在肚子圆滚滚。”有学者发现，曾经的熊体重一般不超过90公斤，如今却出现近200公斤的熊。

西藏棕熊的生育模式也出现了变化。通常，西藏棕熊每胎产下1至2只幼崽，但周鹏通过布设的红外相机监测发现，部分棕熊个体每胎竟能产下3只幼崽，这一现象提示它们的生殖行为可能受到环境因素或食源变化的影响。

更令人担忧的是，熊的习性也在发生变化。原本作为独居动物，熊有极强的领地意识。但在垃圾场觅食的熊，同吃一堆垃圾的情况相当常见。作为青藏高原上体形最大的捕食者，“曾经的一方霸主”，现在竟在流浪狗吠叫中，默不作声地埋头翻垃圾。才仁有些难过。

熊出没的时间也变得难以预料。草山的熊习惯在白天刨洞捕食，但垃圾场的熊则习惯晚上觅食。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不少居民表示，曾在年底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夜里，见到过成群的棕熊来垃圾场觅食。

通常，成年藏马熊的年活动范围约七千平方公里，日活动范围达十余平方公里。“如果它意识到垃圾场有稳定食源，日活动范围可能缩小至两三平方公里。”周鹏表示。

事实上，有学者已经发现，相比草山上的熊，垃圾场附近熊的活动范围缩小了上百倍，“就只在垃圾场周围转。”

“虽然造成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垃圾场只是其一。可依然令人担忧。”这位学者担心，熊因为越来越依靠垃圾，逐渐丧失野外捕食的能力。

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正在真实发生。一位长期在三江源地区从事生态环保工作的公益机构负责人表示，母熊带幼熊来垃圾场觅食的现象，正在不断增多。因为通往垃圾场的山路陡峭，母熊甚至会教小熊如何下山更快。

而才仁姐夫和不少牧民发现，小时候经常见到熊在草山上刨坑，叼走土拨鼠的场景。可现在，土拨鼠的残骸、熊脚印、刨过的坑和熊粪都越来越少了。“是不是熊都去垃圾场了？”他们猜测。

无论如何，熊不再是以前那个值得尊敬的动物。频繁地造访和伤害，让人们开始认为它是“小偷”“祸害”。即便是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也不止一次听老师讲起熊闯户伤人的事。

“如果看到它，我一定要打跑它。”一个7岁男孩挥了挥胳膊。

平衡

看到卧室被熊扒开的窟窿后，才仁从网上买了电围栏，装在老家周围。220伏的电压，“不致死，但能让它长点教训。”

这也是玉树州部分县镇垃圾场采用的防熊措施。有志愿者曾看到，熊尝试低头钻过电围栏时，遭到电击，但立刻往前一蹿，最终还是闯进垃圾场。他担心熊会快速学习，进化出躲避电围栏的技能。

此外，电围栏本身高昂的安装维护成本，也是大部分垃圾场和牧民无法承受的。

有学者和公益机构负责人谈到，从生态环保的角度看，“垃圾熊”现象是当地垃圾治理问题的集中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理查德·哈里斯来中国西部从事野生动物研究时就提示，在人熊长期共存的地区，熊和人类靠得太近，“危险地占据同一生态位，而且哪个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因此相较于保护棕熊，更应重视协调人熊冲突。

近40年过去，这一描述依然适用于今天的青藏高原。县城不断扩张、牦牛还要吃草，熊的活动区域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发生重叠。

牧民的担忧更加长远。当垃圾场的熊越来越多时，草场上的鼠兔也激增了。

才仁家的夏牧场上，数百平方米的草场布满密密麻麻的鼠兔洞，原本没过小腿的草毡已经褪去，只有一层贴着地皮的发硬的植物，“等天一冷，风一吹，这些也都刮没了。以后不会再长草，牦牛吃什么呢？”

熊都跑去吃人的食物和垃圾，就没有熊会来吃鼠兔和土拨鼠了。牧民觉得这不是臆测，小时候他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熊在草山上刨坑，“脑袋伸进洞里，一下叼出只土拨鼠。”但现在，在几百平方米的草地上，一个月也难发现一个熊刨下的坑。

周鹏在和牧民的访谈中也多次听到这一情况。他认为，如果熊长期依赖人类食物和垃圾，对啮齿类种群的生态调节作用可能减弱，从而导致啮齿类动物数量增加，进而对草场结构和植被覆盖造成负面影响。在青藏高原以群落结构相对单一、物种丰度较低的生态系统中，这种干扰可能削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功能完整性。

尽管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种简单的因果关联，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青藏高原上，这个青藏高原最大的捕食者一旦改变习性，将会对生态链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

眼下，治多县城里，垃圾车的《兰花草》依旧每天在晨雾中响起，那道防熊的警示牌也依然立在国道旁。到了晚上，熊群又准时出现。熊在垃圾场里翻找的，是它们的当下，而鼠兔在草场上啃噬的，可能是人与万物共同的未来。

9月21日21时许，多头藏马熊进入治多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觅食。 摄影/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才仁家的冬牧场上，一处草场遍布鼠兔和旱獭挖出的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