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战前和第一高手下棋连赢3局，战后为何却连输3局？

光绪三年（1877年）春，兰州城里的空气里混杂着黄土和草木萌发的气味。陕甘总督左宗棠刚开完一场军务会议，随后信步来到了城南的集市。左宗棠这时六十五岁，自同治五年接任陕甘总督以来，已在西北经营十多年。他花白的胡须虽显得很沧桑，但目光却依然锐利。此时左宗棠忽然停在一个棋摊前，眼睛盯着一幅悬挂“天下第一棋手”的木牌上。他平时喜欢弈棋，见到这招牌后不由眉头微蹙，随即抬手屏退随从，独自坐到了棋枰前的榆木凳上。

此时西北正处在动荡之中。阿古柏势力盘踞南疆，沙俄趁机占据伊犁，边防岌岌可危。左宗棠刚在肃州（今酒泉）完成了西征军的集结，正为收复疆土做着最后的准备。他明白此战关系重大，每一步都必须谨慎谋划。

摆棋摊的是位须发皆白的青衫老者。他见来客气质不凡，便缓缓把陶制棋罐推到对面。左宗棠缓缓从怀中取出湘绣荷包，掏出三钱碎银压在棋盘角。老者执白先行，落子时袖口露出满是老茧的指节。

就在棋盘上两人展开较量时，千里之外的战场也在进行另一场对弈。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在河西走廊完成部署。此刻他麾下数万湘军正分驻肃州、哈密等地，等待进军号令。肃州大营已存粮八十万石，调集嵩武军马步五十九营。

左宗棠的棋风带着鲜明的军事烙印。他首着便抢占天元，随后在西北角构筑堡垒，这恰似他用兵新疆的方略。老者应对时总是慢半拍，却在东南隅暗藏后手。这种“缓进急战”的战术，正是左宗棠为西征制定的核心战略。

就在棋局进行时，兰州制造局正在加紧生产军械。左宗棠早在同治十一年就创办该局，仿制西洋武器。他清楚收复新疆必须依靠精良的装备，为此不惜向外国银行借款。到光绪二年，西征军已开始配备新式的后膛枪。

不知不觉三局终了，左宗棠全胜。他起身掸了掸官便服上的灰尘，亲手取下那块木牌。“老人家，”他把碎银推过去，“虚名最是误人。”侍从见后准备上前去拆摊，但被左宗棠用眼神制止。他走出十余步又回头，看见老者正不慌不忙地重新摆棋，那份从容让他想起湘中名士贺熙龄，这位左宗棠早年的师长，曾教导他“临大事须有静气”。

左宗棠此时的思绪已飞向西北边陲。他记得同治十年沙俄占领伊犁时，朝中多数官员主张放弃新疆。唯有他坚持上书，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这份奏折最终说动清廷，授予他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重任。

其实老者早已认出这位棋客正是陕甘总督左宗棠。他知道此时的左宗棠正在为西征之事殚精竭虑，每一项都关系着收复新疆的大业。在这个节骨眼上，老者宁愿暂时收起自己的棋艺，也不愿让这位主帅在出征前遭受任何的挫败。

此时的清廷刚经历一场激烈辩论。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专注海防，称新疆乃“千里旷地”。左宗棠在给太常寺卿袁保恒的信中写道：“天山南北如失，陕甘难保。”此时他麾下的楚军正改良劈山炮，兰州制造局仿制的后膛枪已装备三营。老者那日若真赢了棋，或许会挫伤这位主帅整顿军备的锐气。

暮春时节，左宗棠移驻肃州。临行前他特意巡视了左公柳种植情况，这些杨柳后来成了西北绿化的样板。在嘉峪关前，士兵们看见大帅的棺椁被抬出城门，这是左宗棠特意安排的仪式，以示誓死收复疆土的决心。

在肃州大营，左宗棠完成了最后的军事部署。他根据新疆敌情及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全军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金顺部为“助战”之军，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这个精心设计的作战体系，将成为收复新疆的关键。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肃州大营旌旗蔽日。左宗棠颁布《剿抚兼施章程》，明确规定“不分汉回，只问顺逆”的安民政策。他深知用兵新疆的关键在于后勤，早在移营前就命人在河西走廊广设粮台。到出兵前夕，清军在安西、哈密等地已囤积军粮四千余万斤。

刘锦棠率领的湘军主力采取“层叠推进”战术。这支队伍配备着兰州制造局改良的劈山炮，每个步兵营还配置了仿制克虏伯的后膛炮。在古城子首战中，清军利用炮兵优势迅速摧毁阿古柏军的防御工事，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左宗棠在肃州大营每天必看军报，他对前线将领强调：“用兵之道，全在因地制宜。”

收复北疆后，左宗棠把注意力转向南疆。他特别指示刘锦棠要注意保护当地百姓，严令“各军所至，不得扰害禾稼”。这个措施收到明显效果，当清军进抵达坂城时，当地维族民众主动提供敌军布防情报。

光绪三年五月，清军开始向南疆推进。左宗棠坐镇肃州，但始终与前线保持密切联系。他建立驼运补给系统，用三万峰骆驼组成运输队，保障大军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补给。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兴修水利，在收复地区立即组织兵民开渠引水。

就在西征军节节胜利之时，左宗棠接到朝廷关于和俄国谈判伊犁问题的谕令。他立即上疏陈述利害：“俄人狡诈，必以兵威相胁。”为此，他特意把部分主力部队调往伊犁周边驻防，给俄方施加军事压力。

这段时间，左宗棠的身体状况开始下滑。常年征战使他患上风湿，但他仍然坚持每天批阅公文到深夜。他在处理军务之余，始终保持着对西北民生的关注。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左宗棠多次提到要在新疆设立行省，实施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管理制度。

光绪四年初，南疆全面平定。左宗棠立即着手善后事宜。他奏请朝廷减免新疆赋税，同时从内地招募农民前往屯田。这些措施很快见效，不到一年时间，天山南北的农业生产就基本恢复。

此时的左宗棠已年近古稀，但他仍亲自巡视各地。在哈密，他看到自己早年倡导种植的“左公柳”已成绿荫，特意下马抚摸树干。随行官员注意到，大帅的步履已显蹒跚，但目光依然坚定。他对随行人员说：“治理新疆，既要足食，也要足兵。”

光绪五年，左宗棠奉召入京。途经兰州时，他特意停留数日。在这里，左宗棠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景象：市集繁荣，百姓安居，与他当年西征途经时已大不相同。更让他惊讶的是，那个棋摊依然还在，“天下第一棋手”的招牌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老者见到左宗棠，缓缓起身行礼。这次左宗棠没有立即入座，而是先向老者深施一礼。两人对望片刻，彼此心照不宣。当左宗棠执意请老者先行时，周围的百姓都围拢过来，想要亲眼目睹这场特殊的对弈。

三局终了，左宗棠全败。他起身整理衣冠，向老者郑重行礼。这次经历让左宗棠更加明白，治国安邦与棋道相通，都需要审时度势的智慧。离兰前夕，他特意命人准备文房四宝，挥毫写下“藏器待时”四字赠予老者。

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出任军机大臣。虽然他离开了奋斗十余年的西北，但他制定的治疆方略仍在延续。光绪十年，清廷正式在新疆设立行省，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五年后，左宗棠在福州任所溘然长逝，书房里还摆放着未及写完的西北水利条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