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频发，“精神疾病时代”之殇？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尖叫的羔羊，每当它尖叫，就会唤醒生命中的一些伤处 ）。

近年来，多起精神疾病患者伤人的案件频发。

2024年6月9日，成都27岁女子王某在家门口被人持刀伤害致死，案发后犯罪嫌疑人梁某某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评定为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我不认可这个结果（指梁某某被鉴定患精神分裂症）。”受害者母亲说，凶手没有既往精神病病史和服用精神病药物的历史，也没有被强制治疗或被其家属严加看管。本案原定于2025年5月27日开庭审理，目前因证人出庭等程序问题延期。

据河北省廊坊市公安局广阳分局5月23日通报，2月26日，广阳区发生一起持刀伤人刑事案件，致周某死亡。经鉴定，犯罪嫌疑人谢某某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警方已将犯罪嫌疑人谢某某依法送至精神病医院监管治疗。近日，被害人家属向公安机关提出对谢某某重新鉴定的申请，公安机关已依照有关规定启动重新鉴定程序。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通报，5月20日晚，深圳坪洲地铁站附近摩的司机杨某当街殴打一名女子后逃离现场，经查，杨某曾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在精神疾病越来越普遍化、甚至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精神疾病时代”的现在，这些案件会引发巨大关注，进而导致公众心中产生不安和质疑，是再自然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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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造成危害结果”、“不负刑事责任”、“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些字眼在朴素的社会正义观中显得尤其刺眼，似乎与我们的道德常识完全相反，让人难以理解。

“精神病不是免死金牌”是最质朴的心声。出于这种心声，出于普通大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相关处理事宜不甚了解的普遍情况，出于多次出现的舆论倒逼正义的事件，各大平台的网友们对这些案件提出了许多质疑和不解，其中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可靠性尤其是讨论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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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精神疾病的鉴定流程需要格外长的时间？结果是否可靠？如果可靠，为什么这些患者在犯案前并未被采取过妥善的措施？对这类病人实施强制医疗究竟是“保护”还是管控？

在事发前不好预防，在事发后难以刑罚，大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相关种种的难以理解，日益增长的对精神病人的恐惧情绪和偏见，都在告诉我们，对精神疾病的相关内容进行科普宣传已经迫在眉睫，我们都期待着更加公开透明、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果我们对精神疾病的成因、症状、治疗、诊断等相关知识有更多了解，或许就能在事件讨论中少一些疑惑，多一些不同立场间的互相理解。

在下文中，我们将分别聚焦神经科学家和精神科护士的视角，从他们的角度，来解释和看待精神病人犯罪的医学解释、现存问题和未来发展。

（ 精神分裂症最大的痛苦是分不清真假：你珍视的一切并未消逝，却更残忍地沦为虚无 ）。

01.诊断标准：混乱的精神卫生领域

*本节内容摘选自《倾听疯狂的声音：被误解的精神分裂症》，[英]南森·法勒，小标题为编者另加。

13年前，在取得精神卫生护士执业资格后不久，我开始在精神科病房工作，这里是评估和治疗重症精神疾病急性发作的成年患者的地方。

后来，我的小说出版了，许多人读了小说后愿意花时间来联系我，跟我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有时非常相似，有时又截然不同。

当在创作和演讲与精神卫生相关的话题时，我有幸继续接触更多的人，因此类似的交流越来越多。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都存在脆弱之处，这使我们都应该成为这场交流的参与者。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弄清楚一件事：精神分裂症不是人格分裂。它也不意味着多重人格。

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弄清楚，绝大多数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人是不存在暴力行为的。相反，他们易受伤的特质更有可能让他们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在精神病学、心理学、遗传学、神经科学，以及各种各样的精神卫生慈善组织和活动团体间有着激烈的讨论，讨论的内容从精神分裂症的成因、致病因子，到分类和治疗，以及整体的诊断标准是否还存在实用价值，这些诊断标准是应该重新构建，还是应该被彻底抛弃。

1952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首次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缩写为DSM），旨在创立一套精神病学的综合诊断指南。它包含了人们所能遇到的所有精神疾病，每一种疾病都由一系列可观测到的症状加以定义，医生可凭借手册给出正式的诊断结论。同时，不同的医生在此手册的指导下针对同一症状应该得到相同的诊断结果。

但现实情况是：当两位精神科医生在相隔仅仅几分钟内见了同一位患者之后，他们只有50%的概率能给出相同诊断。

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编委会主席戴维·库普费尔（David Kupfer）博士承认：

我们希望将来可以用生物学和基因学标志物的方式来确定精神疾病，因为它不仅可以提供精确的诊断结论，而且也能给予诊断完全的信度和效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已经开始期待有一天能兑现这份承诺，而时至今日，却不得不失望地承认，它的实现依然遥遥无期。这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告诉患者我们在等待生物标志物的出现，如今仍然在等待。

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精神病学的诊断不能通过经客观验证的潜在的生物学信号来知晓，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出诊断的呢？这其实可以回到早前我问过的那些问题：为什么同性恋在1973年被视为精神疾病，而到1974年就不是了呢？自第三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问世之后，精神病学的诊断标准何以变得如此特别？

简单的答案就是，一直以来都是由我们自己制定这些规则的。

将疾病的症状与隐含的生物学解释联系起来的过程构成了医学各分支做出临床诊断的基本原则，唯有精神医学例外。

“这种做法无法得到精神病学界的广泛认同，”露西·约翰斯通说道，“毕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精神病学的问题（应该说是绝大多数问题）是由身体或者大脑的某个可确定的原因导致的。”

确实，在精神病病房工作的这么多年中，我非常确信穆罕默德·X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简·Y 患有双相障碍，我从来没有带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到门诊病房去安排一次脑部扫描或血液检测，以便证实他们的诊断结论。

没有，从来没有。

我们做不到。这样的检测根本不存在。拼图中缺失的这一块儿，使得精神病学诊断背后的科学性饱受质疑。

02.何以预防：精神病态行为的生物学原理

*本节内容摘选自《我们时代的神经与精神疾病》，[美]埃里克·坎德尔，小标题为编者另加。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经典的道德困境：

你站在人行天桥上，底下是电车轨道。你看到一辆电车失控地朝五名旅客驶去。除非能停下电车，否则这五个人都会死。你身旁站着一个大汉。他靠在栏杆上，看着电车冲向旅客。如果你推一下大汉，他就会翻过栏杆，掉到电车轨道上。由于他身材魁梧，可以挡下电车从而保住旅客。那你是把这个人推下天桥呢？还是眼看着五名旅客死亡?

精神病态患者——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另一个人推下天桥，这是怎么回事呢？关于精神病态的研究表明，它主要是一种情绪障碍，有两个界定性特征：反社会行为和缺乏对他人的共情。前者可能导致骇人的罪行，后者则是对这些罪行缺乏悔意。

新墨西哥大学的肯特·基尔曾带着一台可移动 fMRI仪器到监狱扫描囚犯的大脑，标准化检查表的得分表明其中许多人都是精神病态患者。基尔想看看道德推理，或者说缺乏道德推理，是否可以用来理解精神病态患者的心智，而理解精神病态患者的心智又是否可以反过来增进我们对道德推理的认识。

利用脑成像技术，基尔发现，与没有精神病态的囚犯或者非囚犯相比，精神病态患者的边缘系统及其周围的灰质更多。不仅如此，精神病态患者大脑中连接边缘系统和额叶皮层的神经环路中断了。基尔注意到，一些研究已经发现，当精神病态患者进行情绪加工和道德决策时，这些神经环路的活动较少。

如果精神病态行为是源自生物层面的，那么这对自由意志、对个人责任意味着什么？这些内置的神经加工过程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做出某些决定吗？还是说，我们有意识的道德感、我们的认知心理功能，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这个问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正变得越来越突出。为了理解这些科学发现的价值和局限性，法官们向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寻求帮助。他们想知道这些发现是否高度可靠，它们在行为方面意味着什么，以及在法庭上应该如何使用它们来促进司法制度的公平。

多数神经科学家认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反对的观点也有一定的正当性。那些由于脑损伤而无法做出恰当道德判断的人，是否应该得到与能够做出道德判断的人同等的对待？

▍1848年被铁棍刺穿头骨的菲尼亚斯·盖奇，身体痊愈后，他的性格大变，曾经可靠负责的铁路工人变得没有道德意识、下流、不负责任。

对精神病态患者的研究可能会带来重大影响，我们会更加了解人们在做出恰当决定时如何受到影响，诊断方式和治疗方法也会推陈出新。研究表明，基因和环境对精神病态都有影响，就像它们对其他疾病一样。在继续寻找精神病态的生物学标记的过程中，基尔最近扩展了他的脑成像研究，将那些显现出精神病态征兆的年轻人囊括进来。这样做很重要，毕竟不是每一个精神病态的人都会成为暴力罪犯。如果科学家能够鉴定出有

精神病态倾向的儿童，也许能够开发出行为疗法来预防未来的暴力行为。如果大脑相应区域的功能障碍得到了确定，也许可以有什么方法促使大脑的其他区域接管并抑制暴力行为。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心智置于肉体之上，并运用理性来摆脱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慢性焦虑。现在，创新的心理疗法和药物正开始帮助焦虑症患者抛却恐惧。

脑成像研究显示，那些表现出精神病态行为的人，其大脑中与情绪加工和道德运作相关的几个区域存在异常。这些异常导致他们极度缺乏对他人的共情以及与他人的联结。社会大众对被研究的精神病态患者所犯罪行的反应，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变得复杂，但是如果科学家能够鉴定这种疾病的生物学和遗传学标志物，也许治疗方法和可能的预防手段就会随之而来，同时我们对道德运作的基本生物学机制也会取得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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