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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我是胖胖。
开头,闲聊一个题外话。
前几天和初中同学聚在一起喝茶,闲聊中,谈及了当年学校对学生的严苛。
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一旦只要有学生迟到,或者违反了哪条所谓的纪律,哪怕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犯错的学生脖子上都要被挂上一个超大的黑板,上面写着犯错的事由。
全校师生四面围着看,犯错学生就站在正中央,被广播重复不断地点着名字。
胖胖当时没犯什么事,但那羞辱的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惩罚”的边界,只是觉得,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如此去折辱一个学生,终归不是教化之举。
如此记忆直至几年后,我才从《霸王别姬》、《活着》、包括金庸的《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一系列作品中,窥见了某种恶意的影子以及延续,这也是某些记忆里最拧巴、最怪诞的部分。
荒诞没有褪去,只是换了个壳子,在某些继承人的操作下,又活了回来。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校长,就像是某些历史阴影的保留地。
他们继承不了教育的火种,而是某种不堪的惩罚人的手段。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那些人的精神血脉,从未更新过,只是换了一身正派的外衣,继续干着无耻的坏事:在一个本该启迪的地方,去复制愚昧。
这是胖胖当年所见学校虐待其中的一种,是属于精神上的,这也是我在动笔之前联想到的一段不堪的记忆,胖胖用作开头,实属临时起意,不吐不快。
昨天,刷到一则关于肉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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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孩子们被一个接一个地踢倒,一个成年人在孩子面前用脚去“处理”孩子,这一连串的动作不是教育,它是暴力。
最终,蒙某行为被定性为暴力体罚,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中禁止肢体暴力的规定,后官方处置是解聘追责:
江南区教育局当日通报,对蒙某严肃批评教育并启动解聘程序,后续将吊销其教师资格证。
或许,在胖胖看来不能把这样的行为称之为“体罚”,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施暴。
一个成年人,在校园的操场上,对孩子拳脚相加。
这是“教育”两个字最耻辱的时刻。
蒙某自己在家长群里解释,说是因为听错铃声导致班级迟到,学生没有按要求跑操,所以自己“情绪失控”。
这番解释,实际上他在潜意识里仍然觉得自己有动手的理由。
这按我看来,就不是情绪失控,因为教师的职业,本身就意味着对情绪的管理与责任的承担。
当一个成年人、一个被赋予教育权力的人,在操场上踢孩子时,他失控的不是一时情绪,而是职业底线。
这便是教育体系中最危险的思维残留:
教师掌握着“惩戒”的权力,却没有接受足够的情绪教育,也没有真正理解“教育”的边界,抽刀至更弱者。
教育惩戒权这几年被反复讨论。
有人主张要恢复教师的“威信”,有人认为现在的孩子太难管。
要我说,威信从来不是靠恐惧建立的。
一个靠暴力维持秩序的班级,只能培养出一群懂得服从的学生,而不是懂得思考的人。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也早已明确: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的体罚或变相体罚。
但为什么明文规定依然挡不住这种事一再发生?
因为制度的纸面力量,总是被现实中的人情、懈怠与侥幸消解掉。
暴力之所以反复重演,不是因为没人知道不能打学生,而是因为很多人仍然觉得:“打几下没什么。”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细节:
蒙某是“外聘教师”。
外聘两个字,看似无关紧要,却是整个事件的病根。
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不少学校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或者因为编制紧张,纷纷引入外聘教师。
这些教师多数是临时合同、待遇低、保障少,学校对他们的资质审查和心理评估往往形同虚设。
只要能上课、能带班,就算“够用了”。
而这样的“够用”,往往是风险的起点。
没有教师资格证、没有系统培训、没有情绪辅导机制,却要他们承担与正式教师同样的教育职责。
出事了,学校一句“外聘教师已解聘”,轻描淡写;孩子的身心创伤,却被永久地归档在“意外事件”里。
这并不是第一次。
2023年梧州有教师殴打学生致脑震荡,2024年柳州一教师扇学生耳光、逼鞠躬。
这些都是在这则新闻中胖胖挖到的另外两起。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惊人地相似:
外聘、监管薄弱、师德考核形式化。
一次次的通报与整改,看似反省,实则止步于表面。
如果连准入机制都存在漏洞,那孩子就成了最容易受害的那一方!
当然,胖胖觉得还有一点,便是现在“教育惩戒权”的滥用。
当惩戒和暴力的界限模糊,教师就容易在“纠错”与“报复”之间滑坡。
一旦情绪代替理性,那学校便不再是教书育人的场域!
如果为人师者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就不配拿起教育的戒尺。
所以,这在我看来不仅是一个踢人老师的问题,而是那整套让人可以“情绪失控”而不被及时发现的系统。
为什么学校没有监测机制?
为什么外聘教师没有严格的准入?
为什么每次都是“已通报、已解聘、已道歉”?
这种重复的语气,本身就说明问题没有被解决,只是被掩盖。
通报里说,会“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但师德不是靠文件写出来的,而是靠制度落实的。
没有筛查机制,没有持续监督,再多的口号都只是空气,而如果教育的底线一次次被突破,我们所信任的育人场所,也就离安全越来越远。
解聘施暴者不是终结,而是起点。
满足于“一个人被处理了”并不是理性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类人会再次出现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三尺讲台不是暴力的舞台,它是唤醒、启发和保护孩子的地方。
任何以“管教”为名的暴力,都必须被制度、法律和舆论共同钉死。
我一直觉得,现在有些人对教育出了两种极端:
一种是过度包装的温情,动不动就要“感恩老师”“老师像妈妈”,另一种是毫无底线的暴力,动不动就要求“打骂管教”“小惩大诫”。
这两种,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把教师神化了。
神化的结果是什么?
当教师被推上道德圣人的位置时,任何情绪失控都会被美化成“为你好”,当教育变成一个一切都强调服从的系统,孩子是最方便被拿来出气的对象。
一个能在操场上随意踹学生的老师,或许不是个坏人,但一定是个被体制养坏的人。
当孩子成了纪律的试验品,那教育的意义就只剩下一个词:服从。
而当所有人都在服从的时候,就没有人能教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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