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蒋介石悄悄下了道命令，必须带走三个已婚女人，她们都跟败退的高官有婚姻关系，其中一个丈夫早死了，可开会时还是为她吵得不可开交，这份名单里头，藏着权力最深的算计。
当时押运的官员私下说，委员长这一手，无非是想借家属的命稳住军心，又怕这些人跑回大陆当把柄，更怕她们背后的亲戚，哪天突然翻出旧账，把事情闹大，三个女人被拖进这局里，从此走上三条不一样的路。
浙江的蔡若曙一开始并不清楚自己是被护送还是被软禁，直到1950年听说丈夫黄维在大陆被放出来，她才明白自己成了政治骗局里的一颗棋子，为了见他一面，这个瘦弱的女人花了三年时间策划逃亡，横跨大洋，等她终于站在北京街头，眼前穿着西装的黄维已经认不出她，只有怀里那个从小养大的孩子，还能让她心头一热，他们俩在高压下撑了二十三年，可还是没熬过1976年的秋天，抑郁症把她最后一点光也熄了。
最年轻的王玉龄在台北过着另一种日子，十六岁嫁进豪门，丈夫走了，她被安排住进华西街的将军眷村，剪短头发去学会计，街坊都说张灵甫的媳妇疯了，可她就这么一路走下来，后来在美国的霓虹灯下站稳了脚，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年，她成了跨国公司的财务主管，第一次回到大陆，在黄浦江边的办公楼里，对着丈夫的黑白照片笑了笑，眼泪也下来了，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用你教的珠算，对上公司的账本。
那个穿旗袍走进军统局的叶霞翟，后来在台湾师范大学的讲台上安顿下来，她总对学生们说，特务学校的毕业证，比不上黑板上落的粉笔灰实在，胡宗南的灵车压过南港的落叶时，她拿丈夫留下的勋章，换了一套老公寓，在阳台上种满了杭白菊，那是她刚到重庆时，戴笠送给新婚妻子的信物。
三位女子的命运像被风卷走的花瓣，有的掉进泥里，有的扎在外地，有的慢慢没了影儿，她们的事没写进史书，可街坊邻里的闲话里，藏着那个年代最真的样子，当你在菜市场听见老人提起“那会儿”，别光听个热闹，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夜里也哭过，也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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