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谭人凤：江湖气十足的革命元勋

文｜十年砍柴

没有功名的秀才

谭人凤故居

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

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

各位看官读完这首诗有何感受？可能会觉得“诗味”不够吧。其意境不佳，且语句不雅驯，颇似战斗口号或民间谶语。

没错，这首诗就脱胎于谶纬之语。相传刘伯温所作的《烧饼歌》中唱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炮响火烟迷去路,迁南迁北六三秋。 可怜难度雁门关,摘尽李花灭尽胡。”《推背图》中亦有类似的表述。鲁迅后来在《诗和豫言》中说道：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这首诗的作者是“年纪最长的辛亥革命元勋”（比孙中山还大6岁）谭人凤，武昌首义爆发后，湖南长沙革命党人率先响应，清廷派大军南下企图“剿灭”革命军。1911年10月27日，王隆中（湖南武冈人）率首批湘军北上支援湖北兄弟，在誓师大会上谭人凤作此军歌鼓励将士。由此诗风格可一窥谭人凤的经历、审美和文才。

提起谭人凤，我联想到《水浒传》中吴用这样的“江湖秀才”。事实上，谭人凤就是一个脱胎于会党、身上江湖气十足的革命元勋。这个气质和他人生经历关系甚大。

湖南籍的辛亥革命元勋，后世的排行大约是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禹之谟、陈天华。其中最年轻的是蔡锷和宋教仁，1882年出生，两人也都是英年早逝，宋于1913年被刺杀，蔡锷1916年病逝。但宋、蔡二人在短暂的岁月里，建立了一造共和和再造共和的不朽功勋。陈天华1875年出生，死得最早，1905年即在日本滔海自杀。黄兴1874年出生，算是这几位留日湘籍青年的大哥，其于民国建立亦功劳最大。

这六人中有两个前辈级别的“土秀才”。一是湘乡县青树坪人（今属双峰县）禹之谟，1866年出生，1907年被清朝官府残杀于靖州监狱。

其二为谭人凤，他是这几人中年岁最高的，1860年出生，而谢世最晚，1920年病逝。60岁在今天算是短寿了，但在辛亥革命的众多烈士和元勋中，得享花甲之寿，已是上天垂顾了。

若论家境、教育经历、出生的时代和地域，谭人凤是最不利的。黄兴、蔡锷、宋教仁年轻时即留学日本，眼界开阔，很早便致力于反清和民主革命，禹之谟生在湘乡县一个商人家庭，家道殷实，年纪轻轻因经商而游历各地。

很不幸，谭人凤出生的1860年是一个尴尬的年代。如果他早生二十年，赶上了湘军崛起，没准和同乡魏光焘一样，加入湘军出省作战，只要不死，就能获得“平乱”的红利；如果晚生十几、二十几年，和黄兴、蔡锷、宋教仁这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一辈人，在少年时赶上变法维新，科举从衰到废，新学堂渐起，则可能早早走上读“新学”的人生道路。谭人凤所生长的新化县福田村（今属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地处雪峰山东麓，是新化县乃至宝庆府的西鄙，再往西就是湘西溆浦了。这个偏僻的村庄距离新化县城也有80里山路，去宝庆府城、长沙省城就更远了。谭人凤家世代务农，有少量田地，全家长年挣扎在温饱线上。兄弟六人，他最少，“满崽后来福”，有兄长的帮助才得以进私塾读书。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条都不占。

说谭人凤是“江湖秀才”，那是对他的尊称，其实他连秀才的功名也没有取得。湖南安化籍的革命党人陈浴新（1890—1974）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中，说谭人凤“十三岁作秀才”是不确的。谭人凤曾撰文谈到他1883年（23岁）仍参加院试（科举时代童子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阶段，都通过后才考取生员资格，即俗称的“秀才”）。1990年他30岁时最后一次参加童子试，因为留着胡须被考官斥责为“痞棍”而发生冲突，愤而罢试出场，从此绝意于科考。所以，终其一生他只是个“童生”，所谓“秀才”大约是江湖人士对他这位读书人表示尊重。十三岁应该是他是第一次参加童生试，后以讹传讹，陈浴新不审而加以采信。

这样一位眼看着就要终老于穷乡僻壤的老童生，突然在三十五岁那年脑壳开窍，萌生反清革命的念头。而且是马上付诸行动，把生死置之度外，百折不挠走到底。

谭人凤的中年危机

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岁次乙未，对清帝国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份，因甲午（1894）战争惨败于一向为天朝所轻视的蕞尔小国日本，这一年春天，李鸿章赴日本与战胜国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是年也为谭人凤的人生转折之年，这位此前不问时政的乡村塾师的小宇宙爆发了，自此矢志反清。

促使谭人凤的思想重大转变一大重要外因正是甲午之战清廷的战败。

1913年因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再一次逃亡日本，在福冈县太宰府撰写了自传《石叟牌词》，记述其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这份自传很有意思，每一节分“词、图、叙、评”四部分。第一部分的“词”以弹词的形式叙述经历，押韵；第二部分的“图”则使用骨牌的图案组合来诠释天地之变化；第三部分的“叙”则以散文的形式叙说，权当弹词的补充；第四部分的“评”这是对相关人物、事件的评点。

谭人凤在第一节的“词”中曰：

问苍天，何事把中原畀予胡人占？山河黯淡，遍地腥膻？二三良友夜谈玄，说到扬州十日惨，嘉定三屠冤，使我双眉倒竖，五内血煎，天地交泰待何年？

在此节的“叙”中，谭人凤交待了其心路历程：

余三十六岁前（按：中国传统乡村年龄按虚岁计算），尚泥于试贴词章，未究时事。乙未年，馆于村内义学，偶遇邹价人先生经过，款而留之，谈论皆古今中外大事，瞠目无所对，心甚恧焉。丙申年（1896）聘为村内教习，余亦师事之，四项因之一变。丁酉、戊戌、丁亥（1897、1898、1899）三年，购阅《时务报》、《新民丛报》（因为《清议报》之误记，当时《新民丛报》尚未创刊），感触愈多。拳匪乱后，邑中留学诸子，感受刺激，假期回国，盛称日本之强，由于倒幕后，施行种种新政，革命之思潮，遂蓬勃不可复遏也。

谭氏文中的邹价人即邹代藩，为新化罗洪人（今属隆回县），距谭人凤的家相距十来里山路。罗洪邹氏是著名的书香门第、舆地世家。邹代藩的祖父六兄弟曰汉纪、汉璜、汉勋、汉嘉、汉章、汉池皆是一时俊杰，在地学方面皆有造诣。其中行三的邹汉勋学问更为精湛，举人出身，与魏源、左宗棠、江忠源交情甚笃。湘军军兴后，邹汉勋、邹汉章投笔从戎。邹汉勋随江忠源一起战死在庐州，尸首无存。

这样一个清帝国的忠臣烈士之家，后代却出了多位反清的革命者，如邹代藩和侄子邹永成——邹永成远比其父辈激进。虽然因邹汉勋、邹汉章过早而殁，家族没有获得多少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血酬，但生长在这样一个文化家族远比谭人凤家更有社会资源，也更能为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邹代藩的堂兄邹代钧（邹汉勋的长孙）在左宗棠、曾国荃等湘军大佬的关照下，随刘瑞芬出使外洋，后成为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参与了长沙时务学堂和新化实学堂（今新化一中）的创办。

由于家族背景的优越，邹代藩的眼界远比谭人凤开阔。在与邹代藩结交并彻夜长谈之前，谭人凤正遭遇了中年危机——人生过半，未来的路往何处走？

谭家是一个典型的自耕农家庭，清光绪三年（1877），谭人凤父亲谭忠宅去世，光绪九年（1883），谭家几兄弟分家析产，这一年，谭人凤参加院试落第。光绪十六年（1890），三十一岁的谭人凤最后一次参加童生试，因与考官冲突没考完就从考场退出。断绝科考出仕念头的他除了耕种几亩薄地，便在村内的义学当塾师，挣点微薄的束脩补贴家用。到1895年时，他的长子一鸿十二岁，次子二式九岁。在中国传统乡村，这个年龄的男子还处于社会的底层，基本没什么翻盘的机会了。老老实实认命，把儿女拉扯大，为其婚配，几乎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任务了。

谭人凤却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他性格刚直，为人侠义，好打抱不平，在四邻八村算是一位名人了。附近的土豪地主，几乎被他骂遍了。——对这样一位家境贫寒、不畏强暴、能说会道、文墨通畅的读书人，一般的大户还是忌惮几分的。

在与邹代藩碰撞之前，如其自传所言，“尚泥于试贴词章”——只用心做八股文和试帖诗。福田村实在是太封闭了，他也无法去了解大山外面那些时事呀。邹代藩正好路过福田，在小地方有些名气读书人相互都知道，谭人凤特别好客，于是把邹代藩留在家中，杀鸡备酒款待。两人喝酒长谈，越聊越尽兴，越聊越投机。就这样，邹代藩成了革命引路人，开启了一位不得志的老童生人生小宇宙。谭人凤和邹代藩结为终身挚友，两人后来成了儿女亲家。

他们聊什么呢？“谈论皆古今中外大事”，湘军在“甲午之战”中的败绩应该是重要内容。

谭人凤、蔡锷这些辛亥元勋虽然参加反清，但对镇压太平天国、延续清廷一个甲子寿命的乡前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江忠源等人的事功、品行却是钦佩的（禹之谟则不然），湘军的战绩也使这些湖湘后起之秀引以为傲。邹代藩作为湘军将领的后代，就更不用说了。

甲午战败，对中国士人特别是湖南士人刺激甚大。战争前期，淮系的北洋水师和陆军惨败，清廷想通过换上湘军来改变战局，两江总督刘坤一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陈湜、魏光焘、李光久等湘军宿将和二代目率军出关作战。可是他们面临的情势远非当初对太平军可比，所拼凑的部队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凭血性和勇气怎堪与经维新变法而强大的日军作战？可说，这支“湘军”遭遇到日军的降维打击。

湖湘士人在痛心之余，议论败局的原因，其中有识之士最终归结为清廷政治上的腐败，觉得非变法不可。1898年维新运动，湖南为发源地之一，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拿到菜市口杀头，众多开明官员被牵连，曾国荃的孙子、谭嗣同的好友曾广河仰药自杀。湖湘士人包括湘军的后代对清廷由失望进而怨恨，主张从维新走向变法，亦是符合情理和历史的逻辑。

可以想象一百二十多年前湘中望云山下一个荒村里，一灯独明，见多识广的邹代藩对谭人凤情绪激昂地谈起中外大事，痛斥清廷的腐朽不堪，谭胡子“瞠目无所对”的情形。——价人先生呀，你说的这些，我怎么都不知道呀？

第二年，福田村义学聘请邹代藩为教师，这期间谭人凤与邹朝夕相处，受其影响更深。接着谭胡子便是花钱订梁启超办的报纸，接受了新知识，培育革新意识。梁启超影响了几代湖湘读书人。毛曾对斯诺先生回忆他在湘乡东山学堂的经历：“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是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革命的想法，往往最初发端于一些志同道合者的闲谈，谭人凤在湘中山村和二三好友聊天，谈及满清之恶是如此，孙中山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这“四大寇”在香港大谈反清逐满及太平天国遗事，倡言革命，鼓吹共和，亦是如此。

坐而论道的下一步就是行动，要纠合同志一起干。在当时，谭人凤等人一开始能找到的方式，只能是依靠传统的江湖会党。

拒绝加入同盟会

谭人凤不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时，谭人凤尚在国内，一面到处奔走逃避清官府的追捕，一面继续运动会党，准备再次起事。

1904年2月15日，一批湖南志士在长沙成立华兴会，谭人凤和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皆为创会元老。华兴会成立后，紧接着筹备起义，黄兴运作哥老会首领、湘潭人马福益参与，谭人凤回到宝庆，和同乡周叔川、李洞天、唐镜三、肖立诚、戴哲文策划在湘中举义，响应长沙马福益等人。可长沙的起义行动没开始就泄密了，告密者是湖南大绅士、守旧派代表、做过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他从一位学生那里得知）。官府的差役到处抓捕，黄兴、宋教仁等人都跑到日本去避祸了。

1905年初，谭人凤仍然在湘中、湘西一带，和老搭档周叔川一起运动会党，被清廷的爪牙侦查到了，官府通缉两人。周叔川是新化县巨绅，目标大，不得不带着儿女东渡日本。谭人凤受到宝庆府同乡蔡锷的邀请去广西做事。当时蔡松坡将军在广西主持陆军小学堂，另外一位新化县同乡曾广轼在桂林任广西警察学堂总办。

就在谭人凤远在桂林时，其老家福田村相邻的隆回会党领袖刘纲领，受革命党人起义，事起仓促，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刘纲领被杀。谭人凤不顾个人安危跑回家乡善后，把参加起义的散兵安排到老家附近的村庄隐匿。不久被人告密，两位散兵被抓捕杀害，谭人凤成为当地官府追捕的头号人物了。此时，他不得不走，在1906年11月，谭人凤和长子一鸿、次子二式一同来到了日本。

到日本后，自然和先期抵达的华兴会成员会合，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机关报《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谭人凤受邀参加了，但是对大会和同盟会的印象非常不好。

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回忆：

排班列队会场临。满堂红绿彩，十二颂扬声，锦辉一馆四座盈，人如山海挤纷纷，真像个六合同春。可惜身栖异地，纵夸耀威风八面，本事十分，终是类重阳风雨，飘斜无定凭。

性格耿直的谭胡子刚在国内经历过血雨腥风、品尝过战友牺牲的痛苦，来到海外，看到一群年轻的革命者在安全的地方夸海口，表决心，互相恭维，很不舒服。他叙述道：

入场观察，祝词颂语，多涉夸张，莅会者不下千余人，实极一时之盛。余以为在海外虚张声势，于实际无补，大有失望意。伫立片刻，即归，盖已等闲视之矣。

作为湘中革命党领头人的谭人凤不想加入同盟会，当然是件大事。唐镜三一再来相邀他去见黄兴，黄兴对谭人凤推心置腹地谈了两个小时，谭方才加入了同盟会。

一旦入会，谭人凤便为同盟会的发展和反清大业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后来同盟会内因山头林立，争端不断，他成为了能弥合争执、维护团结、威望很高的会内老大哥。他当年目睹的那些“打口炮”的年轻人，不少回到国内，为反清大业牺牲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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