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谢觉哉病逝，妻子王定国找到中央：我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

“老谢，你安心，我会按规矩办。”——1971年10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宣武医院的病房里，王定国俯身在丈夫耳边轻声说道。床上的谢觉哉微微点头，眼神里满是放心与眷恋。几小时后，79岁的开国元勋走完了最后一程，而那句承诺，也在妻子心里种下了去中央“讨个明白”的决心。

谢觉哉逝世的第三天，王定国没有穿黑呢大衣，而是仍旧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上衣。她独自一人，提着帆布包走进中南海西门。工作人员认得这位老红军女战士，想上前搀扶，被她摆手谢绝。“请帮我登记，我来报告住房问题。”她的声音不高，却透着掷地有声的坚定。

当时的干部住房实行级别与职务挂钩。根据规定，部长享有带小院的独立平房，用车、司机一应俱全。谢觉哉是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享受正部级待遇，夫人理应延续。但王定国在接待室里只说了一句话：“我有自己的岗位，我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车子、司机一并退回。”在场的同志一时无语——这样主动“降格”，在那个年代并不多见。

为什么她如此看得开？要弄清答案，得把时间拨回1963年。那年初秋，79岁的谢觉哉南下视察法院系统，46天跑了3000多公里。“让群众信得过法官。”这是他在各地重复最多的话。可还没来得及总结出完整报告，他便突发脑血栓，右半身瘫痪。医生建议立即住院，谢觉哉摇摇头：“案卷堆在那儿，急。”结果人被抬进病房，他却让秘书把文件箱也抬来。

王定国当时在外地调研妇联工作，闻讯连夜赶回。她推门的一刻，老人正艰难地用左手翻阅卷宗，嘴里还念叨：“事实为据，法律为绳……”那一幕，让王定国心里一酸：革命几十年，老伴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手里这点“公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6年，政治风浪骤至，王定国先是被剥夺工作，随后因为当年在西征途中被马步芳扣押的历史，被扣上“叛徒”帽子。当天夜里，她被押走时只来得及回头看一眼老谢——他正躺在沙发上，抬不动的右手无力地挣扎。事后，警卫劝把他移到病房去，他固执地摇头：“她不在，我就守着她的东西。”

靠左手，谢觉哉写信给周恩来。几行字，东倒西歪，墨迹斑驳：“定国无罪，望查。”周总理批示：“立即释放。”王定国归来时已是深夜。拉开房门，她摸到沙发上的手，听到老人艰难吐出两个字：“在……在……”灯泡昏黄，却挡不住夫妻俩眼中的热泪。

此后两年多，王定国给谢觉哉喂饭、读文件、做复健。有人劝她保留部长夫人待遇，住得宽敞些、请护工，能省不少力气。王定国却说：“打长征时冻掉脚趾头都没垮过，现在算什么。”1971年秋，谢觉哉撒手人寰。七天后，她退房、退车、退司机，一切照科级干部标准执行，连同组里两名年轻工作人员，也被她“请”回了组织部重新分配。

这种选择，离不开王定国的成长经历。她1913年出生在四川巴中一个穷苦农家，父亲早逝，母亲为了给丈夫置棺材，不得已把三岁半的儿子当物件换了四块木板、一升豌豆。命运更残酷——六岁那年，她被送进面铺推磨，常常一夜不合眼；十五岁，被抱进李姓人家当童养媳。那段灰暗岁月，王定国一句话不提，却把苦难刻进骨子里。

转机出现在1929年。川东地下党来到巴中，她的舅舅拉她听秘密讲习班。王定国第一次听说“翻身解放”。讲课的杨克明递给她一把剪刀，说：“剪掉辫子，自己作主。”两年后，舅舅和同志们凑了四十多块银元，帮她赎身，她踢掉裹脚布，换上布鞋，从此与旧命运告别。

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苏区时，王定国报名参军，被任命为内务委员，后来干脆当上妇女独立营营长。1935年长征途中，剧团缺人，她被抽调做服装、化妆。演出队总在队伍最前和最后来回跑，走的路比战士们多一倍。过夹金山那晚，气温零下二十度，她睡梦中把脚伸出毯子，第二天一摸，脚趾已冻黑，只得咬牙割掉坏肉，裹布上路。

1936年西征失散，她和三十多名剧社同志落入马步芳之手。马部残忍，但要搞宣传，没下杀手。地下党想方设法接应，次年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终于见到谢觉哉。她认出对方是前年请她缝羊毛衣的“谢老头”，没想到这位灰白胡子的老干部竟然是中央派来整合西北工作的重要人物。

抗战爆发后，两人在兰州并肩七八个月，日久生情。组织上征求意见，谢觉哉只说：“她是好同志，我愿意托付终身。”于是，一对跨越31岁年龄差的伴侣就此结成。婚后，两人聚少离多——谢觉哉在延安忙政法，王定国跑妇女工作，但信件往来不断。最动人的一句，是老谢写的：“定国，你的脚印在雪地里，我的心就踏着它继续前行。”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王定国在妇联、中央纪委干过，后调国防科委。两口子对物质要求极低。家里最贵的家具，是工作人员送来的一张折叠旧写字台。谢觉哉常说：“法院院长得守法，家务制度也得守法。”王定国笑着补一句：“妇女主任更得自觉节俭。”

到了政治风浪期间，这种平素的节俭，帮他们躲过不少麻烦：家里查不出“特供”、搜不到“洋货”。可就算如此，王定国的冤狱仍然难免。有人埋怨她当年“太倔”，要是不去西征早就回到大部队了。她淡淡一句：“组织派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做不到现在后悔。”

1978年，中央恢复工作秩序，胡耀邦见到王定国，真诚邀请她出山。她提出想下基层，“再走走川北、陕南”，被胡耀邦劝住：“你的精力有限，先把谢老留下的东西整理好，那是宝贵财富。”一纸任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委员——交到她手里，王定国挑起了“编书”这副担子。

花了整整六年，她跑遍延安、长沙、兰州、北京的档案馆，又登门拜访老战友、法学前辈，搜集到上百万字原始资料。1984年，《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谢觉哉与新中国司法》陆续出版。首发座谈会上，王定国只说了两句话：“本子送给党，错误请同志们批评。”

岁月无情，但意志不老。2004年，长征胜利70周年。91岁高龄的她牵着小儿子的手，重新站上泸定桥铁索。“不用扶，我走得稳。”她一步一步挪到对岸，转身又走回来，脚下铁索轻颤，人群里却没人发声。桥头，她指着滚滚大渡河：“你们父亲当年50多岁也这样过去。记住，信念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让人把命豁出去。”

再把镜头拉回1971年那间接待室。王定国的申请当天获批：原先140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成60平方米的筒子楼；公务车、司机调回机关；秘书分去别处。有人替她惋惜，她摆手：“老谢把实事求是写在工作里，我就把它写在生活里。”这番话，如今在政法系统仍被老同志津津乐道——简简单单，却分量压手。

对很多熟悉延安整风史的老人来说，谢觉哉是“党的老家长”；对更多普通人而言，他是一位让人民初次感到“法律可信”的司法奠基者。可如果没有王定国的守护，那些日记、那些判词、那些摞得老高的案卷，很可能散佚在岁月尘埃里。她用自己对规矩的尊重，为老伴、也为共和国保住了一段干净的历史记录。

王定国晚年常说：“功劳是集体的，亏欠是自己的；级别是组织的，纪律是内心的。”这句并不起眼的话，像她当年在泸定桥上的脚步——轻，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