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母亲100岁了

大国老记/文

今天（10月8日）是我母亲100岁生日。时间过得真快啊，母亲去世已经24年了。我母亲出生于1926年10月8日，冥寿100岁。

我母亲是我外婆的独生女。母亲与我外婆那时住在上海南市的江边码头、高昌庙路。现在是世博会的那块土地上，是上海的黄金地段；而在100年前是黄浦江边的一块很荒凉、很荒凉的地方，离上海市中心很远、很远，在我们小时候就感到更遥远、更遥远。

那里有一条路叫“制造局路”，名字来自于清末总督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制造局兵工厂。后来在那里的黄浦江边办起了江南造船厂，是国内最大的造万吨轮船的造船厂。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糕糕，吃一饱，睏一觉（沪语“gao ”),外婆叫我好宝宝”。上海的这首童谣明摆着，外婆对孙辈来说是最可亲的。可我们幼小时，就是老城区老屋住得再拥挤，也不敢到外婆家去住，那里太荒凉了。

我去过几次，就记得外婆家是一座一层的瓦片房，老房子里一股霉蒸气味儿，房梁上挂着蛛丝儿，窗棂上是红锈的铁丝网，房后地里长着几株甜芦粟，小水沟流淌的水里有红色的鱼虫。

我尤其怕那里的夜晚。一到夜里，周遭黑魆魆的，万籁俱寂，没有人气，电灯泡也是瓦数很小的，发出一点点惨淡的黄色灯光。我害怕在那里过夜，吵着要母亲送我回老城厢老屋。

我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的童年。我外公是个铜匠，靠给人家打金属器皿——水壶、铜吊、锅子等——赚点手艺钱。那时上海赚钱难，他就跟人去了外地谋生，一去不返，再也没有回上海。据后来一起去外地的人说，我外公在外面生病死了。

我外婆就一人带我母亲过日子，她给人家洗涤衣物赚点辛苦钱度日。我外婆个子很矮小，又很瘦弱，后来得了气管炎，老是咳嗽、吐痰。我母亲没有钱给她去医院看病。后来外婆在我读小学时，在我家去世了。

过了很多年，我父亲去世时，我一个表舅来了，他透露我母亲不是外婆亲生的，是外婆领养的。母亲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非常痛苦。我们安慰母亲说，过去社会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大家一定对你好！

我母亲童年时没有读过书，那时女孩子是不上学的，就在家学点女红、绣花、做衣服、针线活等。她手很巧，绣的枕片、绣片很好看。她给我们兄妹织的毛衣凹凹凸凸，花样很多，我们穿在身上的毛衣，常常会有大人用手捏捏，问：“是你妈织的吗？你妈手真巧！”

我们兄妹四人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用缝纫机做的，她依衣服纸样裁剪衣片，用缝纫机缝制成衣，比服装店买的衣服还好看，还合身。

那时，我们家住在上海老城厢，就是上海从明、清起就筑有的老城的城墙内，一个叫老西门的地方。上海的老城一共有八个城门，城门分别以东、南、西、北与老、小相组合成名字。父母与我们四兄妹共6口人，住在一座近百年的两层瓦顶砖墙房子，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

上海老城区人口最密集，住房非常拥挤不堪，我们家6口人住在10来平方米屋里，兄弟三人只能晚上在地板上铺垫被子睡，白天把被子收起来。

我父亲自小读书聪明，考进了国高，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因那时我祖父不在了，我祖母养家困难，父亲就辍学了。后来他由我大伯介绍，去了上海一家外资电影院做职员，时代大变时外资离开了中国，父亲失业了。后来，父亲在政府的失业学习班学了地质勘查专业，在上海地质勘察院工作。在我5、6岁时，父亲被单位安排支内去了成都工作。那时国家规定夫妻两地分居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

这样母亲在上海一人带我们兄妹四人过日子。父亲每月工资加补贴也就40来元钱，却每月给母亲寄来30元左右生活费。后来，上海街道组织妇女办生产组。我妈参加的是一个做缝纫活儿的生产组，用自己家的一台缝纫机做活儿，生产组每月给几元缝纫机补助钱。她每天蹬缝纫机做衣服类活儿，每月工资28元，记得多少年也没有涨过。我母亲在生产组做的活儿又快又好，那里的妇女都说：“王招娣阿姨做的活儿没得说。”

还有每月的一项收入，是外婆去世后，母亲就把外婆的旧屋出租了，每月向租户收20多元钱房租，还要向政府交几元地价税。文革时说“私产有罪，收房租是剥削”。我母亲怕了，就去政府房管局要求交出私房，也办了手续，把房产证，土地证都交给了政府房管局。

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交出去的房子不还了，因为过去私房是无偿献给国家的，就给个补偿钱。我家就得到了300多元钱补偿款，买了一只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间祖屋最后成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这财产账怎么算得过来？后来上海建世博会，高昌庙一带成了世博会场馆所在地。我们兄妹说起那祖屋来，总是无限感慨：“要是祖屋没有交出去，后来征地能拿到多少钱……”

在我中学初二时，兴起了文革运动，高潮过后，上头意识到我们这些娃娃已没有政治可用之处了，而我们随年龄长大需要就业吃饭。那时经济凋弊学生无业可就，只有安排我们到农村与农民伯伯分一口饭吃。于是就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我从同学那里听到学校要我们在某日去报名上山下乡。我明白这是要永远离开家乡上海了，而我才十八岁，实在不愿意就这么离开亲人身边。我这一届学生“一片红”，就是百分之百下乡，一个都不能留上海。而我的一个哥哥上一届已留下做了工人，我不可能再留在上海。如果我不走，母亲单位和街道就会给母亲办学习班，再想不通就会停发工资。但我还是不想离开上海，在学校通知大家返校报名的那天，我与一帮合得来的同学一起商量好了，大家不返校去电影院看电影。

同学一起看完了电影，也逛了街，直到晚上11时多了，我想学校再不会找我们报名了，就各自散了回家。我刚走到家门口，却从暗角里闪出一个人影，对我大声喊：“别跑了，回校报名去！”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班主任老师。没办法了，我只得像被抓了俘虏那样，被押送去了学校。

半夜时分的学校森严壁垒，门口由工宣队老师傅把门，学生只有报了名才能回家睡觉。在我的那个班上，班主任老师讲了学生上山下乡的几个途径，要么去江西、云南、内蒙等地插队落户，要么就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还是不想报名，从教室里逃了出去，找到一间无人的教室，在课桌上睡下了。

正睡得迷迷糊糊时，几道闪亮的手电筒光射来，我被工宣队发现躲在这里不报名，又被抓去了报名现场。一个18岁的小孩就这样被搞到深更半夜，不报名就不能回家睡觉；实在太睏了没办法了，我只得一咬牙，就报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寻思好在兵团有工资拿，有饭吃，不用再由父母来抚养。

转眼就到了出发去黑龙江的那天，临出门前，我母亲哭肿了双眼。我虽年少也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立马觉得心里非常不好受。我母亲历来不到火车站送行，我父亲出门三十年母亲从来没有到火车站去过，就是怕看车站送行那种刺激的场面。

我哥到火车站送我。那年月每天都有专列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火车一开恸哭的景象天天都有。只有少数人是自愿下乡的，大多数人都是被迫报名的。上海多少知青离开家乡时热泪洒在铁道线上。后来听我哥说，我离开上海后，母亲哭了好几次，直到收到我的来信，母亲心情才好了一点。

我在黑龙江兵团干了8年，后来邓小平恢复高考时，我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我不但金榜题名，还衣锦还乡，人生三大喜事，我赶上了两大喜事。母亲高兴极了，特意买了喜糖在生产组散发，生产组妇女都对来贺喜。

在我读大学时，母亲知道我在黑龙江有了一个恋爱对象，她好几次对我说：“好不容易回了上海，大学毕业就不要再出去了。”我那时不理解母亲的心情，没有怎么把她的话当回事儿。

在大学四年里，我与恋爱对象一直保持了关系。大学毕业时，我们班30多位上海籍学生都有留上海的名额，因为我在文汇报实习时，发表的文章较多，文汇报要我去当记者。

而我考虑如果留上海工作，当时上海很难解决夫妻结婚一方户口进上海的问题，两地生活对我们都是难题。于是我决定回黑龙江，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听说后要我去当记者。由于我离开了上海，我们班就多了一个上海分配名额，有一位外地同学留在了上海。

对我的毕业选择，母亲是默默无言的，没有说过不好，也没有说好。那时我年轻，根本没有一个概念，那就是父母亲会有老的一天；如果不在父母身边，将来如何来照顾父母，尽到自己的责任？到自己真正明白的时候，悔之已晚！

大学毕业后，我的精力都在新闻事业上，很快就有了女儿。那时，母亲已经在上海生产组退休了，还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为我们照顾了近两年女儿，还把我女儿带回上海养了一些日子。

我女儿六岁时，她到上海念了一年小学，我们夫妇那时还在哈尔滨工作，也是父母亲在上海照顾她的生活。我女儿小学二年级到广州上学，那时我们夫妇已经调到广州工作，母亲不久就到广州照顾了女儿两年多。母亲为我们照顾女儿付出了太多、太多！

在我50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年老病多了，父亲患了尿血症，母亲也有了不明之病。我觉得自己对父母关心太少了，产生了回老家照顾他们的想法。

2000年的一天，我去了北京，率直闯进大社社长田聪明的办公室。我与田聪明并不熟悉，只是他一次到广东分社了解新闻改革的情况，听了分社领导的汇报，提到我那些年写新闻稿比较多，就对我有了好印象。后来老田到其他分社，到处说：“广东分社老记者在改革中焕发了青春。”

我向老田提交了一个要求调回上海工作的报告，理由是我年轻时两次离开家乡，一次是上山下乡，一次是大学毕业后；年轻时我为国效力，现在父母老了，有病了，请接受我的要求，让我回老家为父母尽孝。

我的请调报告可能打动了老田，他自己小时候在陕西、黄河河套农村生活很苦，考上大学时没有钱，还曾经想放弃了。他很爽快地在我的信批了字，批给了上海分社领导，说对我这样的情况应该予以照顾。

我满心以为可以回老家工作了，谁知道此事出了纠葛，很久还没有调动的消息。仅仅过了几个月，从上海传来了我父母亲先后去世的噩耗，我再不能为父母亲尽孝了，顿时泪流满面，无法自已……

今天是我母亲100岁冥寿，我唯有写文章纪念母亲，把自己的文章当作心香一瓣，尚飨给她。我的父母亲很平凡，平凡得如长江的一滴水，平凡得如沙漠的一粒沙砾。正是14亿如我父母这样的平凡之人，组成了我们的民族、人民、祖国。

回顾自己的人生，我可以说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只有对不起父母；我不欠任何人的恩情，唯有欠父母的恩情，世上最难报的是父母的恩情；男儿膝下有黄金，我不跪其他任何人，唯有跪自己的父母亲！

2025年10月8日

附： 我的父亲

大国老记/文

今天是2019年1月4日，是我父亲100岁冥寿。父亲生于1920年1月4日，按民间的习俗是做九不做十的，所以今天是父亲100岁冥寿。我的父母亲同在2001年去世了，悠忽18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在2001年，父母跨过了百年之际，也跨过了千年之际，是比较难得的。在这世界上有过多少人生存过，跨过百年的人不多，跨过千年的更稀有。但这不过是一个人为的时间概念，与人生真正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父亲100岁了，相信有灵魂的人会问：不知道他在天之灵可好？不相信有灵魂的我又能够说什么呢？我5、6岁时父亲就离开上海内迁去了四川成都，我18岁上山下乡离开了上海，从此我与父母聚少离多，那以后在一起的日子没有几年。后来我回上海读书，毕业后又再次离开上海。年轻时没有想到父母亲有离开自己的一天。等到这一天真来临时，就有无限的忏悔之心，觉得对父母亲照顾太少了，没有办法补偿了，追悔莫及！

父亲出生的年代，上海已经是一个开埠的大都市，从一个傍海守江、江南水乡的小镇，成了当时远东的“冒险家的乐园”。黄浦江上有小舢板，也有英美的大轮船；市里有华人地界，也有各国的租界；还有刚在上海出现的时髦东西：跑马厅、跑狗场、电影院、百乐门、报纸、电台、电话……有到东方来冒险寻找发财机会的洋人，有替洋人当掮客、买办的国人，有发了财的老板，自然也有在城市底层艰难度日的小市民，在街头要饭的流浪汉和大声喊着“卖报”的报童，有为社会良知大声疾呼的教授、记者……而我父亲最初的职业是电影院职员。

我父亲出生在城市贫民家庭，他自小读书聪明，也考进了高中，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因那时我祖父不在了，我祖母养家困难，父亲就辍学了。后来他由我大伯介绍，去了上海一家电影院做职员，一直到解放大军占领上海他才失业。后来，父亲在政府的失业学习班学了地质勘查专业，在上海地质勘察院工作。在我5、6岁时，父亲在四川成都出差。单位当时按上级要求，要有一个支援内地的名额，正好父亲在外出差，不在上海，于是大家都说：“顾景耕支内最合适了”。在那个年代是不讲人性，不征求个人意见的，如果不服从单位安排就只有再次失业。父亲无奈只得去了成都。

那时国家规定夫妻两地分居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家里有人告诉我父亲回家了。我就看到有一个陌生人，低头在那里抽烟，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便怯生生地叫一声：“阿爸。”后来我会写字了，父亲来信后母亲识字不多，回信都由我来写，我在信的开头用母亲的口吻直呼父亲的名字。

慢慢我年长上了小学、初中，我懂得了父亲独自出远门，挣钱养活一家的不易。父亲那时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他总要寄回上海二十多元来养家。他信封用后翻过来用浆糊粘了再用，一支牙膏用完了要把牙膏皮拿去卖一二分钱。为了省钱父亲还把烟戒了。后来父亲每次回成都，我都要到火车站去送。我送父亲上了火车，看着火车载着父亲慢慢地远去，我的心上会涌上一股恋恋不舍的感觉。那时我懂得了父子的感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政府动员城里人内迁，或者将城市两地分居的人动员出去，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政府千方百计向外迁移人口。我家因为父亲在内地工作，街道就动员我母亲迁徙去成都。由于那时母亲年轻，在街道人员多次劝说下也就同意全家内迁，我差一点就做了四川人。后来因为父亲单位没住房，此事就拖了下来；再后来闹文革了，没有人来管此事，我家就没有离开上海内迁。

相隔二十八年后，当父亲退休回上海时，父母相离年代太久了，生活上发生了隔阂，很难相容相伴。父亲在资源贫乏的内地，养成了节约的习惯，洗脸、洗衣、洗菜等用水省得很，看到别人开着水笼头花花冲心痛得很，就要说话；就是用电父亲也是很省的，床头只点一只瓦数很小的电灯，夏天也只有一只小电扇在他头上方慢慢地转动。而母亲看父亲用水太节约，嫌他洗东西不干净。父亲喜欢吃野味，而母亲吃不惯。这些都造成了日后两老人的不和。我回家看了感觉老人的晚年搞成这个样子，很没有意思。我就是再有能耐也无法改变这个既成的事实，无法把他们劝和。

上海老屋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朝北向，夏天热而冬天冷。北向的窗户正对着一条街，冬天冷风对穿顺着窗缝往屋里钻，更显得冷不可耐了。我们全家六口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后来父亲出远门了，我们兄妹和母亲共五人在这狭小的空间中生活。兄弟三人小时候都是睡地铺长大的，晚上被窝铺在地板上，白天就收起来。

十八岁时我下乡离开了上海。后来，大哥、二哥、妹妹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就剩下父母两人在老城区的老街度日。父亲退休后每天喜欢逛街，很少乘电车、公共汽车，就靠自己的两只脚走路。上海人开玩笑把这称为“乘11路电车”，说的是步行的人靠自己的两只脚，就像是“11”这个数字。他常常逛的地方是外文书店、美术书店、旧书店，常爱买点旧书回家。他那时退休工资每月只有几百元，新书、贵的书自然买不起，只能买廉价的旧书。他睡觉的床前、床底下堆的都是多年积攒下的图书。

我下山下乡前，曾给成都的父亲寄去一封信告知此事。那时正是中苏珍宝岛战役后不久，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父亲没有任何犹豫同意了我的选择。后来我大学毕业再次离开上海去黑龙江当记者，父亲也没有反对。他认为年轻人应当多见世面，不要留恋家乡。

还是在我上山下乡时期，我回家探亲。当时政策规定父母不在一起生活的，可以到两处地方探望。我那次到父亲成都那里住了几天。我父亲出外工作二十八年，那是我们家人唯一的一次去成都看望父亲。父亲独自住单位的一间小屋，没有厨房，也没有洗澡间，在门外走廊边放一个柴火炉做饭。那时成都缺少燃料，父亲常用木片点火，烧得走廊里满是烟，走廊的墙也熏黑了。看了这些我深感父亲在外的几十年真是不容易。

201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