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书的辨伪

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明胡应麟《四部正讹》说：“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焉。”清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亦云：“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可见，在读书治学的过程中，辨伪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那么什么是伪书呢？如果书的实际责任者与所署的责任者相符，则真；如果全书或书中一部分的实际责任者与所署责任者不符，则全伪或部分为伪。其他文献的真伪问题也可以这么看。

伪书的形成原因可以大致分为有心作伪与无意致伪两类。有心作伪约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迎合社会需要以牟利。如汉成帝时的张霸伪造了一百零二篇《尚书》，获得了一个博士职位，后来事情败露，差一点被处死。再如书商出书改题书名与作者，基本上也是为了赚钱。二是托名人以提高书的身份。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神农》二十篇，附注云：“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再如《晋书·陆机传》谈到了陆喜的著述情况，指出：“其书近百篇。吴平，又作《西州清论》传于世。借称诸葛亮孔明，以行其书也。”三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例如中晚唐，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之间，党争非常激烈，当时出现了一篇嫁名牛僧孺的小说《周秦行纪》，写牛僧孺与唐代以及前代已故后妃幽会的故事，甚至有王昭君为牛僧孺侍寝的情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指出这篇小说系“唐牛僧孺自叙所遇异事。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近代诗人高天梅也曾发表过一组诗歌鼓吹革命，却托名《石达开遗诗》。四是剽窃或伪造以炫名。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全唐诗话》提要称其皆与计有功《唐诗纪事》相同。“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剽窃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以便行世。遂致伪书之中，又增一伪撰人耳。”伪造的突出例子是明代的丰坊，他是藏书家，又是书法家，他伪造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是用篆书写的，附以楷书音注，但是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二书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汉代传经，悉用隶书，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谓之古文，安得独此二书，参用籀体。”显然，丰坊等人伪造古书的目的在于矜奇炫博，欺世盗名。此外，有的人为了泄私愤，撰文施行人身攻击，而又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姓；自认为所作内容有伤大雅，不愿署真名实姓；有憾于古书亡缺，予以补辑而又未加说明，皆造成了一些伪书。无心致伪也有几种情况，一是古人著述初不署名，后人追题有误；二是后学记述先师言行之书，被误认为先师所作。在流传至今的先秦著作中，这两种情况较多。三是有些古书在流传过程中每有续作，如宋叶大庆《考古质疑》指出：“《艺文类聚》唐太宗时欧阳询所编也，而有苏、李、沈、宋之诗，是皆后人所加。”并自注曰：“正月十五日有苏味道《夜游诗》，洛水门有李峤《游洛诗》，寒食门有沈佺期、宋之问诗，四子皆后人，欧阳安得预编之也。”四是编辑整理者的疏忽或无识而混入了他人作品。例如杜牧的《樊川文集》相当可靠，但是后人又贪多求全编成《樊川外集》、《樊川别集》、《樊川续别集》，就难免混入伪作。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已云：“樊川有《续别集》三卷，十之八九皆许浑诗。”

关于辨伪方法，明胡应麟《四部正讹》指出：“凡核伪书之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核兹八者，而古今们赝籍亡隐情矣。”简言之，有以下数端：一、查目录。这种方法的主要任务是查一下书的源流。叶德辉《藏书十约》云：“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目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文达元《揅经室外集》（原注：即《四库》未收书目，兹从全集原名）为途径，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二、查称引。这种方法的任务是查一下前人有没有见到过某书。如果无人称引；所称引的内容与传本不合，或传本没有；所称引的诗文别题作者；书中称引后人作品，可定其书为伪或可疑。如《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诗格》一卷，陈振孙指出：“题魏文帝，而所述诗或在沈约后，其为假托明矣。”三、查史实。这种方法的任务是查一下书中提到的历史事实，作者是否有可能遇到。如果不可能遇到则其书或书中的某一部分为伪或可疑。如宋严羽《沧浪诗话》云：“孟浩然有《赠孟郊》一首，按东野乃贞元、元和间人，而浩然终于开元二十八年，时代悬远，其诗亦不似浩然，必误入。”此方法可以从书中提到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入手。四、查语言。这种方法的任务是从文字、词汇、音韵、语法、语言风格等角度查一下书中的语言是否符合其时代特征。如马叙伦《列子伪书考》指出：“《周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仅抓住“儒生”一词，就把伪作《列子》的时代之限，断在汉代以后了。此外我们还可利用查体裁、查思想等其他方法。当然，可用于实践的辨伪方法不止于此，而重要的是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并进行综合考辨。

原文载徐有富，徐昕著《文献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