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团长外出被日军追击，向老农求救，老农一脚把他踹入水田中

1940年的一天，鄂东一处农田边，一个灰头土脸的年轻人拼命往前跑，身后十几名日本兵紧追不舍。

就在他气喘吁吁、几乎跑不动时，一位老农正好在田里翻土。

年轻人急了，冲上去就喊：“大叔，帮帮我，我是新四军！”

不料，老农啥也没说，突然飞起一脚把他踹进了水田里！

那么，这老农到底是敌是友？那个被一脚踹下去的年轻人，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加入红军

1915年，张体学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 （今属新县）。

农村的孩子都早当家，他也不例外，不到十岁就已经是父亲摊位上的“小掌柜”，除此之外，还要帮母亲洗碗扫地。

不过，尽管日子紧巴巴，张体学并非完全与读书无缘，村头有位识字的老秀才，看他聪明伶俐，便偶尔教他识字算账。

他自己也渴望上学，三番五次在父亲面前央求，但父亲碍于家庭条件，一直没同意，直到有一天，摊子被土匪砸了。

张体学拉着受伤的父亲回家的路上，一句“要是我早认了字，能看懂路牌，就不会走到那片荒沟被人堵住”，让父亲第一次沉默了许久。

最终，张体学得到了三年私塾学习的机会。

三年光阴，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不止是书本，还有那些漂泊而至、带着革命口号的队伍留下的纸张、标语，甚至墙上刷不干净的红漆字句。

1928年，13岁的张体学得知红军在鄂豫皖地区成立，兴奋得彻夜难眠，并跑到红军驻地报名参军，结果因为年纪太小被挡在门外。

他没有灰心，而是转身投入儿童团，主动请缨给红军放哨、送情报、跑腿。

1933年，18岁的张体学再次踏上红军招募点。

这一次，他得到了批准，他被编入红25军独立营，从此脱下布衣，穿上军装，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初露锋芒

1935年，此刻的张体学，腰间系着红军特派员的臂章，穿梭于战前指挥部内。

此时，他不过二十岁出头。

这一年11月，红25军刚刚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归入陕北红军序列，迎来的第一场硬仗，便是直罗镇战役。

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立足未稳，国民党便急欲趁机围剿，而这场战斗，不仅是战略反击的开始，更是展示新整编部队战斗力的关键时刻。

战前紧张气氛中，军团长徐海东反复查看地图与侦查情报，却仍未找到突破敌阵的良策。

敌军109师师长牛元峰占据镇东的寨子固守不出，那是一个石头垒砌的古寨，寨墙坚固异常，红军的轻武器在其面前毫无效果。

寨中敌兵虽少，但武器精良，易守难攻，眼看战机稍纵即逝，徐海东焦躁地在屋内踱步，眉头紧锁。

就在此刻，一道声音打破了沉寂：“军团长，让我去端掉牛元峰的老巢！”

徐海东回头看去，正是张体学。

很快，张体学挑选了数名身手敏捷的战士，深夜潜行，接近寨墙后，张体学取出小型炸药包，并朝战士们打了个手势：“听我号令，炸药一响，速进不回头。”

轰然一声，寨门炸开，石块飞溅，惊叫声、犬吠声、号角声混作一团。

他们闯入敌营，枪口对准尚未反应过来的守兵，枪响密集，接连几名敌军被击毙在床铺与灶台边。

火光中，张体学第一个冲向寨子中心的指挥帐，他知道牛元峰必然藏身其中。

帐中，牛元峰尚未完全从梦中醒来，便听到枪声逼近，他来不及穿军服，只披着棉袍站起，透过门缝望见红军已将整个寨子控制。

自诩从保定军校毕业、曾任东北军辎重兵司令的他，昔日不可一世的傲气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他知道，败局已定。

帐门被撞开的一刻，牛元峰举枪自尽，一切戛然而止。

张体学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敌军将领，转身命人清点战果。

敌军指挥系统被摧毁，寨中残兵乱作一团，不战自溃，整个直罗镇的敌军防线由此崩塌，战役形势就此逆转。

此次战役胜利，不仅让红军稳定了陕北的防线，也让中央红军看到了新加入部队的战斗力。

而张体学，也因为此次奇袭功勋，成为被点名表扬的英雄，徐海东更是将他第一个推举去延安红军大学深造。

鄂东组队

1938年，鄂东雨后的泥路尤其难走，张体学站在黄冈贾庙的山口处，身边除了一名随行干部和数名警卫员，便是一顶搭得七零八落的简易帐篷。

这就是新四军留守鄂东的“指挥部”，而他，就是这支零散队伍的指挥核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新四军各路部队纷纷北上、东进，作为红28军旧部的张体学，主动请缨留守鄂东。

彼时，这片根据地地方势力混杂，日伪军、土匪武装、地方保安队等如杂草般蔓延。

张体学的身边，仅有不到五十人，还有二十条枪，这点“家底”，甚至还不如一支土匪小队。

可他却并不气馁，他知道，枪可以抢，兵可以招，群众才是最根本的依靠。

没有粮，就自己上山挖野菜；没有被服，就去老百姓家借旧衣；没有药品，就用土法止血包扎。

他带着几个骨干干部，几乎踏遍了大别山南麓的每一条小路，每一个山村，走村入户宣传抗战，唤醒民众的民族觉悟。

两个月后，一支名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的队伍在贾庙张家山成立，张体学任队长，刘西尧任政委。

队伍虽还不足百人，但已经开始有了组织雏形，他们设有政治部、后勤组、情报站，虽然物资极度匮乏，但各项战斗与建设工作却条理井然。

张体学将从红军时期学来的军事管理经验一一派上用场，甚至还组织战士学习政治理论，每周定期开小组会，讲形势、讲抗战大义，提升士气。

挺进队刚一亮相，便接连在贾庙、淋山河、新洲公路沿线发动小型突袭，每次出击都打得迅猛且果决。

一次夜袭敌占据点，他们只有27条枪，却通过诈声东击西的战术，让敌人误以为有上百人围攻。

因此，敌人弃据点逃窜，挺进队趁机缴获数十支武器，战后被群众称为“贾庙之狐”。

三个月后，挺进队已扩大到400余人，枪支300多条。

但张体学没有丝毫自满，他知道，一旦暴露或落入包围，将再难翻身。

1939年初，日军在汉口方向集结兵力，沿汉麻、柳界两条线路发动大规模“扫荡”，意图拔除这块不断壮大的抗日“钉子”。

张体学预感不妙，立即组织群众转移，布置山头火力点。

敌军刚进入黄冈大崎山区，便遭遇重重打击，当地百姓自发配合战斗，有的打锣敲盆传递警讯，有的扛起土枪猎刀参与阻击。

张体学亲自指挥五大队主力分兵合围，一举打垮敌人尾部的一个中队。

战后，他召开群众宣判大会，当众枪决两名作恶多端的汉奸，引得村民拍手称快。

到了1939年底，挺进队已拥有1300余人、1000多支步枪、20余挺机枪、迫击炮两门，正式更名为“第五大队”。

从不足五十人的草创之师，到千人战旅的整编之师，张体学仅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这一年，也是张体学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段路。他不再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干部，而是真正站上了指挥抗战一线的台前。

泥田藏身

1940年1月，鄂东高山薄雾缭绕，田埂间已传来老牛喘息与铁犁刮地的吱呀声。

彼时，张体学身猫着腰，穿行于稻田与树丛之间。

他的目标明确，前往敌占据点西南角，侦察日军新一轮“扫荡”的部署情报。

这次行动极为重要。

敌军自年初以来屡次集结重兵扫荡黄冈大崎山区，张体学率领的鄂东独立团虽屡屡化险为夷，但敌人的逼压之势日趋疯狂。

兵力部署、补给线路、据点位置，缺一不可，他知道，若不能及时掌握敌情，整个根据地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他找了一棵老树藏身，距离日军营地不足两百米，接着从怀中取出望远镜，专注地记录敌人的调动、哨兵交替、火力配置。

直到身后一声低沉的鸟鸣提醒了他：暴露了。

他猛地收起望远镜，一个翻滚窜入林中小径，后方隐约传来日本兵尖锐的喊叫声。

他不再迟疑，纵身奔跑于山间，枪声自背后响起，一发子弹打在他头顶树干上，他不敢停，咬牙冲出树林。

前方豁然开朗，是一片农田，田埂上，一个老农正弓着身翻土，满头霜发。

张体学踉跄奔至，已是气喘如牛，他顾不得礼节，一把抓住老农的手：“大叔，我是新四军政委，日军在追我，帮帮我！”

老农愣了一瞬，随即不动声色地抬腿，一脚将他踹进了泥泞的稻田。

张体学猝不及防，连人带包摔入水田中央，浑身沾满污泥，他一时怔住，不明所以。

“你个混账玩意！整天就知道偷懒耍滑，叫你种田你就跑路！老子今天非打断你狗腿不可！”

老农随即大吼，声音暴烈，情绪激昂，一边骂一边脱下脚上的破草鞋猛砸张体学。

张体学终于反应过来，老农这是在装作训儿！他一动不动地趴在泥水中，脸埋入稀泥，尽量隐藏五官与神情，只用余光观察着不远处越来越近的黑影。

日军与伪军追至田边，数人气喘吁吁停下脚步。

为首一名汉奸翻译看着这幅荒诞场景，不由皱眉：“老头，刚才有个穿灰衣的人从这里跑过，你可曾见着？”

老农猛地一转身，脸涨得通红，劈头就喊：“你们帮我管教一下这不孝儿子吧！跟我学种田不成天就想跑赌场、去窑子！我非打断他腿不可！”

日本士兵们面面相觑，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汉奸翻译则摆摆手：“走吧，鬼子可没空理你家事。”他们迅速转向左侧村庄，继续搜捕。

等一行人彻底远去，老农缓步走到稻田边，蹲下身将张体学一把拽出。

“小兄弟，没事了，快走，他们要是折回来就麻烦了。”

张体学站起身，身上衣物湿透泥泞，面庞模糊不清，却喉头哽咽，握住老农粗糙的手，真诚道谢。

“不用谢，咱这些庄稼汉，靠你们新四军保命，你们不怕死，我们这些种田的怎能当缩头乌龟？”老农却觉得自己帮了他，根本不用谢。

张体学向他深深鞠了一后离开了，他还要将情报赶紧送回去。

很快，张体学带着侦得的敌军情报回到部队，立即组织部署反扫荡。

他准确判断敌军薄弱侧翼，一举发动夜袭，在三天内连破敌军三道据点，彻底粉碎此次大扫荡计划。

这一仗，他打得干净利落，而那片稻田的污泥，也早已在心中化作最庄严的勋章。

在那动荡岁月里，无论是拿枪的士兵，还是背锄的百姓，都用各自的方式，守护着属于民族的最后希望。

而那一脚，也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忽略的一瞬，不仅踹出了一个新四军将领的生路，更象征着那个年代最动人的军民鱼水情深。

它提醒着后人：正是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抗战的脊梁。

岁月流转，山河无恙，致敬每一位挺身而出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