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怒批“军队经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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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四七年，贺龙总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

贺老总严肃指出了军队问题，因原文篇幅较长，分两部分发完。

以下为原文：

这个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

由于蒋介石、胡宗南打我们，所以最近我很忙，今天才来参加大会。

在此以前，有些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了言，会议记录几十本。

我虽然没有时间全部看完，但也看了一些，并听了各小组的汇报，所以对大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知道的。

现在我讲一点意见，供大家考虑研究。

一、这次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并向大家作了报告。

他们对晋西北的工作作了评价，也提出了批评。

少奇同志严厉批评军队脱离群众，违反了人民的利益。

并严肃提出：看晋绥三百万人民投票，还要不要这个军队和党？

如果要，这个军队就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要，就下命令解散，连分局也解散。

晋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总的来说，我们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

同时，每个干部、每个党员是否也应该很好地反省检讨一下，来到晋西北后为人民做了多少工作?

与人民勤务员的光荣称号是否相称？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还是坏儿子？

这几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

我们一二零师从一九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日本侵略者。

另外还有三大任务：一是扩兵，二是搞资财，三是搞武器。

晋西北差不多每个县，都有我们的工作同志，我们八路军走到哪里都很香，很吃得开。

为什么呢？

因为阎锡山、XXX和XXX的部队到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对他们切齿痛恨。

我们八路军一去，这些顽军都不去了，所以人民拥护我们。

开会号召参加八路军，大家举手就跟着我们走了。

杨旅长在神池县的义井搞学兵团，一下扩充了一千七八百人。

过不多久，我一二零师就由过黄河时的八千多人，扩充到几万人。

一九三八年底，师主力去冀中，留下一万多人坚持斗争，这时人民是很拥护我们的。

但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干了许多违反群众利益的事。

到今年的一九四七年，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在座的同志哪个敢担保，我们违反群众利益的现象，是一年比一年减少的？

我就不敢讲。

我们违反群众利益和政策主要有哪些表现呢?

首先，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挖老百姓的地窖。

一九四零年我们搞“四大动员”，一是普遍的挖老百姓的地窖，出现了逼死人的事。

三支队挖老百姓地窖时，甘主任赶去及时纠正，一个晚上就制止住了。

虽然部队自己吃野菜，饿坏了一些同志，但却救了多数群众。

如果继续挖下去，就会把老百姓的东西搞光。

二是，没收群众办的企业，临县把澡塘、煤窑都没收了。

三是，在纠正“四大动员”错误时出现了“左”的倾向，有的地方杀了一些人。

第二、在生产时，侵犯群众利益。

我们晋西北地瘠民贫，有的地方连喂马的草也没有。

所以全靠老百姓养活我们是不行的，于是我们部队自己组织搞生产。

这个方针本来是很好的，全国都会赞成。

但是，由于我们在生产中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办法。

从军区到旅、团、营、连、战士层层规定上交的任务。

这种办法，恐怕任何根据地都找不到，于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八分区一个连办了十几个商店，一直开到黄河边。

有的商店就搞投机倒把，剥削老百姓。

如利民堡商店用六块白洋买进的一匹布，卖出要二十八元，一匹布要换胡麻一石二斗到二石二斗。

有的地方要用十一亩莜麦，才能换一匹布。

据说六分区、绥蒙、卫生部、政洽部都有这种现象。

有些单位搞“好汉股子”，像日本人在中国工商业上插日本旗子一样，自己一个子不出，就要参加分钱。

如三五八旅八团在临县一分钱不出，就要参加分红。

政治部的家业，司令部副官处的几十万白洋，卫生部的一千万元农币，这样大的家业，是怎样搞起来的？

有没有剥削群众的血汗？应该很好反省一下。

有的部队占老百姓的好地。

特务团自己不开荒，去占群众的水地种。

该团驻康宁的单位，把农业生产变成了放高利贷、买青苗。

这种现象，无论是军区、分区和主力兵团都有。

有的部队名为自己生产，实际上盖房子、运东西等，都让老百姓来干。

对粮食搞统购，实际上是抢群众，军队成了祸害！

有些地区收不到公粮，就搞公粮变款，所谓“公粮变款”，实际就是抢！

并出现了捆绑、吊打、禁闭、甚至打死老百姓的严重事件。

对此，行署、后勤部应该很好反省。

有的商店违反商业政策，有的包庇走私犯、逃避兵役者，有的成了土豪劣绅、特务的庇护所。

如阎锡山有个少将特务，在我们十七团的商店里住了几个月，也无人过问，他把我们的情况搞清楚后又跑回太原。

我们有些同志为了赚钱，已经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

所以，有的群众说：“八路军的钱都是商店化了”、“共产党以前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等等。

对上述问题，至今我只听到黄新廷，将他们部队的商店整顿了一下：把有的商店关闭了，经理撤了职，没收了他的枪，拉走了他的马。

群众说真是大快人心：我们得到解放了。

此外，我再没有听到有第二人，把自己办的商店等企业，好好清理整顿一下。

第三、搞走私和缉私，增加了内部矛盾。

现在为了搞钱，不少单位搞走私。

如三分区和八分区一支队、三十二团和十七团合伙搞走私，有的单位则通过缉私来搞钱。

如独三旅走私时，第一次被三分区缉私拿走，于是该旅就要组织骑兵营去夺；第二次又被缉走了，就提出要抓孙占彪。

走私是违法的，缉私是应该的，但是并没有缉到多少奸商。

反而是地方搞军队、军队搞军队，所以实际上是自己搞自己，增加了军政之间和军队相互之间的矛盾。

第四、军队组织纪律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群众的负担。

一九四五年我来到河东，在平川的张家庄看到我们有的部队纪律很差，随便向老百姓派差。

正是秋收期间，有几个团要了几百副担架放在团部备用，说是为打仗的需要。

实际上却让拾担架的老百姓，去干挑水、烧水、背柴、背草、铡马草、喂马、背麦子、磨面等十几种杂活，另外又就地动员了几百副担架。

我看到这种情况，把供给部长找来批评了一顿，让他把担架队解散，赶快放老百姓回去秋收。

注：此文为上半部分，原文篇幅较长，只好分两部分发完。

作为历史资料，很多东西不能省略，发这些不是“抹黑”，而是希望正视历史：革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千锤百炼。

贺老总等人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问题，才让我军越来越强。

下半部分明天发，讲讲贺老总打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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