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陇右道到剑南道：松州城址变迁的历史考证及其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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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陇右道时期，松州城址位于白龙江流域，历经从舟曲县峰跌到达拉沟口芳州城址的迁移过程；永徽年间，松州从陇右道划归剑南道，其城址先后经历松潘嘉诚县、热务马拉墩以及行松州茂县黑虎乡。松州城址从陇右道到剑南道的变迁有着系列原因：一是唐朝从防范吐谷浑、党项诸羌到防御吐蕃的战略变化，二是民族迁徙与羁縻州的设立，三是自然灾害因素。松州城址从陇右道到剑南道的变迁有着重大历史意义：一是从行政区划上支撑起了中华文化中江源岷山的山水版图，二是形成了以松州地区为中心的民族文化走廊十字轴，三是嬗变成为了中央政府治藏固边的重要柱石，为川甘青结合部的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历史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支撑。

关键词：松州；甘松岭；陇右道；剑南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松州是在中国历史地理版图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军事重镇。贞观十二年（638），唐蕃松州之战促成了文成公主进藏的千古佳话。从此，一千多年来，松州像一颗明星闪耀在祖国的西部，成为了西部边疆研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松州城址究竟在何处？多年来，由于《元和郡县志》《旧唐书》《新唐书》关于松州州治几乎成为定谳的记载，以及留存至今的明代松潘古城的重要影响，任乃强、史念海、谭其骧、郭声波等著名学者都认为唐代松州城址即今松潘古城，而对松州城址的变迁过程却研究不足。严耕望对松州城址在今松潘的观点采取了存疑的态度，在《唐代交通图考》中采用了“若唐之松州果在今松潘，则······”的假设，而且对史书关于松州城址与甘松岭的距离等记载提出了疑问，但是，对松州城址的变迁过程仍然没有展开研究。其实，松州城址的变迁过程纷繁复杂，涉及湔氐道、甘松、龙涸、扶州等多个历史地名，关于松州城址的很多重要史料记载也存在相互抵牾之处，而且历史时期区域军政格局、族群、道路交通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今人以明代松潘古城的地望来推究唐代松州的相关历史也常有牵强之处，很多问题莫衷一是。有如下疑问需要考证：

问题一：甘松岭和松州之间的空间方位、距离问题。《元和郡县志》载“甘松岭，在县西南十五里”，而到了明代《大明一统志·名胜志》《蜀中广记》《读史方舆纪要》则变成了，“甘松岭，在卫西北三百里”，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指出：“此殊为可疑”。

问题二：作为行政建制的甘松县是否是松州问题。蒙文通先生指出了甘松嘉诚县说之误，郑炳林也明确指出甘松松潘说之误。而蒲孝荣认为甘松县在今松潘县东黄龙公社（旧名黄龙寺），《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也认为甘松县在今松潘县。

问题三：贞观时期围绕松州的两次军事行动之进军路线问题。一是贞观九年（635）李道彦袭击党项拓跋部退保松州的进军路线，二是贞观十二年（638）唐蕃松州之战的进军路线。特别是关于阔水道的地方，学界却观点纷呈，莫衷一是。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在“今大小金川与道孚、炉霍、甘孜等县的河谷农业地区，唐人重其水，因呼为阔水部也。”而郭声波则认为其在今若尔盖北部沼泽由白河黑河覆盖的水网地区，夏季水涨，水面开阔。以上两种说法的商榷之处在于，把松州作为今之松潘来研究进军路线，而没有注意到贞观十二年松州还属于陇右道，城址还位于白龙江流域。

问题四：松州从陇右道划归剑南道引起的城址变迁问题。《旧唐书》言“松州，天宝元年改松州为交州郡······属陇右道，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这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安介生认为这样的改动颇耐人寻味。但是，其城址变迁尚无人论及。

问题五：藏汉史料关于松州州治记载的抵牾问题。《元和郡县志》《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松州治嘉诚，即今松潘古城。但是，毛尔盖·桑木旦著，阿旺措成、佘万治译的《藏族史·齐乐明镜》明确指出“香鄂巴热丁尚遗存古代松州城堡的废墟。”在下文进一步阐明：“唐朝开国皇帝武德时，唐朝占领了多麦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在松州设治。相传松州的州治在香鄂地区的巴热丁”。香鄂巴热丁即热务马拉墩，即今松潘县红土镇红土村一组。松潘古城到红土村相距七十余公里，究竟何处是松州州治？相互抵牾的史料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空间。

笔者认为，从《元和郡县志》《旧唐书》的编撰到今天，一千多年来，造成以上疑问的原因有以下三个：一是重要史书的转引错误导致的混乱。如《旧唐书·地理志》错误转引《元和郡县志》关于甘松相关记载所造成的以讹传讹。二是忽略了松州城址从陇右道到剑南道的变迁过程造成的混乱。学界忽略了永徽年间松州城址从甘松岭东北迁移到了甘松岭西南，从雍州之域到了梁州之域的变迁过程。三是没有厘清松州迁移到剑南道以后城址变迁造成的混乱。鉴于此，笔者综合汉藏史料及较为详实的田野调查，从松州已得名的甘松岭地望入手，系统考证了陇右道松州地望及其城址变迁、剑南道松州地望及其城址变迁，分析了永徽年间（650—655）松州从陇右道划归剑南道的原因，并阐明松州城址变迁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松州名源及甘松岭相关地望考察

松州因甘松岭而得名。《旧唐书·地理志》松州：“取州界甘松岭为名。”《新唐书·地理志》松州：“以地产甘松名。”所以，欲解松州之谜，必考甘松岭所在。史书上关于甘松岭的记载繁多，容易混淆之处不少。综合前人研究，笔者认为确定甘松岭地望，必须要从三个层面予以分析：一是甘松产地层面，明确甘松是什么、其产地范围包含哪些地方？二是辨析甘松产地意义的“甘松山”与历史地理意义上“甘松岭”的区别；三是厘清从三国到隋唐一系列以“甘松”为名的政区之地望。

（一）甘松产地意义上的“甘松山”

甘松是汉、藏医学中的一种常用药材。甘松为是忍冬科甘松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生长在青藏高原海拔3200~4050m的高山草原和高寒草甸地区。甘松藏语称为“邦贝”，“邦”系指草坝，“贝”为香之意，“邦贝”即甘松就是草坝上生长的香料。藏药药典《晶珠本草·奇丽图鉴》这样描述“邦贝”：“甘松芳香，生长在阴山草坡。叶状如玉盆，茎紫色，花红色，香气满沟，对此众神也永久喜悦”。

川西北与甘肃西南部相接地区盛产甘松，这在史料中广有记载。《华阳国志》提到汶山郡部分今阿坝州一带的情况，说这一地区“特多杂药，名香”。任乃强先生注释时说名香“谓麝香、木香、甘松、香草之属，皆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乃生，内地所难得有者。违禁时唯自汶山输出，宋元以来始渐转移至康定输出”甘松药草作为正史记载始载于唐代《本草拾遗》：“出凉州。”即今甘肃武威一带。宋代《证类本草》中甘松一项下附图为“文州甘松香”，即今甘肃文县。可知唐宋时期甘松已广泛分布于川西北和甘肃地区。民国《本草药品实地之观察》记载：“马志引《广志》云，‘甘松出姑、藏、凉州诸山’。苏颂曰‘今黔、蜀州郡及辽州亦有之。可知本品之产域，西北为甘肃及四川之松潘，西南为云、贵及川、滇边界，以及印度、喜马拉雅，高达一万尺山地产出之香料药材也。北平市品称芽甘松，据云来自四川。’”。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中药志》说甘松“主要产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理县、南坪一带”。甘松的广泛分布造成了中药产地意义上的“甘松山”在川甘青藏毗连区域海拔三千到四千余米区域随处都有，史书上才会出现甘松山、甘松岭等多个地名，因此《隋书·地理志》载汶山郡通轨县“有甘松山”，从中药产地意义上的“甘松”来说是正确的。

（二）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甘松岭”地望

历史地理视野下的甘松岭地望与沿革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涉及历史时期政区和疆域的变迁。作为历史地理意义上的“甘松”，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三国志·邓艾传》记载“景元三年，又破维干侯和，维却保沓中”，邓艾遣“金城太守杨欣等诣甘松。”《三国志·姜维传》载“五年维率众出汉，侯和为邓艾所破，还住沓中”，《华阳国志》曰“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尔”。今舟曲县武坪乡沙滩村北面的山坡上有沙滩寨址，据文史资料记载，该寨址为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军姜维屯田“沓中”时所建，此地即为古“沓中”东部。郑炳林在《西秦赤水、强川、甘松地望考》中指出西秦甘松郡地望在岷县南、宕昌西、舟曲东部一带，即唐宕州怀道县境。《隋书》卷二十九“宕昌郡，后周置宕昌国，天和元年置宕州总管府······怀道，后周置甘松郡，开皇初郡废。”牟发松认为甘松郡，治甘松（今甘肃舟曲县界），郭声波考宕昌怀道县即今甘肃舟曲县峰迭镇。综上，从三国之甘松、西秦甘松郡、北周甘松郡之地望均在甘肃舟曲县界。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九芳州，“周明帝武成中西逐诸戎，始有其地，乃于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其郭下常芬县“有甘松府在城内。”郭声波考芳州常芬县即今迭部县旺藏乡阿夏林场。《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松州，“至后魏，邓至王象舒治者并白水也，常为羌豪，因地自号为邓至王，其后子孙舒彭者，遣使内附，拜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甘松县开国子。”蒙文通先生指出“芳州常芬县，隋属扶州，有甘松防、甘松府，此为邓至之甘松。”也就是说，后周甘松防、甘松府、后魏甘松县都在芳州常芬县，即今白龙江上游迭部县旺藏乡。

综合以上史料，正如刘铁程在《甘松芳草的地名记录及汉、藏文化交流》中指出：“作为以甘松为代表的芳香植物的产地，以甘松岭为中心，在今甘肃南部舟曲迭部等地形成了大量的甘松类古地名，如甘松、甘松郡、甘松县、甘松防、芳州、恒香郡、恒香县、常芬县、常芳县、松州、甘松岭等。”如果所有出产甘松的山脉都可以称之为泛指的“甘松山”的话，那么历史地理意义上“甘松岭”专指的是松潘县、红原县、若尔盖县东北，从尕里台往经郎架岭-包座一线到迭部舟曲白龙江流域的连绵山岭，这一带山系属于松潘草地向岷江河谷、白龙江河谷过渡地带，海拔大概3500米的4500米上下，盛产甘松，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甘松岭”。这一段山脉处于岷山山系中上段，山川骈列，西部为若尔盖红原，北部到迭部舟曲一线，东南部为九寨沟。秦汉以来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也是两大文明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争锋攻守的区域。《新唐书》记载“吐蕃又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国阻，不如许赤岭’，乃听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历代中原王朝都沿白龙江流域先后设置了具有攻防意义的军事重地，如前凉之甘松护军、西秦之甘松郡、北魏之甘松县、唐之常芬县等，并以这些建制为依托，经略甘松岭及其周边区域。所以，宰相裴光庭称甘松岭为“中国之阻”。

有两处关于“甘松”的记载必须予以辨析。一是《太平寰宇记》引《山海经》关于江水发源于甘松岭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一嘉诚县：甘松岭“按《山海经》云：甘松岭亦谓之松叶岭，即江水发源于此。土人谓之松子岭”。笔者遍查袁珂校注的《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及小岩井著译的《山海经》等各种版本的《山海经》，可确定《山海经》原文没有此条记载。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指出“甘松岭，卫西北三百里，亦曰甘松山，一名松桑岭，土人谓之松子岭，后魏有甘松县，唐置松州，皆以此山名······今大江经其下，杜佑曰：‘甘松岭乃江水发源处’似误。”《水经注》引《益州记》说：“大江泉源，即今所闻，始发羊膊岭下，缘崖散漫，小水百数，殆未滥觞矣。”岷江有东西二源，东源出自高程3727米的弓杠岭；西源出自高程4610米的朗架岭，两源汇合于川主寺镇后南流。羊膊岭就是岷江西支发源地朗架岭所在之山脉。羊膊山之名至今仍存在，写为洋布山或洋布梁，为迭部县、九寨沟县、舟曲县的界山，此山属于甘松岭的范围。也就说“江水发源于甘松岭”的说法能够成立，但是《山海经》原文没有记载此条。

二是关于甘松县的记载。《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松州载：

“至后魏邓至王象舒治者，并白水羌也，常为羌豪，因地自号为邓至王。其后子孙舒彭者，遣使内附，拜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甘松县开国子，假以渠帅之名。后魏末，平邓至番，始统有其地，后周保定五年，于此置龙涸防，天和元年，改置扶州，领龙涸郡，开皇三年，废龙涸郡，置嘉诚镇，与扶州同理焉。大业三年，改扶州为同昌郡，嘉诚县隋末陷于寇贼。武德元年，陇蜀平定，改置松州。

······嘉诚县，中下，郭下，本周旧县也。武帝天和元年置属龙涸郡，开皇三年罢郡，属扶州。”

《旧唐书·地理志》嘉诚县载：

“至后魏，白水羌象舒治自称邓至王，据此地。其子舒彭遣使朝贡，乃拜龙骧将军、甘松县子，始置甘松县。魏末大乱，又绝。后周复招慰之，于此置龙涸防。天和六年，改置扶州，领龙涸郡。隋改甘松为嘉诚县，属同昌郡。武德元年，于县置松州，取州界甘松岭为名。”

蒙文通先生明确指出：“旧唐志松州嘉城县‘隋改甘松为嘉诚县’这是错误的。因为元和志载嘉城县本周旧县，天和元年置。”《旧唐书·地理志》的这个错误记载，导致学界以讹传讹，连《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也认为甘松县在今松潘县。

综上所述，《隋书·地理志》载后周所置的甘松郡在宕昌郡怀道县（今舟曲县峰迭镇）；《元和郡县图志》载的“甘松县”在芳州常芬县（今迭部县旺藏乡）。在唐初松州隶属于陇右道时期时甘松山在县南十五里。永徽年间松州城址划归剑南道，松州城址从白龙江流域迁移到岷江上游，所以，到了明代“甘松岭，在（松潘）卫西北三百里”。甘松确不在松潘，但在陇右道时期松州（今甘南白龙江流域），具体分析见下文。

二、陇右道松州地望及城址变迁

武德元年（618）设松州，九年后唐贞观元年（627）设立了陇右道，松州隶属陇右道约三十载，直到永徽年间（650—655）松州划归剑南道。综合相关史料，松州隶属陇右道时期的其地望在甘南白龙江流域。松州城址在陇右道时期经历了隋之扶州（今舟曲峰迭一带），芳州松州共治于常乐城（今迭部县达拉沟汇入白龙江处）的变迁过程。

（一）唐初松州之地望即北周之扶州

《华阳国志》载“秋，维出侯和，为魏将邓艾所破，还驻沓中。”（吕大防）按沓中即古松州。这个姜维屯田的沓中，也就是《北史》记载的“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为扶州”之所在的地望。《元和郡县志》于山南道扶州说：“后魏讨定阴平邓至羌，立为宁州，后改为邓州，因邓至羌为名也。隋开皇七年（587）改为扶州。”又其郭下同昌县有：“邓至山，在县东二十五里；白水经县西去县百步；邓至故城在县南三里。”这正是邓至建国所在的扶州，即白水流域（今九寨沟县）。蒙文通先生指出，历史上存在两个扶州，先各自为二，后合二为一，后又一分为二，一个仍名扶州，一个改为松州。胡昭曦先生在《论汉晋的氐羌和隋唐以后的羌族》中引用蒙文通先生的如下按语，对此进行了非常清晰的考证，阐明了松州即吐谷浑龙涸王降后所设之扶州（即今甘肃舟曲）。

可见先后有两个扶州，一在汶岭以北，邓州改名的、是邓至所在的扶州；一在松州，即吐谷浑龙涸王降后所设之扶州。先时，扶、邓二州本自并立，开皇七年（587）废龙涸所在之扶州，而改邓至所在之邓州为扶州，于是合二州为扶州，大业三年（607）又改扶州称同昌郡，这时亦兼有后松州之嘉诚县。而左封、平康、翼水、通轨、交川别属隋的汶山郡。旧唐志于松州称隋同昌郡之嘉诚县是对的。唐武德元年（618）废郡为州，于邓至地（先之邓州）复为扶州，于龙涸地（先之扶州）为松州，则又分为二。元和志和旧唐志的错误就是把先后两个扶州混淆起来，《通典》《太平寰宇记》《通考》等书皆同此误说。

蒙文通先生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解析了吐谷浑龙涸王降后所设之扶州即北周天和元年（566）之扶州是松州之所在，而隋之开皇七年（587）所设扶州即今九寨沟县。蒙文通先生厘清了《元和郡县志》《通典》等志书关于两个扶州记载的混淆之处，为我们确定唐初松州之地望在今甘南舟曲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关于北周设立的扶州的地望，学术界有较为成熟的讨论，认为扶州即龙涸。 “龙鹄，盖即龙涸也，在甘松界，宇文氏于此置龙涸防，隋为扶州嘉诚县，唐为松州。杜佑曰：龙涸城，吐谷浑南界也，去成都千余里。周武帝天和初，其王率众降，以为扶州。”周伟洲在《龙涸与龙鹤、龙格、龙鹄考辨》中指出，龙涸应在舟曲县峰迭镇瓜咱村，因为在洲塔撰《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及马登昆、万玛多吉编撰之《甘南藏族部落概述》中，均记载舟曲黑峪僧纲司统辖的“赛布”部落中，有“上河里”（白龙江上游）部落，内有“瓜咱”部，地在峰迭乡境内。“瓜咱”系汉名，而藏名（lamsgang）音为“Long—hu”。甘南的藏族部落系7-9世纪吐蕃王朝北上征服甘青等地后，派驻于该地区的军队及部落，经过百余年与当地羌族为主的土著融合后形成的。因此，今舟曲瓜咱之藏语地名与部落名很可能沿袭了5世纪以来该地土著羌族的地名。并且此地正好也是南北朝沟通蜀地和西北吐谷浑的白龙江道一线。瓜咱确有古城，位于舟曲县峰迭镇瓜咱村西北白龙江南岸的阶台地上，城垣环绕喇嘛山丘依山而建，呈长方形，南垣长约299米，西垣长约174米，面积约52000平方米，高出河床20-30米，该城址曾出土汉魏特征的陶片。以上史料清晰证明吐谷浑龙涸王之地望在今甘肃舟曲，即蒙文通先生所确证的在松州之扶州。《舟曲县志》已明文记载，龙鹄即松州，“齐武帝永明元年（483），齐复宕昌王梁弥机，使持节都督河凉二州军事、镇西将军、东羌校尉、河凉二州刺史、陇西公、宕昌王爵位。是年三月，宕昌遣使向北魏朝贡。七月，魏亦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度易侯攻宕昌，魏仇池镇将穆亮率骑三万，于龙鹄（松州）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此后，宕昌向梁多次遣使朝贡，梁亦封宕昌王诸多爵位。”综上所述，唐贞观三年之前松州之地望正位于三国之沓中，隋之扶州，今之舟曲峰迭一带。

（二）松州芳州共治于常乐城

贞观三年（629）松州芳州共治于常乐城（今迭部县达拉沟口）。《太平寰宇记》记载：

“常芬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五乡，其地后魏所得，寻又为吐谷浑所据，后周武成元年，西逐诸羌遂，统有其地，乃于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又为三川县以隶恒香郡，至建德元年改三川为常芳县，仍立芳州以邑隶焉，取其地多甘松芳草为名，隋初废州而县存，唐武德二年又置州于常乐城内为理，贞观三年又移松州于芳州城即常乐城也。”

“贞观三年又移松州于芳州城”是陇右时期松州位于甘肃南部的明证。

为何松州芳州共治一地，史书上没有给出具体原因，但“武德七年（624）七月，吐谷浑攻叠州，陷合川。同年，逐吐谷浑，复置叠州。”“武德八年（625），吐谷浑又再次袭扰叠州，唐遣扶州蒋善和救之。”可知武德后期围绕白龙江上游流域的叠州，唐朝与吐谷浑在此反复拉锯争夺，而叠州一旦被破，则松州位于白龙江中游必无险可守，三国姜维在此屯田亦被邓艾击退。所以贞观三年（629）芳州松州共治于达拉沟，很可能是害怕叠州一旦失守，松州直接暴露在吐谷浑的威胁下，所以松州与芳州共同扼守达拉沟，防止吐谷浑沿白龙江节节突破。

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从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到武德九年（626），每年吐谷浑与党项都联合骚扰唐朝甘南陇右地区，洮州、岷州、旭州、河州、叠州、芳州等皆深受其害，而松州也是常被骚扰的对象之一，可知松州必定位于甘南陇右地区，武德六年（623）四月，吐谷浑攻陷芳州（今达拉沟口），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奔”字可知情况紧急，松州必定位于芳州附近，且扶州多次由南边向北出兵救援，武德七年五月，吐谷浑寇松州，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自翼州道，扶州刺史蒋善合自芳州道击之。是月，窦轨击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善合先期至扶州钳川县与松州交界之赤郡境，遇敌力战，走之。钳川在九寨沟西北白龙江地区，离舟曲很近，此亦证明松州在白龙江地区。而且芳州常芬县属于隋之扶州（今九寨沟），其间一直有古道相连。

此外，贞观二年置松州都督府，也可以看出唐朝此时对西北战事的重视，这年将芳、叠两州归属松州都督府，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此时川北甘南地区，唯有羌水（白龙江）、白水两个河谷可以出入。叠州，不仅是从河曲向东进羌水谷地的首站，而且还是自川北地区北上羌水谷地的必经之地。芳州是向东进入羌水谷地的第二个重镇，尤其重要的是松州可由此南下经文、扶两州相通，而扶、文两州则堵住了从白水谷地东南下的通道。这是贞观二年将芳、叠等州从岷州都督府析出归属松州都督府的原因，也是松州芳州共治于达拉沟的重要原因。

（三）贞观时期的两大军事行动与松州

贞观时期的两次军事行动也可以证明松州在陇右白龙江流域舟曲一带，一是贞观九年（635）李道彦袭击党项部事件，二是贞观十二年（638）唐蕃松州之战。《旧唐书》载：

“李靖之击吐谷浑也，诏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时朝廷复厚币遗党项，令为乡导，党项首领拓拔赤辞来诣靖军，请诸将曰：‘往者隋人来击吐谷浑，我党项每资军用，而隋人无信，必见侵掠。今将军若无他心者，我当资给粮运；如或我欺，当即固险以塞军路。’诸将与之歃血而盟，赤辞信之。道彦既至阔水，见赤辞无备，遂袭之，虏牛羊数千头。于是诸羌怨怒，屯兵野狐硖，道彦不能进，为赤辞所乘，军大败，死者数万人。道彦退保松州，竟坐减死徙边。”

上述材料有几处关键地名，一是“赤水道”，二是“阔水”，三是“野狐硖（也称狼道峡）”，四是“松州”。关于赤水道，郑柄林考证赤水在今岷县一带（唐时为岷州），且李道彦曾为岷州都督，岷县在舟曲东北部。关于阔水，《迭部县志》记载达拉河是县内白龙江最大支流，古有阔水、太白水之称。关于野狐硖，学界已有考证，周伟洲认为其在今达拉沟口附近，狼道坡故址，盖即今下叠部东界之罗达，今译作‘拉达’。贞观九年（635）李道彦从岷州出发，沿白龙江一流域西进，在今达拉河上游地区偷袭拓跋赤辞部，拓跋赤辞寻机报复，遂于狼道峡凭险伏击，大败道彦军，死伤数万，李道彦遂沿白龙江退保松州，这非常明确地证明了松州位于达拉沟口和岷州之间白龙江流域，即今舟曲一带。此路不仅是李道彦的出兵退兵路线，也是唐反击吐蕃的四条重要路线之一。

贞观十二年（638），爆发了著名的松州之战，松赞干布列兵二十万包围松州，唐朝组织五路大军进行反击。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当弥道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步骑5万以击之，牛进达派先锋军至松州夜袭吐蕃军营，吐蕃退而求和，促进了文成公主进藏的千古佳话。为何为何牛进达从阔水道先遭遇吐蕃军队，这需要从阔水道的地望说起。阔水道就是沿白龙江最大支流达拉河通行的道路。松赞干布率兵二十万，屯兵松州西境，从黄河河曲草原自西向东沿白龙江向长安方向攻击，正因为松州在白龙江流域舟曲一带，吐蕃从西向东的军事行动，才对唐王朝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而唐军的路线则是从东往西。正如前文所述李道彦的行军路线一样，牛进达走阔水道是沿白龙江达拉河由东南向西北可最快到达松州地方，故能先至，夜袭吐蕃。白龙江流域向北可跃进洮河，向南也可达岷江流域，向东则可以达文县嘉陵江流域，故姜维屯田于此，扼守四方，正所谓“一线通路，三面临番，居洮岷阶文之间，为左控右犄之地。”而非任乃强先生所说“盖亦欲从左路趋茂汶，绕出阿坝后方与中、右两路夹击，消灭蕃军。此路行于内地，故先到立有战功。”李硕和蒋爱花在《中国南北对峙时期的白龙江道研究》中亦证明白龙江路在此前一直承担着蜀地与西北吐谷浑交流的主要功能，且诸葛亮与姜维北伐，从未走过岷江道，一直都是以白龙江道为主要进攻路线。另外，在提到甘南的一些河流时，都会讲到从叠州流向“故松州”，亦可证明故松州位于白龙江流域，例如“叠州芬常县（迭部）阴平河源，下流入故松州（舟曲），东过白水江，次入利州昭化县，合嘉陵江。”

综上所述，松州城址经历了从舟曲峰迭到迭部县达拉沟口的变迁过程。

三、永徽年间松州划归剑南道及其原因

任何时代政区之建置，通常必具客观之地理与社会基础，以及现实之政治需求与可能性等诸多主客观条件。边疆政区的设置过程与治所选择，往往是与当时中央政权建设策略、边疆经济开发程度、交通建设状况等多种因素相关联。永徽年间松州州治从陇右道划归剑南道就如此理。《旧唐书》松州条载：

“贞观二年，置都督府。督崌、懿、嵯、阔、麟、雅、丛、可、远、奉、严、诺、蛾、彭、轨、盖、直、肆、位、玉、璋、祐、台、桥、序二十五羁縻等州。永徽之后，生羌相继忽叛，屡有废置。”又“据贞观初分十道：松、文、扶、当、悉、柘、静等属陇右道。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

其中“据”和“割属”字，似乎已经暗示了松州不仅是行政建置的变迁，更有着区域位置的变迁。笔者认为松州从陇右道划归剑南道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从防范吐谷浑党项诸羌到防御吐蕃的战略变化。武德初年，岷州总管府辖属岷、宕、洮、叠、旭五州。岷、洮两州位于洮水流域，叠、宕两州则位于羌水流域。由于吐谷浑和党项频繁袭扰，在洮水、羌水两个流域来回移动，难于应对。为更好地在白龙江羌水流域建立防御体系，贞观二年（628），岷州都督府割出叠、芳、扶、文、武五州，秦州都督府割出松州，共同划入新设松州都督府，与岷州都督府形成南北分工，唐廷得以招抚党项，防御吐谷浑，并且位于川北甘南的松州都督府可以很好地管理若尔盖草原的众多羁縻州。自贞观八年（634），唐朝发动灭吐谷浑之战开始，至贞观九年（635）伏允兵败自杀，贞观十二年（638）裁撤了专门防御吐谷浑的岷州都督府，加上对河湟地区党项的招抚，至此几十年后陇右地区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唐朝基本解决了和吐谷浑之间的战略矛盾，但西部的吐蕃强势崛起。永徽元年（650）赞普去世后，吐蕃国相禄东赞掌握军政大权，吐蕃开始向周边积极扩张，陆续进攻白兰、党项诸羌及吐谷浑。使位于唐、蕃交界处的民族开始出现“相继忽叛”的局面，引起了唐王朝的重视，唐朝将整个西部的防御重心整体向西南移动。松州都督府从陇右道划归剑南道就是这一战略的直接体现。唐朝防御体系西南移动是唐朝从防御吐谷浑到防御吐蕃的系统战略谋划。永徽后，不仅松州从陇右划归剑南，而且更为北边以兰州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开始向西转移到湟水流域，设置了以鄯州为中心的鄯州都督府。

二是民族迁徙与羁縻州的设立。《北史》称党项为羌，说“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党项传》，也都说党项是西羌别种，并指出“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跋氏最强”。《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中也记“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太平御览》引《十道志》曰，“松州交川郡，禹贡梁州之域，又为雍州之域　汉诸羌族居焉”。《太平寰宇记》亦载，“松州交川郡，今理嘉城县，禹贡梁州之域，又为雍州之境，爰剑诸羌居焉”。正如上述史料所述，雍州和梁州的交界地带历来属于古羌、党项和吐谷浑等民族的栖息地。随着唐朝的兴盛和吐蕃的崛起，居于唐蕃之间的党项诸羌生存空间逐渐受到挤压，在唐蕃之间的左右摇摆中不断地迁徙，松州都督府所属的羁縻州也随之增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璹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唐朝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贞观五年（631），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附唐，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让其担任松州都督府节制。贞观九年（635），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到天宝十二载（753）时，松州都督府已经有一百四羁縻州了。这就好比说，虽然松州的“根部”（州城）在陇右地区，但逐渐开枝散叶（羁縻州县）到了剑南地区，此时在甘南之（故松州）已经无法很好地管理这些羁縻州了，所以需在剑南地区选取一处节制管理各州，使其“气势连络，如臂指使”，形成新的军政布局，所以说松州“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即在陇右甘南地区故松州存在的情况下，在剑南选取一处新的“松州”，以方便管制剑南诸多羁縻州。

三是自然灾害因素。青藏高原是由于受到大地构造背景控制，印度板块迅速向欧亚大陆俯冲，在新生代以来快速隆升的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构造活动强烈、地形险峻、自然灾害频发。青海民和从地理位置上均处于青藏高原东北脚下，甘南迭部舟曲一带位于青藏高原东北前缘以及秦岭造山带的西南缘交会地带，地质构造强烈，山体险峻，均属于地震、滑坡崩塌以及山洪泥流泥石流多发性地带。尤其是迭部-白龙江断裂带，历史上多次发生地震。《新唐书·太宗纪》卷二记道：“贞观十二年正月乙未，丛州地震；癸卯，松州地震”。《旧唐书·太宗纪》卷三记载：“贞观十二年春正月，壬寅，松、丛二州地震，坏人庐舍，有压死者”。此外，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甘南地震，岷山崩裂，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甚众。上述记载充分说明唐初甘南白龙江流域发生了多次地震等自然灾害，松州深受其害，这也是松州从陇右道向剑南道迁移的动因之一。

四、剑南道松州地望及城址变迁

如前文所述，松州存在一个南迁的过程。一方面是川西北一带的羁縻州增多，且时叛时附，难以管理。永徽（650）后，唐代松州、茂州两都督府的部分督辖区域，特别是羁縻诸羌州，在不同时期，受生羌反叛或唐蕃战和局势影响，往往交互羁縻领辖，屡有更替，改变亦大，时置时废，时附时离，制置不一，但多增置。例如贞观三年，招慰党项羌细封部落置羁縻轨州（今四川松潘县上八寨乡阿基村），直属松州都督府。四年，割置羁縻轨州都督府。永徽二年（651），特浪生羌董悉奉求、辟惠生羌卜檐莫等种落万余户内附，又析置州三十二。另一方面，永徽（650）后，唐朝也逐渐注意到了吐蕃的崛起，为了遏制吐蕃，唐朝将属于陇右道的松州都督府划归剑南道，以便与茂州都督府互为犄角，抵御吐蕃的东侵。

永徽四年（653）将松州划归剑南道后，为了方便实现对羁縻州“如臂使指”的管理，松州的治所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陇右道白龙江流域变迁到岷江上游今松潘一带。由于松州位于陇右道时期较短，大部分时间位于剑南道，所以此后史书如《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都明确记载其地望里程在今松潘地区。《元和郡县图志》载“嘉诚县······武德元年改属松州，雪山在县东八十里，春夏常有积雪，故名。”春夏积雪的雪宝顶像一个永恒的地理坐标，标明了松州治嘉诚的具体地望。其后，几乎所有的史书如《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都沿此例。《明一统志》，明代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下有“古迹”条：“嘉诚废县，在司城内，后周置嘉诚县，隋属扶州，唐改曰嘉城，于县置松州。”更进一步确证了松州划归剑南以后治今松潘古城。

另有资料显示松州治红土。著名的藏族学者毛尔盖·桑木旦在《藏族史·齐乐明镜》指出“从毛尔盖越过腊子口，便到达喀尔隆。《安多政教史》称腊子口为米若山。喀尔隆河流域有喀尔隆、喀尔雅、聂叶六部、夏代和香鄂巴热丁等寨。据说此地尚遗存古代松州城堡的废墟。相传松州的州治在香鄂地区的巴热丁。”喀尔隆即今松潘县燕云乡，香鄂巴热丁即热务马拉墩，即今红土村一组。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今红土村一带，广为流传着明代松潘城选址时，曾经在红土村与今松潘古城进安镇之间称体量相同的土，发现相同体量的土，进安镇的土重于红土镇的土，从而在进安镇建松潘镇的说法。城址选址时称土轻土重是中国堪舆思想中一种最朴素的自然观，据传，明代重建广元昭化古城时也用了此方法，今昭化古城对面还有一地名为土轻坝。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红土村马拉墩的地形地貌和唐维州城、芳州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唐维州城位于今理县杂谷脑镇朴头山下一处险峻的台地上，上足可容万人，杂谷脑河和打色尔沟环绕其下，形成了“一面环山，三面临江”的险峻格局，其地形“据髙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唯此独存”。芳州治所常芬，城北为羌水（今白龙江），西为达拉河，南靠大山。马拉墩位于热务河畔的台地上，一面靠着气势雄伟的罗尔吾神山，三面临水，从燕云南流的热务河和木西村东流的热务河最大支流左右环抱，在马拉墩山下交汇。从河坝向上看，马拉墩就像是一座颇为险峻的山坡，但上面却平坦开阔，约一平方千米，足可以容万人，易守难攻，是古人城址选址的理想之地。倘若马拉墩果真是松州城址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唐蕃双方在交战选城时有着共性，维州无忧城，芳州常乐城，松州城都属于唐蕃反复争夺的区域，其城址山川形势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选择了一面环山，三面靠水，易守难攻之处。

从交通格局来讲，维州、马拉墩和芳州都扼守唐蕃交通之要冲，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杂谷脑维州是“戎虏平川之冲，汉地入边之路”。从宏观的地理环境来讲，在剑南西北地区，今邛崃山脉南北纵贯，为岷江与大渡河之分水岭。杂谷脑河谷一直是汉番出入的主要通道，翻朴头梁子至黑水红原，北达河陇，西至甘孜。“此地若汉人得而守之，番人不敢东向，若番人得而守之，则汉人不可西行”。维州扼守着杂谷河谷交通之冲。芳州常乐城是沿达拉沟口北上洮河，东进秦岷，西出河曲的重要关卡，历史时期忽必烈从六盘山南下远征云南大理，即从此过。

倘若松州州治果真在马拉墩，其扼守丝绸之路河南道的重要节点，颇与松州的重要地位相符合。明代卫所体系下开凿悬崖，修建栈道，设置关堡，形成了沿岷江干流“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的交通体系。今人常以五百年前明代的交通体系来考量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交通，然唐代交通并不走此路，这是学界极易疏忽之处。岷江道一线，自古难走，该道大部分关堡道路都始建于明代，据《松游小唱》记载，茂州城北四十里左右有侧耳崖，道光《茂州志·里甲》称“擦耳岩”。在渭门关以北半山古道上，此地原无通道，行人或绕道山梁，或傍岩侧身而过，故名。同治三年（1864），道人李本善筹集善款，雇人开路，历三载，将此崖的险道凿成凹道，才化险为夷变成通途。今侧耳崖还在，古道亦在，松潘厅总兵夏毓秀撰写的《李道人修路碑》也还镶嵌在红崖的岩间。碑文曰：“蜀西道极艰险，自灌历茂至松，凡六百余里。其间穷崖陡绝，怪石嶙峋，以致行人多所损失，仕宦商旅视为畏途。”

唐代经岷江河谷北上草地走如下路线：一是黑水沿毛尔盖河到知木林，到毛儿盖，通红原草地，唐人称之为清溪路。二是今松坪沟翻山到木西村则都卡，顺热务河经红土，燕云翻冬亚山口，与从松潘到尕里台到红原色底的路相交。此路沿热务河溯源而上，亦可直通包座河谷。从冬亚经过色底，甲本塘，麦昆，阿坝县城到久治，可通往吐谷浑腹地。此路直到民国还在使用，民国二十二年（1933）谢培筠赴阿坝调解拉卜楞寺属寺与“川属上中阿坝”之间的纠纷事宜，就走了从冬亚到阿坝这条路，在其日记中，每个节点都详有记载。这条路线避开了悬崖峭壁，沿途水草丰茂，利于高原之舟牦牛及马队通行，是丝绸之路河南道的重要线路。另一路走白龙江河谷。

正如前文所述，红土马拉墩北上，一路坦途，翻山即可达毛儿盖轨州、通川、玉城、俄彻等县，向东南翻山即可达松坪沟，向西南翻山即可达黑水县知木林地区的通轨、谷和、利和等县，向东北顺热务河而上即可达崌州江源县、洛稽县。倘若松州州治果真在马拉墩，则无论从山川形势、交通条件，还是和各羁縻州的距离，都更有利于形成“气势连络，如臂指使”的区域格局。唐蕃交汇地区的建置，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和攻守情况的变化，出现了非常频繁的置废、改迁等变化。公元806年—820年期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志》是关于唐代松州建置的最早记载，《旧唐书》《新唐书》关于松州的记载都援引了《元和郡县志》的相关内容。但是松州已在广德元年（763）没于吐蕃，在当时的交通和信息条件下，随着羁縻州的消长，我们不排除松州治所有一段时间选择在红土马拉墩而相关志书没有记载的可能性。

《新唐书》地理志云，“松州维州广德元年没吐蕃”。根据郭声波《北宋茂属十七羁縻州地望考》贞元十年，置行嘉诚县于茂州汶山县境（今茂县黑虎乡矮子关），为行松州治。长庆元年，省入羁縻松州。唐代管辖之松州区域，宋初因势力不及而未有建制。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纳入化外州。

元朝时，“元王室将藏地三区赠献给萨迦巴作灌顶的酬金，萨迦委任的松州藏官的官邸在松州阿东地方，今阿东寺上方尚存黄胜关的城堡遗迹”。明朝洪武时期，先后设松州卫、潘州卫；洪武二十年，合并为松潘卫，松潘由此而得名。

余论：松州城址变迁的重要历史意义

考察松州城址的历史变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其作为四川省西北部的一个历史文化重镇，地理位置独特，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重要桥梁。自古以来，松州江源地区就是多民族共存、文化交汇的重要场所，其历史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也体现了边疆与内地、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历程。因此，历代中央王朝对其都极为重视，唐设都督府，宋羁縻遥领，元设安抚司，明设卫所，清设厅，有效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治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同时也为各民族间的互动提供了机制保障。因此，厘清松州城址从陇右道到剑南道的变迁过程，对于理解民族地区的历史变迁与国家统一，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从行政区划上支撑起了中华文化中江源岷山的山水版图。《尚书·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使岷山“江源”历史文化认同在我国的国家、民族形成上具有重要文化意义，尽管明末徐霞客已经提出了“江源金沙”的自然江源观，但“江源岷山”的文化江源观直到民国初年仍是主流。古人认为大禹“岷山导江”始于松潘疏导“江源”，从而孕育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长江江源“岷江源”的文化认同。据（民国）《松潘县志》载“系禹贡梁州西北境，商周为氐羌地。秦属蜀郡，汉置湔氐道，属蜀郡。”关于“湔氐道”及其治所在何处，迄今为止共存在“茂州说”“松潘说”“灌县说”三种主要观点。其中“松潘说”起源于清代，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纂成的《四川通志》则认为湔氐道在岷江上游的松潘地区，该书在松潘卫下明确指出：“汉置湔氐道，属蜀郡。晋改置升迁县，属汶山郡，后废。”，重修而成的《大清一统志》也采用了《四川通志》的说法：“松潘直隶厅，秦置湔氐道，汉属蜀郡，后汉因之。”在这几部官修地志的“盖棺论定”之下，秦汉湔氐道位于松潘地区便基本成了有清一世之定谳。任乃强先生仔细考证后认为湔氐道在松潘西北难以成立，理由是：“蜀地秦县，属于岷江上游地区者秦世极于绵虒，汉世尽于蚕陵，过此即非当时之农地。按当时情况来说，无定居耕种之农民不可能置郡县。”童恩正、罗开玉等也持有相同观点。蒙家原则指出，清代出现的“湔氐松潘说”，通过官修地志的形式把松潘与秦汉时期的湔氐道联系起来，由此将松潘进入中原政权的历史上溯至秦汉，便顺利地为清朝对松潘的管辖提供了历史依据。实际上是折射出的是清朝希望将松潘地区尽快纳入帝国的焦虑与决心。如果说“湔氐松潘说”是出于统治需要的历史虚构，那么，松州治所从陇右道白龙江流域到剑南道岷江上游的迁移，却实实在在地将江源岷山纳入到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有效行政管辖之下。

第二，形成了以松州地区为中心的民族文化走廊十字轴。松州治所从陇右道到剑南道的迁移，有效地沟通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促进了西北游牧文明与西南农耕文明的交流互动，使自古以来民族迁徙、流动十分频繁的岷江走廊成为了具有国家军政属性的沟通桥梁；形成了以松州为中心四通八达的藏羌回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廊。这种多向走廊的具体走向和分布，与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详细阐述的岷山雪岭地区松茂等州的交通网络基本一致。一是松州南通成都驿道，中经翼州、茂州、灌口与彭州。灌口以上大抵沿汶水（岷江）东岸行。二是松州东北通散关驿道，由茂、松向东北行有官道达京师。三是松州北通洮水流域两道，东线由松州东至扶州，再向北至宕州怀道县，再往北至岷州溢乐县。西线由松州至芳州常芬县，又往北至叠州合川县。四是松、茂地区东至东川有南北两道。南道由茂州东取松岭关路至绵州。北道由松州东至龙州清川镇。五是松州西北出甘松岭通吐浑青海道，西通西域葱岭以西诸国。沿着上述交通网络，数千年来，氐羌、吐谷浑、党项、吐蕃、汉、回等不同民族在此生息、征战、迁徙、融合，沉淀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以松州地区为中心民族文化走廊十字轴。

第三，嬗变成了中央政府治藏固边的重要基地。“中原大势定天下者必先四川，此秦汉以收蜀竟全功；治四川者必定松潘，此唐明以筹边垂远略。”松州经过一系列的迁移在明代和潘州合并为松潘卫，嬗变成为了“蜀中门户”“川西锁钥”，历来是兵家重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川中形势，北有剑门不足恃，而虑在松潘。” “蜀西关键，松潘为最要，扼江源，左邻河陇，右达康藏。”并且，松潘所在的川西北地区是藏、羌、汉等各族人民交错杂居和聚居之地，“汉番杂处，不易抚绥”。历史时期，西北各民族都以“精悍，习于战斗”而著称。各部落、各族群之间互相争斗和兼并所引起的内部纠纷乃至仇杀也常见史书记载。松州治所从陇右道到剑南道的迁移，不仅建立起了一系列军事重镇，展拓了王朝的军事势力，还通过随之建立起的完整军政体系，将中央王朝的权力有效介入到该地区，加强了军政管理。特别是，随着明代松潘卫和清代松潘镇的建立，中央政府以松潘为基地，有效管理了川甘青结合部广大区域。对内，使该区域各族群、各部落之间的纷争，有了强有力的仲裁机构，有了王法和相对的公平公正；对外，使祖国的边疆能够有效抗击外敌的入侵。该区域逐渐转变为一个有序且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而且，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日渐深入，形成彼此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使松州从单一的军事要地转变为集军事、行政、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多功能枢纽，为川甘青结合部的长治久安奠定了重要基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支撑。

作者：邓真

来源：《民族学刊》2024年第9期

选稿：耿 曈

编辑：王玉凤

校对：杨 琪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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