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活跃的古羌人，后来都去哪儿了？

公元384年，淝水之战失败的阴霾仍在，前秦一位名叫姚苌（cháng）的羌人将领预感国之将覆，悄然在渭北马牧聚集力量起兵，自立为“万年秦王”，政权名为“后秦”。仅一年后，姚苌控制秦岭以北地区，俘虏并杀死了一代雄主苻坚。

曾大有一统南北之势的氐人前秦政权再无翻盘的可能。

姚氏东迁始于西晋永嘉之乱。

永嘉六年（312），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率领数万部众东迁榆眉（‌今陕西千阳县），姚弋仲自封“护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晋书》），是烧当羌的后代。

姚氏在汉文化的浸润中迅速整合力量，青年一代的文化教养和政治水平远超先祖。386年，姚苌在长安登基，后秦鼎盛时期，统治包含今陕西、甘肃东部和河南部分地区。

然而，这个努力汉化、试图在王朝正统中谋得一席之地的羌人政权仅延续了30余年。

417年，东晋刘裕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攻破长安。后秦末主姚泓投降，但仍没让姚氏嫡亲宗族逃脱团灭的命运，后秦政权彻底覆灭。

烧当羌后裔姚氏建立的后秦，仿佛古羌人在王朝更迭中努力绽放的一朵昙花，看它凋落时，我们不禁想问：数千年前便活跃于中国西部广袤土地上的古羌人，最终都去哪儿了？

开枝散叶的羌人部落

在商代甲骨文中（约公元前13世纪），“羌”作为中国西部地区（范围约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与陕西东部）的牧羊人或异族统称首次出现，被商人视作敌人。

敌人的敌人便是天然的朋友。

公元前11世纪，在渭水流域崛起的周人与羌人结盟，“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这是羌人历史上第一次向东大规模移动。

或许是有过共同作战的经历，周人未再将西方异族通称作“羌”，取而代之的是“戎”，后来也逐渐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可见从很早的时候起，历史文献中的“羌人”就飘飘忽忽、时隐时现、面目不清，他们到底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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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羌”与“姜”相似，殷商时代，羌人被认为与“姜”姓是“兄弟民族”。战国晚期的一些诸子文献中，直接将他们视作炎帝神农氏的族群。

在华夏形成的故事里，炎帝部落在东迁的过程中与黄帝部落相遇、接触、互动，最终融合为炎黄子孙的共同先祖。此外，根据古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始祖大禹“生于西羌”，因而也有人认为夏民族也是羌人。

甚至周人与羌人的结盟，也很可能是因为有血缘关系。

有学者分析认为，姜子牙或许是古羌人的后裔。《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中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

“吕”位于今天山西西南一带，与商周两地距离都不远。姜姓是炎帝神农氏后裔，而大禹又兴于西羌，可见姜子牙家族很可能是古羌人中的一支重要势力。而《殷墟卜辞》中又显示，在武丁时代，商就已有多次擒伐大量羌人的记录存在。作为吕地重要家族的后人，姜太公在商周之间，只可能成为周人的盟友，共同克商。

在周克商过程中，作为盟友的“姜/羌”被分封于东方，继续东迁，形成了春秋时期申、吕、齐、许四个姜姓诸侯国。古文献中的“姜”和“羌”虽然不能直接画等号，但也很难分清彼此。

当然，也有一部分羌人没有参与东迁，他们留在渭水流域，后来与戎联合，结束了西周的统治，也影响了春秋诸侯国的格局。所以，羌人在先秦时代出现了第一次分流——

与周结盟的羌，因东迁与中原人群逐渐融合，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留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族群，仍是“羌”（一部分“羌”也和“戎”交叉、混合了）。

战国时，秦人与戎多次开战，部分戎人继续向西迁到甘肃、青海一带，《后汉书》将他们命名为“西羌”，在汉代，其活动范围是甘肃、青海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也被称为“河湟羌人”。

河湟谷地是高原上难得的适宜农耕地带，自西汉设置郡县开始，河湟谷地迁来了大量移民屯田驻军，与西羌人产生了绵长的互动。

在东汉人眼中，河湟西羌就是典型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也成为后世研究古羌人的重点参考文献。

正是在《西羌传》中，我们了解到上古时代尚未东迁的羌人，是如何继续开枝散叶的——

汉以来的西羌各部落的共同先祖——无弋爰剑——曾是秦国（厉公）奴隶（羌人称奴为无弋）。爰剑成功逃出秦国后，与一位女子结为夫妇，并在黄河、湟水、赐支河三河间定居下来。河湟羌人本以射猎为业，爰剑来到这里后，教他们农耕畜牧，依附他的部落和民众日益增多。

到爰剑的曾孙忍，正值秦献公时期，秦军又开始向西出击。忍的叔父卬（yǎng）率自己的部族向南迁徙避难，穿越赐支河曲以西数千里，与其他羌人部落远远隔绝。

此后，他们的子孙各自分离，形成不同的部落：

“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唯有忍和他的弟弟舞留在湟中地区。忍生了九个儿子，形成九个部落；舞生了十七个儿子，形成十七个部落。羌人的兴盛，正是从这时开始的。

在没有固定政权、首领概念下，羌人就这样以“小聚集、大分散”的模式繁衍生息。

因而两汉以来，我们会在各种历史文献中看到许多羌人的部落名称，也就是《后汉书》中提到的“种”，如姜氏戎、先零羌、烧当羌等上百种分支。

有学者统计，仅河湟西羌就有150多个部落（“种”），其中比较强大的、与汉朝关系密切的部落就有26个。

羌人部落众多，分布却极为分散，很难形成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

且羌人有一种很“热血”的习俗，即“以战死为吉利，以病死为不祥”，所以各部落之间几乎没有稳定的同盟关系。

后秦建立者姚氏一族所属的烧当羌，本不是最强大的羌人部落，常年因为弱小而被住在大小榆谷（今贵德谷地，农耕畜牧条件良好）的先零羌欺负。

但烧当羌人胜在团结，将先零羌击败，夺占大小榆谷，这才逐渐壮大起来。

后来，曾经抱团的烧当羌在拥有了高原上的河谷宝地之后，又各自分散开，姚氏一族就是出走的一支。

秦汉到两晋时期是羌人大规模发展的巅峰期，他们广泛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少数分布在北部边缘，形成一条“羌人地带”：

天山南路附近为婼羌

青海河湟地区为西羌

甘肃南部有白狼羌和参狼羌

四川西部有白马羌和白狗羌

云南北部为旄牛羌

细看这片地带，是非常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成为中原王朝与后来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中间一道缓冲屏障，多少交往交流交融将在这里上演。

流动！再流动！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关于羌笛的来源，有种说法是来自“天神”的助力。古羌人在战事中常用人力放哨，直到天神派神使助阵，送来双管笛给羌人首领，从此，羌人拥有了嘹亮动听的战时报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化身为“牧神的乐器”——羌笛。随着秦汉时期中原与西羌的频繁往来，当农耕改善了羌人生活时，羌笛也走进了宫廷乐室，流入历史的乐章中。东汉马融在《长笛赋》中道：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

当然，我们对羌笛的认知早已超出音乐范畴，而是有关戍边、乡愁的联想，最著名的莫过于王之涣的这句“羌笛何须怨杨柳”。

羌笛的清音何尝不是古羌人迁徙历史的BGM，随着这一“无君”人群流动着，并大体集中在东、西、西南等几个方向。

不同方向的羌人族群，形成不同的样貌。

向东的流动是最先开始的。除了上文提到先秦时代的东迁，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也有大量河湟西羌凭借发展能力向东迁徙，积极与中原农耕文化融合。

有些是部落首领主动臣服，有些是与移民屯田驻军的汉人融合。

这些羌人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下，开始了缓慢而深刻的汉化进程，集大成者就是姚氏家族。除了后秦政权，魏晋时期在河湟兴起的鲜卑吐谷浑政权，也吸纳了大量羌人归附。吐谷浑统治者在政治上采纳部分中原官制，男子服饰与华夏大致相同。

公元417年，后秦灭亡后，仍有几个羌人部落兴起。

如陇西宕昌羌与白水河流域的邓至羌，与南北朝政权都有交往。

北魏曾封宕昌王，邓至羌也曾向北魏朝贡。

南朝人对他们的评价是“著勋西垂，宁安边境”。但两个羌人部落最终被北周、西魏所灭，族人与中原汉族进一步融合。

后续含“羌”量比较高的政权，就是党项西夏政权。“党项”在古文献中干脆被写为“羌人”。

吐蕃崛起于青藏高原后，征服了大量羌人生活的地区，其中渭南、洮、岷的党项羌人寻求唐朝庇护。唐朝廷将他们安置在陕西渭水北岸一带。

公元11世纪初，党项诸羌部落在鲜卑拓跋氏领导下建立西夏，在政治结构、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受到了宋的影响。

可以说，东迁的或与汉化/汉人政权积极融合的羌人，很早就在频繁的互动中成为汉族的一部分。

向西迁徙的主要是秦孝公时期出赐支河曲的那部分河湟羌人，成为藏族先民的一部分。

甚至“吐蕃”的名字，也来自“发羌”。宋人欧阳修在修《新唐书·吐蕃传》时写道：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蕃”（藏族自称）“发”声近。

吐蕃崛起后，大部分羌人被纳入吐蕃统治，深受藏传佛教影响。

宋元明清时期，已被“吐蕃化”的羌人开始被泛称为“番”，就有吐蕃遗民的意思。在这个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羌人的身影，就躲在“番”这个名字后。

向西南迁徙的羌人，成为彝族等众多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部分。

一些考古研究表明，今天的彝、白、哈尼、纳西、景颇等族的族源都与古羌人密切相关。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开启了大规模民族调查，到20世纪70年代，西南考古的石棺葬文化、大石墓引起了学者对古代川边“民族走廊”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古羌人从今甘青地区向南出发，沿着川藏边界南移，逐渐定居、分流，沿路诞生了越巂羌、广汉羌、武都羌等。

还有一部分羌人继续南下，停留在今天云贵川交界处，成为越巂羌，形成后来的彝族、白族、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独龙、怒、阿昌、土家、藏族以及羌族等“藏缅语系民族”，因此这条路线也被命名为“藏彝羌走廊”。

除了向东、向西、向西南的流动，更多的羌人留守在河湟地区，就地完成了一轮又一轮民族大融合。

河湟地区是中原与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过渡地带，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接壤之地，也是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熔炉、农耕文明与中原文化播散的窗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西羌早就在与各民族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中，成为河湟藏族、汉族、蒙古族等民族的一部分。

然而，羌的名字并没有消失。明清时期，曾经从青海向西南流动并定居在四川岷江上游及附近地区的羌人群体，被称为“羌民”。

20世纪50年代，这些羌民被识别认定为羌族，成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

羌族=羌人？

据2021年统计数据，今天的羌族人数约在31万，主要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部，即岷江上游及其支流两岸的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地；与岷江上游一山之隔的北川也有部分人口被识别为羌族。

在上古神话中，羌人与“姜”姓、炎帝部落有点沾亲带故，所以中原汉人常将羌人当作是“远房兄弟民族”来看。在文史典籍中提及的大禹兴于西羌、神农为姜姓等内容，都与羌人有关。

纵览羌人流动的历史，他们仿佛是一座行走的“文化桥梁”。

古羌人生活在中原王朝西部边缘，处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各民族的交汇地带，无论身处哪个朝代，他们都在发挥黏合剂的作用，甚至造就了新的少数民族。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历史学者随国民政府迁往川渝地区，“大禹与西羌的关系”一度成为研究焦点。

对身处大后方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大禹兴于西羌”“夏民族起源于四川”等说法，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文化寄托，赋予了对民族复兴的渴望。

也是因为众多研究者的关注，生活在四川的羌民虽然人数不多，但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或氐羌民族遗裔难得的“活化石”。

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羌民如果存在，那么上古以来的传说就存在，羌黏合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就是真实的。

20世纪50年代，作为56个民族之一的羌族，也明确了大致的分布范围，即专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称为“羌民”的族群。

古羌人没有消失，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自己的生命。

费孝通先生曾说：

“汉人以‘接纳’（他族）为主而日益壮大，而羌人却以‘供应’为主而壮大别的民族，因而今日许多包括汉、藏之民族都曾得到羌人的血液。”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羌人如同一条文化的根系，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但他们传承下来的在艰苦的环境中的生存、生活智慧和不屈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参天大树。

参考文献：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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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东汉治羌政策之检讨”，《中国边缘疆史地研究》2008第1期。

刘杏改：“从青海考古发掘看古羌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

周娟：“浅论宋代以前古羌族的民族融合”，《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

叶健：“从‘藏彝走廊’到‘藏羌彝走廊’——论古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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