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弱书生》：深度解析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弱才子”形象

翻开《西厢记》，张生以他多病虚弱的身影与缠绵娇柔的气质，最终征服了贵女崔莺莺的少女春心；《红楼梦》中就爱与女孩子们厮混在一起的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因厌弃科举被痛斥“离经叛道”，因此得到了大观园里牲畜姐妹的偏爱。

这些“文弱书生”如何成为话本里古代女性的理想情人？

20世纪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何推崇这样“文弱”的男性形象？

从“文弱书生”到今天的“男子气概”，男性气质的变迁与流转又感知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化？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宋耕，多年来从跨文化、跨学科、跨历史的视角捕捉中国现代的性别文化问题，于是撰写了这本《文弱书生：前中国的男性气概》，为我们揭开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男子气概”迷思，带我们走进前现代以前的中国，得出男性性别的千年变迁。

一、历史谱系：从“君子屈原”到“才子张生”

1.何以为“士”？

提起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男子形象，我们可能首先会想起“士”这个词。“士”是古代中国学者与官僚的代名词，尤其在儒家思想于汉朝被奉为官方话语体系以后，文化精英士大夫制度必然确立，“士”拥有大厦的途经，参与建设，成为合法参与国家管理与政策发布的人选。

含义是，“士”在古老的岁月长河里，都是中国古代男性的理想形象，但“士”背后的性别色彩，却不是我们今天所推崇的“男子气概”，反而呈现出一种雌性柔化的倾向。

2.香草美人传统：屈原与古典诗人

我们先看看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个角色——诗人。在中国古典语境里，诗人几乎就是“士”的代名词，有趣的、古往今来的诗人们往往借女性之口来为自己发声。

被认为是开创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先河的伟大诗人屈原，他的代表作是《离骚》，这是一首374行的长诗，是他被疏远流放期间所作的。但重点是，如果从今天性别话语视角来读《离骚》，我们就会发现，不管诗人不是屈原到底是谁，他都算得上相当女性化的形象：他的眉毛如蚕蛾般弯曲，肩头披着香草制成的装饰，头发上缠满了奇花异草，腰间更添明珠璀璨……这种表现手法，使“香草美人”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表达范式，也成为后代诗人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

屈原后来的文人墨客事实上继承了屈原《离骚》的自我意识与文学表达，弃妇喻逐臣乃至成为一种公认而定型的辞典传统，具有修观男性文人身份文化的构建潜移默化的功能。

3.文弱书生：《才子佳人》小说与《西厢记》

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兴起。此类小说以才华横溢、科举总得的青年书生与貌美多情、也往往才情出众的闺秀的爱情婚姻故事为核心，故事情节也十分单一，比较模式化，开头总是才子与佳人偶遇，一见钟情，后来有小人挑拨，使得双方关系关系紧张局，最终又结束又才子金榜题名，与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

《西厢记》里的张生，或许是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里，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形象。他纤瘦体弱、多愁多病、善感易殒；性格惶恐如鸡，情感挫败时六神无主，时常长叹短叹或者自寻短见。简而言之，以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的焦点视点，他跟“大丈夫”“英雄气质”等一副气质鲜明的边。

二、阴与阳：性别的权力构建与阴阳秩序

1.前现代中国的性别理论：阴与阳

中国最初的性别理论，可溯源至中国人对天地宇宙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阴与阳”之上。哲学语境中的“阴阳”提法初见于《易经·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宙斯图式中，“阴”指向晦暗、月亮、寒冷、私、受性、顺从意域和女性气概，“阳”关联光亮、太阳、温度、公域、创造、掌控力、男性气概等——世间万物皆由这两种元素构成。

2.儒家化的阴阳学说

根据儒家化的阴阳学说，“阴”或“阳”都不是生命实体，而是社会和政治权力等级秩序中的一个可浮动交替的位置。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一位朝臣关系在与自己夫人的上归属“阳”位置，但在朝廷上觐见皇帝之时却归属“阴”位置，由此不难理解中国文学中禀告圣上、前辈、尊者之时采纳女性代言体的传统了。在与皇权的关系上，整个“士大夫”阶层都被实践安置在了阴柔、驯从、恭顺的“阴”位之上，因此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去势”与“阴柔”的特点。

3.“才子”形象的底层逻辑

元代文人对基于权力与仕宦的儒家大丈夫身份的追求无法实现，导致他们对男子气概的自我认同出现危机。汉学家姜翠芬在对元曲中“性别角色倒置”的研究中指出，元杂剧中的“男人看上去文弱惶恐，这些被矮”化的男性角色背后，是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卑情结的、乔装改扮的儒士文学家人格。这场危机的产生，不仅是因为蒙古统治下的汉人而尽失了权力地位和边缘地位，也是基于他们作为中国最高阶层所遭受的耻辱和打击。

三、性别政治：同性社交纽带与儒家话语的叛徒

1.中国古代的同性政治：以《水浒传》为例

在传统中国社会，男性气概主要是在男性的“同性社交”世界中，通过同性之间的新带和认可来认同的。以前现代中国的男性，从上学、参加科举考试到为官，基本都是一个同性环境中。古代汉语里第三个人称代词不分“他”和“她”，定量定义也反映了女性在很多情况下的缺失。

以《水浒传》为例，小说里的梁山好汉们之间的兄弟情义极为关众，他们最害怕的是被“天下好汉”耻笑，能够得到“好汉”的认可才是对“男性气质”的肯定。在他们的观念里，男女之情不仅无处容身，而且扭曲指摘。一个耽溺于“儿女情长”的男子会被认为“英雄气短”，不会为好汉豪杰的群体所接纳。

2.儒家话的叛徒：以贾宝玉为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红楼梦》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里有着独特的地位：贾宝玉不是屈原、辛弃疾或者张生的翻版，他始终没有跳入儒家传统的男性想象，恰恰相反，他提供了另一种关于男性的全新想象。

贾宝玉是一个主动把自己放逐到女儿国中、既不见也拒绝踏入正统男性世界的边缘化人物。贾宝玉的女性化性格与意识形态，是拒绝认同秩序与父权原则的表现。对于宝玉来说，女性性别总是与诗意化的感性、个性、纯性相联系，而男性婚姻则象征着其生厌的仕宦及经济相关丑的种种恶。

贾宝玉因此成就了这一象征秩序中的“他者”，他以自我意识挑战儒家的等级象征秩序，以情感为人性根底底层自我与社会的平等性与主体性概念，象征着一种全新的男性主体性的出现。

总之，通过对《文弱书生：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这本书的解读，我们前中国的男性气概存在与西方不同的当今格局。从士大夫到文弱书生，前现代的中国男子气质发展形成与现代认知中的男性气质相悖，实则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特别的性别政治观念。理解前现代中国的男性气概，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中心”或受“现代化”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性与复杂性，而基于这样的历史渊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社会里如此性别与权力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