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词典考古学：在辞书里“挖矿”的冷门学科，究竟挖的是什么宝？

汉语辞书包括字典、词典和百科全书，被视为学习和传播知识、文化的工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百年汉语语文词典谱系的词典考古研究”（19BYY015）指出，“词典考古学”（dictionary archaeology）架起了辞书史、语言发展史和文化变迁史交叉研究的桥梁，可揭示隐藏在辞书背后的动态历史与复杂意涵，展开对有汉语特点的辞书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探索。

原文 ：《词典考古学：沟通辞书史、语言史、文化史的桥梁》

作者 |鲁东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东海

图片 |网络

词典考古学思想萌芽于辞书学者对辞书间复杂传承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伊尔森（Ilson）提出“词典考古学”概念及研究思路，指出词典考古学是“通过对同一部词典的不同版本、具有同一来源的不同词典或同一出版社出版的不同词典进行对比，能够揭示语言事实，解决词典编纂中存在的问题，在词典编纂者和词典评论人的培训中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将其界定为致力于揭示与挖掘同一或不同谱系中的辞书成员的编纂方式和内容历时演变中的相互关系、辞书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辞书多为官修和专家编写，是对字词符号所包蕴的语言、文化信息的权威概括，反映了时代共识，成为语言史和文化史研究可依赖的重要对象与材料，因此，词典考古学属于辞书史、语言史、文化史的交叉研究。

辞书史视角的词典考古

辞书史主要是包括辞书的选词、释义、设例等辞书本体要素以及辞书评论、修订、用户服务等工作要素的综合发展史。辞书史视角的词典考古学有五个结合。

词典考古与辞书谱系的结合。词典考古要发掘辞书间的家族相似性，进而对辞书家族成员进行推源与系源，推断或验证辞书间的蓝本或渊源关系，建构辞书蓝本与派生本、继承本、借鉴本、影响本的谱系关系。我们将其分为三大谱系：内部谱系由修订改版频繁的辞书构成，如《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试用本、1—7版，《辞海》民国版、1—7版，《辞源》民国版（正续合编本）、1—3版，《新华字典》12个版本等；外部谱系由有蓝本和影响关系的不同辞书构成，如《牛津英语词典》与后期受其影响而编纂的系列英语词典；关联材料谱系由与辞书编纂、传世、流布、使用相关的文献材料构成，包括史书、新闻、文学作品、语言文字规范、辞书编纂原始材料、序跋、口述史等材料。在辞书谱系中展开辞书史研究，可突破传统以离散经典辞书个体为中心的文献史研究范式，更具辞书学科独立性特色。

词典考古与辞书编纂发展的结合。伊尔森指出：“对于对词典编纂感兴趣的人来说，词典考古学这一学科是关于词典编纂策略与手段的宝贵信息来源。”辞书史视角的词典考古以谱系为中心，系统展示编纂原则或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例如，我们对王云五词典家族谱系进行了词典考古，也对57部民国词典的“一”字头展开考古研究，探讨汉语辞书编纂理念和方法在民国时的转型与定型；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与《国语辞典》构成的外部谱系、《现代汉语词典》多个版本构成的内部谱系中的双音兼类动词进行词典考古，探讨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方法的继承、创新和完善。

词典考古与辞书经典化研究的结合。辞书的经典化是指一部辞书从辞书规划、编纂出版到多版修订再版，再到作为母本、蓝本分切组合派生出其他辞书，达到继承、创新、推进、完善、对外影响等方面的足够高度，直到成为学界、出版界、市场、用户公认的经典辞书样本的历时过程。它涉及辞书的规划、组织、编纂、编纂技术数智化转型、出版发行、人才培养、用户培训、评论、修订等一系列辞书工作环节。词典考古的重要目标是，通过词典考古探讨辞书经典化和现代化机制，从辞书史、语言史、文化史等多个视角实证一部经典辞书的经典化历程和机制，归纳其经典化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因素，探索其在数智化时代的转型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同谱系的多个版本的辞书或不同谱系的辞书的历时对比，能看出辞书释义、设例等编纂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成为观察辞书经典化的重要窗口。我们在《新华字典》与民国《新式学生字典》《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构成的外部谱系、内部多版本构成的内部谱系、与同期语言文字规范构成的关联材料谱系中，通过对各字典所收录的异体字进行词典考古，管窥《新华字典》经典化的机制。

词典考古与辞书评论的结合。汉语辞书学科的独立需要史（辞书史）、论（辞书理论、原理、方法）、典（经典辞书样本）、评（辞书批评）、人（辞书队伍与辞书生活）结合。辞书评论（批评）对辞书创新和经典化的推动尤大。从某种角度说，所有辞书研究都属于辞书评论。例如，当我们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对象做辞书学研究时，本身就是对这部词典做专家评论，当成为研究焦点时，苏新春提出“现汉学”，这就进一步提升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经典性地位。未来要重点开展结合词典考古方法的辞书评论。这一视角更重视对被评价辞书已有经典样本的继承、发展、改良、创新和改革，也关注其会影响到哪些后续辞书，如何影响，影响力度如何，甚至可以从被评价、被研究的辞书中管窥到其对辞书史发展的影响。

词典考古与辞书人才培养的结合。词典考古能够帮助辞书编者、研究者、编辑和出版者、辞书政策制定者、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了解辞书工作各环节的细节与操作技巧，在对既有经典辞书样本或失败辞书样本的解剖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升编纂、编辑、出版、管理、修订、评论、研究等方面的素养和技能。以《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方式的词典考古为例，我们从释义因子、释义方式和释义风格等方面对1948年再版的《国语辞典》，《现代汉语词典》的试印本、第1版、第5版和第7版等五本词典构成的词典谱系中的双音节动词的释义方式进行了历时考证。考古结果表明，百年来，《现代汉语词典》在释义的详细度、准确性方面有了较大发展，释义的简明性、通俗性和易读性也在历次修订中被不断提升，释义内容与词典的定位及规模更为契合。让辞书编者多做一些这样的实证性的词典考古工作，其对辞书编纂理论、编纂方法、编纂技巧的认识就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海外辞书领域，使用词典考古的方法训练培养辞书人才已是常规做法，但我国辞书界尚未进行有计划、有制度的词典考古训练。

语言史视角的词典考古

此视角的词典考古是将辞书作为经典语料，从不同谱系或同一谱系辞书成员的内容比较互证中研究语言演变规律。

作为语言史研究经典语料的词典考古。“词典是对自然语言的高度概括和真实描写。”（章宜华、雍和明）词典考古学对汉语事实演变的研究有其自身特点，其语料只限于有关联性、承续性的系列辞书中收录的词条及其语形、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语言属性材料。编纂于不同时代的辞书保存了词语在该时期的基本属性、用法形式，将其串连成谱系，语言要素的演变则有迹可循。另外，辞书语料是语言学专家、学科专家基于广泛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过系统加工和整理，并按统一的编码方式进行专业性描写而形成的规整化语料，具有典范性和权威性。我们可以观察同一批词汇材料在历时辞书谱系中的不同编纂方式，既探讨其内容编纂方式的演变，又可形成经典的历时语料集，再与同期语料库中的自然语料进行对比，从而形成独特的词汇史、社会语言学等方面的语言演变研究。

词义谱系、引申义列的词典考古。辞书谱系的不同成员对同一批多义词义项的处理常有不同，通过对其义项设置方式的历时考察，可建构基于辞书语料的“词义谱”和“引申义列”。词义谱系在不同辞书中体现的是义项设置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对词义谱系的划界和分割的差异，分出的各义项的语义边界是相对的，每个义项都是词义谱系中相对独立的语义焦点的突显，义项之间靠相似、相同义素的“语义桥”进行遗传和桥接。而“引申义列”概念更能体现多义词内部各义项之间的有序联系。引申义列不过分追求对词义引申的前后顺序进行断定，而是在已有词义的平面关系上推求和整理各意义的相互关系。词义谱有利于描写多义词内部义项的静态结构，而引申义列更能体现义列中各义项成员之间的相生相因又相别的动态语义关系。基于词义谱和引申义列，词典考古可将一个词在不同时期辞书中的个体词义谱、义列系联成一个更长时段的大型历时词义谱、义列，能够更全面反映词义的动态变迁。例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从试印本、试用本到1—7版等构成的内部词典谱系中，对一个多义词进行考查，可观察词典对同时期社会语用中细微词义变化的准确反映，进而形成这个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来词义发展变化的词义谱和引申义列。

文化史视角的词典考古

汉语辞书谱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全面的载体。词典考古学能够通过对辞书内容的深度解析，为思想流变、社会变迁、观念转型、文化“鞍形期”（科塞雷克）等问题的描写与阐释提供经典材料支撑，也为文化史（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社会史、思想史、观念史等）研究提供新思路，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本土传承和海外传播实践提供参考。例如，我们对比了《现代汉语词典》《新编国语日报词典》和《牛津英语词典》中收录的中国文化词及其释义，考察了中华文化在海峡两岸及欧美地区的传承、传播及认知实态，提供了加强传承传播力的建议。

文化史视角的词典考古研究要有所创新，还需从哲学视角进行探索。这需要开展从词典考古走向知识考古（后期发展出“谱系学”）的研究，融合概念史和关键词研究范式，坚持“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陈寅恪），解释一个词语也是作一部文化史的理念，形成独特的文化史研究思路。

在伊尔森的“词典考古学”概念界定中，没有提及其与历史语义学各学派——知识考古学（福柯）、谱系学（尼采、福柯）、概念史（科塞雷克）、关键词研究（威廉斯）、科学范式与“词典”（库恩）等的关系。但我们认为，它们之间有着理论渊源和应用上的互动、互撑之处。在研究上，词典考古与这些学派的结合点很多，比如，可在三大辞书谱系原始文献的“碎片化”“断裂化”记载中，考证辞书所收词目所代表文化概念的变迁、互动、迁徙等路径。与以“权力”为中心的谱系学（福柯）理论结合，可探讨辞书编纂的知识权力结构与《康熙字典》的规范性、政治意图的互动；探讨《说文解字》在东汉对统一文字理解、传承文化的间接权力发挥；探讨国语运动背景下黎锦熙、汪怡等的《国语辞典》的白话释义如何改变传统训诂阐释，进而重构语言权力等。

词典考古学本质上是以知识考古学等为中心的历史语义学派的发展（受其影响还有传播学界的“媒介考古学”等），是知识考古学等学派的分支方向，是它们的实操和落实方法。在词典考古学与知识考古学等学派的结合研究方面，内部辞书谱系主要用于探讨辞书的内部完善与优化机制，侧重词典考古；外部辞书谱系探讨辞书继承、借鉴、创新、突破、影响等机制，也侧重词典考古；关联材料谱系要从词典考古走向知识考古。我们对民国以来词典谱系中的性别词语的词义色彩进行了词典考古实证，探讨百年来中国社会对性别评价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语体色彩进行词典考古，探讨百年来中国人语言表达文雅度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探讨民国时的词典编纂与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对民国以来的外源词进入中华文化域后的变化展开研究，用典型外来文化概念演示了词典考古与知识考古结合研究的范式。另外，面对“第二个结合”“两创”“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走出去”等国家重大文化需求，我们还尝试用词典考古与知识考古会通的“双考古”法考证汉语辞书的发展演变与同期文化变迁的共振，助力归纳汉语辞书辅助文化传承传播机制，比如，我们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有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符号词进行海外词典考古实证的思路与方法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词典考古学是辞书学研究的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同时，因其架起沟通辞书史、语言史、文化史的桥梁，交叉性和融合性突出，又因各学科都通过自己的学科辞书（专科词典、百科词典、百科全书等）呈现本学科的科学范式和知识谱系，所以词典考古学也应为其他学科的学科史研究所重视。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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