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飞：许倬云给胡适的三封信

许倬云给胡适的三封信

马文飞

当地时间2025年8月3日下午2时40分，许倬云（Cho-Yun Hsu, 1930—2025）“于匹兹堡家中安详示寂，享年95岁”（见《许倬云先生讣告》）。Academia Sinica官网称其为“史学泰斗殒落”，“学贯中西，为享誉全球的史学领袖。他专精中国上古史、社会史、文化史，著述丰且深具创见；其视野宏阔，以世界史的眼光，探讨中国古代史却不以中国为局限，能从世界古代文明的比较中，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特色。”音乐人王力宏在其官方微博悼念他的这位“七舅公”，“虽然身体羸弱，他却靠知识为自己筑起一道盔甲”，“身形或许瘦小，但精神高大如山”。

近来翻检胡适档案时，见许倬云致胡适信函三封，试做释读与解析，从中可窥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早年经历的若干历史细节。

一

胡适档案中许倬云给胡适的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56年4月18日（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2-059-003），时年许26岁。这封信可称为许倬云早年“自传”之一种，与晚年许倬云的回忆有一些相异之处，更显珍贵和生动。信中称：“您接到这封信时，也许不免要有一点奇怪，因此我觉得应该先做一番自我介绍”，说明此信或为许倬云致胡适的第一封信。

信的内容主要谈学业、奖学金以及留学事宜：

学业方面。许倬云自称是台大历史系1952年度的毕业生，正在读硕士研究生，因为留学事宜滞留在台北以致“另做一篇”毕业论文，准备研究生毕业。许倬云做两篇硕士论文一事的说法，仅见此信。梳理许倬云后期各类回忆或见端倪，即许倬云研究生期间的指导教师为李宗侗（1895—1974），写了硕士论文题目为《古代中国的天与帝》，更换题目并定稿的硕士论文是《中国古代最高神的观念》，答辩时间为“（1956年）5月7日至10日间”，由此获得台大硕士学位，许还曾请沈刚伯（1896—1977）题字。

青年时代的许倬云

奖学金及留学方面。许信中提到与许翼云是“孪生子”，但自己“因挤压而手足畸形”（肌肉萎缩症），故“生而残疾”。1955年5月许倬云获得第三届李国钦奖学金，因该奖学金对入选者要求“身心健全”条件限制，最终由许倬云“素来钦服的至交”刘鎏获得奖学金赴美深造。此时校长钱思亮（1908—1983）出面，请胡适多次联系徐铭信（Frank Ming Shin Shu，1905—1996）以资助许倬云。此事许倬云有记，“倬云北美之行，赖先生之力不少，往岁谒见先生于纽约寓所，始知先生为倬云事曾三度下乡访晤侨领徐铭信先生。”最后，胡适在徐铭信处为许倬云争取到了留学费用。信中许倬云还提到赴美留学的目的：“不在镀金，也不在享受，只希望能和外面的世界接触一下，见识到外面的浪潮，也学一点儿史学研究的新工具（如语意学、民族学等等）。作为自己将来工作的工具。虽然明知自己不是上乘的材料，但却终不甘放弃努力以赴的决心。总希望尽力为之，而最能补救资质不足的就莫过于训练了。”值得一提的是，信中许倬云提及最初申请的海外高校是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曾致函鼓励。

二

胡适档案中许倬云写给胡适的第二封信写于1958年9月5日（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3-076-031），其时许28岁，正在医院治疗。

此信是回复胡适来信的，因许倬云从胡适好友Richard Louis Walker（1922—2003）得知胡适返回纽约，故有此回信。主要内容是奖学金事和讨论学术问题。

关于奖学金方面，许氏信中说，胡适前函称徐铭信奖学金可能不会延续，因此许氏拟接受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的资助，但卡耐基基金会要求许氏从事战国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因此许倬云此信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与胡适讨论战国史方面的学术问题。

许倬云敏锐捕捉到战国史料的两个问题（技术性问题和原则性问题），胡适用绿色笔迹在信中勾画，以示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视：

一个是技术性问题，即“叙述当时的日常生活、材料用墓葬和遗址的考古资料，参以散见子书，史记等处的文献数据，困难在于如何作一个适当的处理？”而且许“有意写成fiction性质的东西，读来易有兴趣”，这种思路与许氏晚年实行的“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形成特别的呼应。

另外一个是原则性问题，即许倬云认为“战国时弥漫着一种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只有在社会结构解体时，‘我’才会释放出来”，因此提出疑问：“儒家学说在个人主义的形成方面究系何种角色？孔子对人性的尊重可能有助于这种思想的出现，但孔子自己也可能只是这个思想阶段弥漫下的产物。二者孰是？”许氏后来读到胡适《说儒》中“以殷士为儒的祖先”，认为此说“极有见地”。

以目前所见史料，暂不确定胡适是否回应此信，但据1959年12月8日李济致胡适信内容可知，许倬云在春秋战国史方面的深耕受到了李济的重视。李济欲与两个学生合作，写一部中国上古史，以世界人类文化为背景，描写中国的一幕，尽量用考古学的材料与民族学的理论；张光直写史前，许倬云担任春秋战国，李济写殷与周初（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3-027-020）。

事实上，许倬云在其博士论文中有一整段分析和讨论了胡适的“墨子”问题，延续了战国史的研究。1962年3月，许倬云以344页的博士论文

A Study of Social Mobility in Ancient China; 722-222 B.C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C.

1965 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的许倬云博士论文

三

胡适档案标记许倬云致胡适的第三封信写于“1960年6月8日”（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3-076-032），这是误识，落款“6/8/60”应读为“1960年8月6日”，许倬云此时正当而立之年。

此信是 1960 年胡适率团赴西雅图参加学术会议后，许倬云写信给胡适，为好友刘英茂（ 1930—2023 ）谋职事。

1960年胡适在西雅图演讲“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信中说，“西雅图之行，敬陪末席，得到聆听各位师长教训的机会，异常幸运。”即指1960年7月10日至15日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召开的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胡适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一文，集中阐释了充盈着“人本主义和理智主义”光辉的中国传统，经由中国学者的反省与实践，必将有光辉的未来。会议上，还只是在读博士生的许倬云、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理论组组长邓昌黎（Teng, Lee C.）、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员马逢华（Mah, Feng-hwa）等三人担任会议的记录员。许倬云晚年告诉李怀宇，“我跟他（指胡适）的交往只有一次”，就是指这次会议。

其实许倬云与胡适交往不止一次。1952年11月胡适返回台北，许倬云为“台大史学会代表”邀请胡适到台大进行“学术讲演”（即《治学方法》三讲：12月1日《引论》，5日《方法的自觉》，6日《方法与材料》），这是胡许第一次交往。据1959年8月25日胡适行事历载：4：30分章午云、许倬云来（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4-063-004）。这里的章午云，即章植（Tsang Chih，1907-2005），江苏无锡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成绩优异，多次获奖，胡适恰好主持他的毕业典礼，对他热情握手祝贺；后留校任教，著有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土地经济学著作——《土地经济学》（黎明书局1930年9月初版）。抗战期间任陈光甫秘书，赴美洽谈“桐油借款”，后留美从事商业活动。章午云与许倬云是舅甥关系，因此有一同拜访胡适的可能。

许氏信中介绍了刘英茂的基本情况之后说，“他（指刘英茂）很愿意回母校心理系，已去信询问有无机会，……也向科学发展委员会申请”，许氏盛赞刘英茂：“为人诚恳，为学认真，心胸也够豁达，不带省籍偏见，将来他的治学途径为由生理学、数学两方面研究心理学。……锲而不舍的脾气，挑对了途径后，他会一个劲钻下去的。”

许倬云曾说过“我不能作为德不卒之事”，将刘英茂推荐给胡适，足见刘氏在许倬云心中之重要。第二天（1960年8月7日）刘英茂即致信胡适称：“生于去年得伊利诺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然后到芝加哥大学当Postdoctoral fellow至今，听闻许倬云兄，台湾现正积极有扩展可行之趋向，窃生拟今秋回国服务，因之如能承蒙胡适先生帮助旅费及回国后之研究方便等项。”（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3-133-095）

按照现有资料，胡适是否回信许刘二人，暂不可考。但1960年刘英茂“受聘为台大心理学系副教授”，在台大服务多年，“把一生都投注在研究的先行者，为台湾实验与认知心理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发表多篇著名的研究、致力于培育并指导学界后进和莘莘学子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且受到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资助。

四

胡适纪念馆藏有胡适生前随身携带的两个“黑色精装通讯簿”，均将许倬云的联系方式写入“友人通讯”，所记许倬云的信息分别为：许倬云 Cho-yun Hsu,1164 E. 58 St.Chicago 37, Ill.（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4-053-011）；许倬云 Cho-yun Hsu,1155 E. 58 St.Chicago 37, Ill.（胡适纪念馆档案，馆藏号310-01-04-054-003）

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胡适是什么时候记录了这两个地址，可能是为方便写信而记，但可以确定是1957年许倬云赴芝加哥大学留学以后的事了。

胡适与许倬云“没有直接教学关系”，但许倬云心存感念，认为“（胡适）是好人，气度非常宽广”。许倬云晚年回忆：他返回台北时，“正是胡先生出殡的日子，我和同仁们，夹道行礼悼念他”。1962年10月许倬云在南港蔡元培馆撰写《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一文附记曰，“倬云决定返国时，原企能从（胡适）先生学，俾得稍窥夫子藩篱，不意在芝城即惊闻噩耗，从学之志，竟不能实现。然而先生之逝，为民族及社会之损失，倬云又焉敢以一己之惠哭先生！”第二年（1963年）是胡适逝世一周年，《传记文学》编者邀约许倬云撰文《容异与存疑》纪念胡适，言辞恳切，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兹录以纪念甫离世的“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许倬云先生：

胡先生一生没有背离过自由思想，假如他还活着，我想他会高兴地听我告诉他，当年他协助去读书的学生，学会了一句：“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最后，我愿借杰斐逊的一句话，结束这篇短文：“我在神坛前盟过誓，我将永远与任何加诸人类思想的暴政为敌。”（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

2025年8月10日于七枝榮堂

本文原刊《南方周末》8月26日，见文末“阅读原文”。此处转载自“胡适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