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一个阿富汗女人的逃亡

逃出阿富汗后，哈迪亚的每一天依然过得胆战心惊。昔日的炮火与血肉横飞的记忆并未随边境线远去，它们像无声的幽灵，时刻萦绕心头。

去年，关于她的报道《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曾经在国内引起巨量的关注，时隔一年，她带来了好消息，她的新书出版了。

新周刊辗转联系上了哈迪亚。同为女性和记者的我，想听听她逃出阿富汗后的经历。在她的讲述中，我感受到阿富汗女性生命里并非只有压迫，还有鲜活的生命力、值得追寻的爱情和理想，正如她所说，“这些地方的女性也曾有过没有被枪口对准的日日夜夜”。

写作，是她唯一能抓住的浮木。她坚持记录这荒谬的一切。

先从一些假设开始。

假如你出生于1990年，你恰好性别为女。

你出生、成长，最后成家立业的地方叫阿富汗。你的母亲依靠战事来记年份，这里的人们似乎已经对枪声、爆炸声和战斗直升机巡逻的声音习以为常，孩子们会以半烧毁的物品为玩具。

某一段时间里，似乎出现了一些裂口。你抓住了机会，毕业于阿富汗最好的大学，可以在政府工作，也可以在大学教书。

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改变了。男性可以“合法拥有”多位妻子，但绝大部分女性却失去了工作，变成男性从属的财产，是生育的工具。你甚至不能在公共场合自由行走。你不得不逃跑。

现在是午夜，凌晨一点十四分，你在一张橙色的塑料小桌上开始给我回信。与其说是桌子，不如说是一张儿童坐的小板凳，勉强放下一个笔记本电脑。

你叫哈迪亚·海达里。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使女的故事》，

就是阿富汗女性的故事

这是哈迪亚日常写作的空间，逼仄、孤寂，每一个字都写得如履薄冰。

她说自己口干舌燥，后颈隐隐作痛，但起身泡茶又担心会打断思路。此前连续三天都是阴雨天气，暴雨引发的洪水还导致了停电，Wi-Fi断了，移动电源也支撑不了两小时，哈迪亚三天都无法下笔。

逃到巴基斯坦后，哈迪亚一家三口在这栋楼里住了八个月。从外面看，它像是一片废墟，但公寓的内部还算过得去，客厅里三扇棕色的门分别通向厨房、浴室和阳台。

哈迪亚很喜欢看窗外。但这总是让她的丈夫感到害怕，丈夫会提醒妻子“不要盯着人看太久”。

只是哈迪亚忍不住，她尤其喜欢观察住在楼下的一个巴基斯坦家庭——他们住在一所单间公寓里，经营着一家小商店，靠卖气球、口香糖和其他儿童小商品谋生。“他们的生活让我着迷。”哈迪亚说。

恢复供电后，哈迪亚发现手机已经24小时没连网了，这让身在阿富汗的家人十分焦灼。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缘由，今年1月以来，巴基斯坦警方一直试图驱逐阿富汗难民，有时即便对方持有有效签证，也会直接把他们送进遣返营。

因此，每当哈迪亚失联，家人就会提心吊胆。

尽管生活朝不保夕，但哈迪亚一直在坚持写作。在全球首版的新书《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小说集中，她用18个故事叙述了阿富汗女性如同被命运摆布的玩偶般的一生。哈迪亚告诉我，故事里出现的女性都源于她认识的人——她亲眼见证了那些活生生的现实，也是阿富汗人民所熟知的日常。

哈迪亚写作的小桌子。（图/受访者提供）

在哈迪亚看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就是以阿富汗等穆斯林社会的女性生活为蓝本，其相似之处触目惊心。

在阿富汗，女性分娩后被问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男孩还是女孩”。若是男孩，产妇能获得些许认可；若是女孩，她会被催促尽快怀上儿子。有些家庭为了生儿子，可以接连诞下甚至十个女儿。女性始终承受着生儿子的压力，被夫家视为延续男性血脉的生育机器。

在现行政策中，一夫多妻制还受到鼓励：一位阿富汗男性可以娶四名妻子，并让她们同住一个屋檐下。哈迪亚认识一个家庭，三名年轻女性嫁给同一男子同居，每个人每年都被要求生育。她们的生活被一个男人控制，没有人可以违抗命令。

在书中，哈迪亚还写到一个“家庭妓院”。一位叫赛塔拉的女孩被一纸伪造的婚约骗婚，嫁过去后才发现丈夫靠娶妻建立了妓院，强迫妻子接客维持生计，导致赛塔拉的身体被摧残致子宫脱垂。但即便案件被提交到法庭，这个男人却辩护得滴水不漏，最终也没有被定罪。

和玛格丽特笔下的使女不同，阿富汗女性不是被视为国家财产，而是被当作男性财产——无论社会地位等级的高低，任何阶层的阿富汗男性，都觉得自己有权主宰女性的人生。

等待援助的阿富汗女性。（图/受访者提供）

哈迪亚写到一位司机，曾在乘客面前吹嘘他的“壮举”，说他曾“救助”一位正在私奔的姑娘，将她送回了娘家，还打了她一耳光。后来，那个姑娘嫁了人，生了六个孩子，司机炫耀道：“她家人每次见到我都感激得不得了，简直要给我敬礼啊！”

记录这些女性的命运很痛苦，但写作拯救了哈迪亚。她通常在想家的夜晚写作。有时候，这种思乡之情发生在遭遇特定事件后——有一次，塔利班成员拦下哈迪亚夫妇，因为哈迪亚没有佩戴他们喜欢的头巾，顺带警告了她丈夫。还有一次，在塔哈尔省和喀布尔市之间的公路上，在60名巴士乘客中，塔利班成员只盘问了哈迪亚夫妇。

只有写作，能刻录她见证的历史。2022年儿子出生后，哈迪亚通常在晚上先把他哄睡着，再靠在枕头上写半小时或一小时。那时候没有桌子可以坐，她就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盖上。“无论何时何地，笔记本电脑都是我的重要工具，我总是小心翼翼，担心弄丢它。这就像一种逃避或解脱——我会在Word文档的空白页中找到避风港。”

哈迪亚·海达里 著

内克佩·艾哈迈德·莫尼尔 译

有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08

被迫回到笼中的“金丝雀”们

阿富汗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息。

在哈迪亚的童年时代，母亲总是以当年可怕的战事来推算日子：当哈迪亚6个月大时，火箭弹袭击了他们的村庄，一家人被迫逃难；10岁时回到家乡，发现商店、房屋、学校都被纵火焚烧，到处都是黑色的烟雾。

阿富汗人似乎已经对枪声、爆炸声和战斗直升机巡逻的声音习以为常，孩子们会以半烧毁的物品为玩具。但哈迪亚从未对这一切麻木，直至现在看到直升机依然感到恐惧。

尽管战争如影随形，但哈迪亚觉得，真正让女性生活倒退的并非战争，而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重担与严苛教条。“早在战火降临之前，阿富汗女性就因传统饱受创伤。以现政府为例，它推行与自身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宗教教义，实质上是在用部落文化强加于女性——既剥夺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又限制其工作自由。”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陷落后，哈迪亚将那些失去工作、只能待在家的女性比喻为“被迫回到笼中的金丝雀”。哪怕声音甜美、面容明丽，但彻底失去了自由，面临着被摆布、被圈养的命运。即便有一天被放出笼子，也可能被调皮的孩子抓住，或被持枪的猎人射杀。

一位有20年教学经历的女教师告诉哈迪亚，“要知道我们的痛苦，就去烧一只蝎子吧。”

阿富汗农村妇女聚集在一起开会。（图/受访者提供）

哈迪亚认为，阿富汗当权者对女性的限制深深植根于传统。自成立以来，阿富汗一直是父权社会，女性教育并不受重视——以哈迪亚母亲为例，她只比哈迪亚大17岁，却完全不识字。母亲来自偏远农村地区，仅有的学习是附近清真寺资助的宗教学校课程。在17岁成为母亲后，她就是全职主妇，只负责家务和生育。

一些不幸的阿富汗女性还会遭遇“荣誉处决”惨剧。这是一种以“维护家族荣誉”为名对女性施加的私刑，执行者多为父亲、兄弟、丈夫等男性家属。

今年5月，一位女性同乡联系到哈迪亚，她说她的女儿被谋杀了，而凶手正是女婿。她的女儿先是被严重刺伤，再被浇汽油焚烧。进一步调查后，哈迪亚发现了更令人不安的细节：丈夫声称是因为妻子“背叛”而行凶。

杀人之后，凶手逃亡了，当局没有抓到他。凶手逍遥法外，唯有这位痛苦的母亲不断追问为何女儿遭此惨剧。

但让哈迪亚惊叹的是，尽管不断被物化、控制和羞辱，阿富汗女性仍在努力拯救自己。

譬如，哈迪亚和身边的女性从未为消遣而旅行，在阿富汗，女性出远门通常是因为紧急疾病不得不辗转多个城市求医。但即便看到世界各地的女性自由地全球飞行，她们也从未感到强烈的渴望或嫉妒。这也是哈迪亚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看到的美好品质——面对无数障碍与资源匮乏，她们从未丧失精神力量，始终坚韧地活着。

阿富汗女性的人生也不是只有苦难。

哈迪亚认识一个女孩，她成长于群山环抱、沟壑纵横的偏远村庄，那里连汽车都无法通行，但她依然到很远的女子学校求学，坚持完成学业。还有一位女性，在经历三段失败婚姻后，四个孩子都留在了两任前夫家中。虽然屡次崩溃，但她从未被击垮，最后凭努力成为一名女警，在工作中重获尊严。

正如哈迪亚在自序中所写：除了战争和破坏之外，人们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来介绍自己。

政变之后，尽管阿富汗女孩的未来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但一切难以预料。政府不允许女孩接受中学及以上的教育，但这些女孩正通过在线平台、家庭学校和地下学校上课，努力学习技能。

她们拒绝放弃。

在阿富汗村庄的一所地下学校，学生们正在考试。（图/受访者提供）

转瞬即逝的女性主义

比起此刻正处于学龄的阿富汗女孩，哈迪亚或许是幸运的。

回忆在阿富汗的岁月，她最美好的一天就是高考放榜那一日。那天恰逢春分日，也是当地的诺鲁孜节，哈迪亚以287分（满分360）的成绩被第一志愿——喀布尔大学经济学专业录取。

这是哈迪亚经过三四年努力备考的成果。父母为此操办了庆祝宴席，街坊邻居都前来祝贺。

虽然哈迪亚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六姐妹和四兄弟自幼被父亲告诫：读书是唯一的出路。13岁那年，哈迪亚报名参加了英语班，父亲坚定支持；后来准备攻读硕士时，父亲仍不断鼓励她，说若她能成功入学，将是他和家族的骄傲。

在哈迪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女性出门学习和工作并不罕见。她在阿富汗东北部一个小镇长大，那里的女性多从事教师职业，或参与援助组织、在诊所担任护士和疫苗接种员。在2005至2009年间，小镇上几乎每个女孩都梦想成为教师、医生或护士。

尽管有些家庭存在限制，但总体而言，过去二十年间，女性始终活跃于各个领域当中。

2020年，哈迪亚和同事在庆生。（图/受访者提供）

2010至2020年是阿富汗女性的黄金时期。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设有专门的性别平等部门，重点关注女性员工的地位与需求。在公开招考中，若女性与男性同场竞技，还会有多项扶持政策——比如在竞争激烈的岗位考试中，女性可额外获得5分加分。

在哈迪亚回忆中，这是真正充满希望的年代——女性可担任政府高官，比如部长、局长、国会议员。政府广泛提升女性意识，建立安全屋、法律支持，女性也可公开谈论和要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社交媒体发出倡导与抗议。

许多人的婚姻也可基于自主选择。虽然在阿富汗，人们通常喜欢女孩早婚，但当女性在社会、工作和教育领域蓬勃发展时，许多人舒适地生活到30甚至35岁仍丝毫没有感受到婚嫁压力，哈迪亚自身也一直到30岁才订婚。

然而这一切，在政变之后转瞬即逝。

哈迪亚对2021年8月15日那天有着创伤性记忆。当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她，突然收到消息说塔利班已经进入喀布尔，共和国政府即将倒台。和其他女同事一起，哈迪亚哭着离开了，只带走了笔记本电脑、U盘和一本《包法利夫人》。她悲伤地走在街头上，被恐慌压得喘不过气来。

被迫穿上罩袍的哈迪亚。（图/受访者提供）

哈迪亚失业了大半年，一直到2022年5月才在一所私立大学找到一份教授工作。但一个学期快结束时，大家又收到大学将对女性关闭的消息，只留了最后一天让学生们前来完成期末的秋季考试。

那天是周三。姑娘们哭着参加考试，情绪崩溃到极点，而哈迪亚因为压力过大，决定不去学校，待在家里通过手机跟进。“那天任何细微的声响都让我惊恐——敲门声、窗外驶过的汽车声，都让我心里发毛。”哈迪亚回忆。

一想到其他女性可能再也上不了大学，她感到更加窒息。迄今，哈迪亚所有的女性亲属仍在阿富汗，大家都在倒数这段日子何时能结束。在哈迪亚的六姐妹中，唯有三妹保留了正当工作——在家乡附近的诊所当护士。塔利班执政时期，只有女医生、护士等医疗工作可以让女性参与。

其他几位姐妹，要么在地下女子学校当兼职教师，要么因为禁令接连失业——四妹拥有文学学士学历，仍无法找到一份被公开允许的工作。更小的两位妹妹还在念小学，但当局只允许5到11岁的女性接受小学教育。那意味着，很快就有亲妹妹面临失学。

哈迪亚和女性亲属们。（图/受访者提供）

还有一位在司法系统工作的嫂子，过去四年一直失业在家。她丈夫移民美国后，四年间都没能成功将家人接过去，让她倍感煎熬。哈迪亚只能安慰她说，未来她的两个儿子会记得她是位英雄母亲——在艰难时期从未丧失意志、悉心抚育他们的母亲。 如今，很多16、17岁的女孩被父母安排出嫁，父母给出的理由通常是中学和大学都关闭了：“女孩还能做什么呢？”这一切甚至可以不经女方同意，在阿富汗传统家庭，家长可以通过举办宗教仪式并宣读结婚誓言，让两个年轻人“成婚”，誓言宣读过后两人就是合法夫妻。

一些男性公民也提出抗议，认为中学和大学不应该对女性关闭，但最终被关进了监狱。

尽管前路渺茫，但阿富汗的民众仍坚信这些限制终将解除。“阿富汗从未有过能持续数十年的稳定政府，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限制女性的政权不会长久。女性失去了工作机会，即便仍在工作的也是通过隐秘方式在暗处谋生。但当我与姐妹们交谈时，我们总在谈论未来——如何实现梦想和其他憧憬。”哈迪亚说。

重建坍塌的生活

2024年10月5日，哈迪亚和丈夫、儿子成功逃到了巴基斯坦。逃出阿富汗时，她哽咽不已。尽管家乡苦难深重，她仍不舍得告别那片土地。

自离开边境线的那刻起，哈迪亚就变得畏首畏尾。最初几天，她待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所有事物都让她心惊胆战，连电梯都不敢坐，生怕被困在里面。有天晚上，丈夫外出了，哈迪亚点了一份披萨，连送餐员都让她浑身发怵。

这或许是过去三年留给她的阴影——在阿富汗的时候，自己的影子都会让她心生恐惧。

但生活必须重建。在去巴基斯坦之前，哈迪亚与一家叫Zan Times的媒体谈妥，11月1日正式入职担任记者兼撰稿人，以换取400美元的薪水。

这是哈迪亚一家目前唯一稳定的收入。丈夫也在四处求职，虽然他拥有喀布尔大学管理政策硕士学位，但在巴基斯坦很难找到月薪超过200美元的岗位，目前只能做一些记者的工作，同时在阿富汗一所女子网络大学担任志愿教师，没有固定收入。

2024年，哈迪亚一家。（图/受访者提供）

一家人先在伊斯兰堡生活了四个月，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后来决定搬到生活成本更低的卡拉奇市。靠着哈迪亚的400美元工资及亲友援助，一家人总算能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哈迪亚把这形容为一段“平淡无奇，但必须保持耐心”的日子。每天醒来，她先照顾孩子，接着洗碗、扫地、洗衣服和准备早餐，之后便坐在电脑前。除了新闻工作，她还在一所阿富汗地下女子学校做志愿者，处理学校的报告、教师的电话，并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帮助。

现在唯一的消遣就是和丈夫、儿子出门散步。但哈迪亚无法真正从中获得放松，因为巴基斯坦警察视阿富汗难民为累赘。在伊斯兰堡的时候，警方两次前来检查他们的签证，他们粗暴的态度让哈迪亚感到无力。

在哈迪亚看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女性文化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唯一的差异在于，这里的女性可以进入大学并参与职场，但两国女性都清楚，最终话语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

哈迪亚居住的公寓后面有条堆放垃圾的干涸河流，人们将垃圾倾倒其中。有时候，哈迪亚会看到妇女们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残渣，这让她感到心酸，“这些国家何时才能关心到他们的女性？”

在一些只奉行严苛教义的宗教团体眼中，女性不仅被视作弱小的二等公民，同时也被认为会引诱男性堕落。“从伊斯兰堡前往卡拉奇的途中，我们与几位男士同行，他们对我丈夫说：‘我们将尊夫人视为姐妹，请放松。’这种怪异的话语非但没让我安心，反而令人毛骨悚然。”

和哈迪亚一样，不少阿富汗女性穿越国境，逃到了这里。一位31岁的女性在三年前带着两个儿子和丈夫在此定居，经营一家售卖传统阿富汗美食的小店。

今年她成功获得了移民的案件编号，不再是郁郁寡欢的姑娘，更加勤勉地工作并学习英语。还有一位立志成为医生的姑娘，因为家境贫寒无力支付私立学校的学费，便请哈迪亚教她英语，如今已学习了一个月。

她们经历着相似的遭遇，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命运的废墟中重建生活。

喀布尔的一所家庭学校，许多女性在这里学习。（图/受访者提供）

跨越国境的girls help girls

按照原计划，哈迪亚原打算先到巴基斯坦待一年，再想办法前往加拿大，但过程比预想中要艰难。

《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是一个始料未及的变量。这篇发布在公众号“正面连接”的文章得到大量转载，哈迪亚用稿费支付了在巴基斯坦第一个月的房租。

很快，一位叫安琪的中国出版编辑也联系上了她。安琪佩服哈迪亚的勇气，在被禁锢的环境中还如此努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邀请她就过往的经历写一本书，让更多人看到当下阿富汗女性的真实生活。

这个提议让哈迪亚十分兴奋，两人在女性议题上产生共鸣。哈迪亚觉得，世界任何角落的女性都能深刻理解彼此。这种共同理念迅速推进了合作，哈迪亚很快就交了稿——近四五年间，她持续在写作，早已积攒了一本作品集。她从未想过这些故事可以发表，只是靠写作来纾解自己的痛苦。

多次沟通下来，安琪觉得哈迪亚正如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一样，尽管生活充满艰难险阻，但依然保持积极乐观，“你不会觉得对方是一个病恹恹、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的人。”

哈迪亚和孩子的合照。（图/受访者提供）

一直到签完合同，安琪都觉得进展很顺利。但当她给哈迪亚打款时，问题就接踵而来：

第一次，安琪用公司的账户汇款，结果辗转了半个多月后，这笔钱就被打回来了，因为哈迪亚不在阿富汗，提供的是哥哥的账户，但中转的银行反馈说收款人在某个“禁令名单”里。

后来，安琪尝试用个人途径打款，哈迪亚也换成了她丈夫的账户。这一次终于成功了，但因为境外汇款有限额，安琪只能先给她转一部分应急——哈迪亚的确非常缺钱。

过了一段时间，安琪通知哈迪亚，准备次日给她汇尾款，却收到哈迪亚紧急的消息：巴基斯坦警方正在伊斯兰堡挨家挨户搜查，要驱逐阿富汗难民，他们一家当天正准备逃到别的城市去。但哈迪亚很需要这一笔钱，所以决定在伊斯兰堡多待一天，等拿到钱再走。

想到一家三口冒着被遣返的危险在等她，安琪很焦灼，担心他们就因为多等了这一天而遭遇不测——在一个女性独自出远门都不被允许的国度，很难想象被遣返的后果；但如果他们到了别的城市，这钱又未必能汇出去。

万幸的是，次日安琪还是成功把尾款汇出去了，哈迪亚一家也顺利离开了伊斯兰堡，终是虚惊一场。

图书出版进入正轨后，安琪发现找译者也是一个难题。哈迪亚全稿都是用波斯文写作，在中国，精通波斯语的学者大多集中在体制或高校，但辗转数回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最终，安琪是在小红书上误打误撞找到了一位阿富汗人：内克佩·艾哈迈德·莫尼尔。

他在中国生活了8年，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江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精通汉语、波斯语、英语。身为阿富汗人，莫尼尔能更精准地传达哈迪亚想要表达的内容，弥补了中阿两国文化差异上的巨大鸿沟。

合作达成后，哈迪亚给安琪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道：和你合作，就像是拯救我的生命和未来。她此前的收入微薄，仅够糊口，但依靠这本书的版税，哈迪亚终于凑齐了所需金额，成功启动了加拿大的移民流程。

哈迪亚给安琪写的信。（图/受访者提供）

安琪说，这或许是她作为一位普通编辑不可多得的高光时刻，也实现了她职业生涯中一点小小的英雄主义。

安琪畅想着，如果有一天能邀请哈迪亚来中国，她一定会去机场接她，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她还想带哈迪亚逛一逛北京，吃一吃涮肉。

唯一的遗憾是，在书籍最终发行前两周，哈迪亚64岁的父亲在家突发心脏病离世。他一向爱看书，曾为女儿即将出书的消息欣喜若狂，自2024年底起就不断追问这本书何时能出版，好奇中国读者会作何反应，却不幸在今年的7月23日突然病发，送到医院时已经与世长辞。

哈迪亚为之叹惋。“我把此书献给他的灵魂。若他尚在人世，一定会比我还欣喜。”

直到现在，哈迪亚仍未收到这本首版自中国的新书。她没有电话，住所也经常变动，每一天都不确定第二天会在哪。安琪曾想过拜托一位准备去巴基斯坦攀岩的朋友捎带一本过去，终因路线太复杂而搁置。

今年5月，哈迪亚成功申请了加拿大难民身份。因申请人数量众多，负责此案的律师告诉她，要做好在巴基斯坦至少再住一年，甚至可能长达两年的心理准备。

但哈迪亚满怀希望。她想，如果能顺利到达加拿大，她就能更自由地写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场抗争，和压制、抹杀、忽视、持续暴力的斗争。”她很高兴自己能为数百万在阿富汗深陷困境、不愿被遗忘的女性发声。

哈迪亚在家中写作。（图/受访者提供）

持续书写的阿富汗女性，也不止哈迪亚一个。2021年8月后，许多女性开始通过写作抗议新局势，从女性视角记录历史。那些曾享有盛誉的女性作家、记者和诗人，开始在异国他乡发表作品。而在阿富汗境内，仍有女孩以笔名写作，从事新闻工作，创作诗歌、小说和短篇故事。

如今，哈迪亚继续书写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女性寻求庇护的故事，还在创作一部移民女性遭遇家庭暴力的短篇小说集。她还想继续学业，对新闻和女性研究感兴趣，希望有机会就在加拿大重启学业。

在《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来信》这本书的最后，哈迪亚以一个女作家的小说结尾。在这个故事中，一位女性被丈夫嘲讽“就是个写字的，根本不是什么好人，根本‘不干净’”。

在阿富汗，女性外出工作或上学会被一些人视为“违背”伊斯兰教义中的“女性贞洁观”，混社会就是“不干净”，或因与陌生男子共处一室而被贴上“不称职女性”的标签。

哈迪亚说不清，这到底是其他女性的故事，还是她自己的故事。或许书中所有的阿富汗女性，都是她的生命映照。

2020年，在阿富汗仍拥有工作的哈迪亚和同事们。（图/受访者提供）

作者 | 花瓢白 编辑 | 程迟 题图 | 受访者提供 运营 | 邓官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