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入三国：那些为孙权而战的外族士兵

从某种程度来说，三国混战可以被视为后来蛮族入侵的预演。由于黄巾之乱的巨大破坏，各地都不同程度的遭遇人力资源荒，必须大量招募外族士兵。

这点在孙权的东吴政权尤为明显。尽管远离中原乱世，原生态保持相对良好，仍需要为自保或扩张积攒充足人矿。

世外桃源

孙吴的大部分区域 都没有受黄巾叛乱波及

不同于饱受叛乱摧残的北方，两汉时期的吴越腹地尚未被充分开发。虽然有几座历史悠久的郡县城市，实则深陷土著聚落的汪洋大海之中。所以在传统汉文典籍中，往往将之评价为地广人稀。但也塑造出饭稻羹鱼、贫富差距不严重的小确幸局面，足以在乱世动荡期吸引到大批流民迁居。

稍后，建立孙吴政权的江北军事集团南下，形成类似后来南朝的三级结构。其中，以渡来人为主的基本盘，主要分布于镇江到武昌之间的狭长平原地带，承担最要紧的军政事物。他们之下是传统吴地豪族，大都集中在长江和钱塘江之间的太湖平原，属于生产主力且兼顾后备兵力。最后才是古老的百越土著后裔，分布于群山大海之间的广袤区域，各方面权益屡遭剥夺。

少量渡来人贵胄 不足以撑起孙吴的东南半壁

因此，如何有效利用这三级人群，成为东吴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早年的孙策一度迷恋高压手段，只希望靠压榨资源投入北方争霸，从而收获满满恶意与刺客的一击毙命。

他的继任者孙权就婉约不少，下放诸多特权给豪族世家，充分调动这些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愿意与自己共荣，在战时提供充足兵力，那么高官厚禄与领地分封都什么原则性问题。

孙策虽然勇猛 却死于自己的本地治理措施

于是，相当诡异的精分场面，在孙吴时代的东南不断上演。皇帝的渡来人集团霸占C位，时刻提防本地豪族背叛，又必须依仗他们率部曲出来撑场面。后者经常在对外关系方面使绊子，从而收获不断向南方与边区脱脂的授权。

作为回报，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投身防御性战争，但拒绝替主公的宏大野望贡献所有。若非末代皇帝孙皓乱搞一起，这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式还能持续更长时间。

孙皓的败亡 很大程度源于自己破坏规则

山越牛马

孙吴政权的稳定 来自上层和中层的妥协共荣

既然默契达成，顶层统治者与社会中间力量握手言和，那么等待外围蛮族群体的苦难就将开启。根据《吴书》记载，鼎盛时期的孙权拥兵30多万，其中有13万人来自山越群体。如此突出的兵源占比，既暴露出渡来人集团的紧迫处境，也是对所谓“地广人稀”评价的最好反驳。

事实上，山越族群的文明程度并不算低。尽管居于山地密林之间，却有自己的城寨村落，也知晓如何进行冶炼、耕作。只是人群通常以氏族部落为组织框架，与中央系统的郡县有些格格不入。在汉末的移民浪潮中，这类土著聚落获得极大补充，生产水平较以往显著增强。以至于有能力组织万人队伍，围攻平原城市，堪比实操层面的国中之国。

山越堪称孙吴政权的主力牛马

针对如此庞大的化外人口，孙吴只能允许世袭领兵制存在，认可诸将把俘虏们豢养于自己封地。虽然在名义上把山地人口迁移到平原，用重新编户齐民的方式予以管辖。但平日里全权负责地方事务，战时则直编组为独立单位，怎么看都更有封建遗风。于是，诸将的主要工作，就是想尽办法扩大领地和兵员。到西晋建立前后，曾遍布东南的部落人口已近乎绝迹。

例如位于今天安徽境内的丹阳蛮，因本地盛产铜矿，制造武器水平颇高。在被名将陆逊击败后，瞬间贡献出精兵万人。后来的权臣诸葛恪，也是通过讨伐丹阳山越，再给麾下增添甲士4万、生民10万！这些人习惯手持刀盾或者枪戟作战，头裹青巾、作风悍勇。只是在撤退中缺乏秩序，容易危急其他军阵，造成多兵败如山倒的米诺骨牌效应。

丹阳蛮因冶炼技术较高 属于战力顶级的牛马

即便如此，山越牛马们仍是不可多得的步军耗材，以及更加关键的水军人才。自古以来，江淮一带水网密布。水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南方的缺乏马匹问题，有利于渗透运兵与突袭。山越作为土著，不仅熟悉水性，还素有端午划龙舟传统，自然被成批安排到战船上服役。孙吴特意在侯官设有大规模船厂，还建造过濡须坞、西陵坞等设防军港，力求将牛马身上的潜力挖掘殆尽。

此外，西汉时期就曾设立“越骑校尉”一职，说明江东土著的精英其实有骑马传统。哪怕素质不及北方游牧，至少能和同样来自山区的羌人一较高下。故而在孙权大破黄祖后，曾派骑士冯则继续追杀枭首。周瑜参加南郡之战，也曾亲自带骑兵冲阵。奈何马匹资源有限，经常需要靠缴获、交换等于方式补充，严重限制战力发挥与规模培养。辽东的公孙康假意交好，同样是从贡献宝马开始赢取孙权欢心。

山越的骑马传统 至少可追述至西汉

外围南蛮

除了山越 其他百越蛮族的牛马度偏低

除堪称模范牛马的山越，孙吴境内还生活着不少其他南蛮群体。他们同样有独立城寨部落，日常靠耕田为生，与汉人的生活生产方式相当接近。汉末的建安年间，他们甚至嚣张地下山围攻武陵郡治，表现远比后世网友想象的要强悍许多。

由于地理限制，针对这些群体的整合工作相当困难。比如南国水土气候异于北方，甚至比太湖沿线更加湿热，而且土地多毒虫猛兽，非常考验外来户的适应能力。因此，孙吴惯用的豪族分封策略，在两湖、闽粤等地都无法复刻，只能照搬两汉的直属郡县建制，用刑徒罪犯充当主心骨。

气候因素 始终是经略两湖 闽粤的重大课题

岂料这些人桀骜不驯，更乐于借机遁入蛮夷反抗朝廷。以至于农业屯垦相当困难，只能靠产出不多的犀牛角、皮革、玳瑁谋利，每年都要向中央索取巨额花销。唯有广东沿海到越南北部，存在一定占比的海洋贸易补充，但岁入仍不足以平摊州县的扩张费用。只能招揽印度、扶南来的佛教僧团，建立沿海地区最早的寺庙网络，才勉强挖掘出简易的靠海吃海潜力。

一旦孙吴决定亲自下场，用官营力量搞海外扩张，立即面临资不抵债的惨淡现实。比如登陆台湾和海南的舰队，掳掠来的当地人口完全不适应大陆气候，很容易患病丧命。少数幸存者因文明差距过大，几乎无法有效学习农耕、冶炼技艺，根本不能贡献什么生产价值。这让急于求成的孙权相当恼火，下令处决指挥官卫温等人。

上海的静安寺 最早可追述至孙权时代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来自岭南或海岛的蛮夷，缺乏充足的作战实力。例如来自北部湾沿线的骆越兵，明显比长江下游的山越更接地气。他们习惯于穿皮甲，或是索性裸体上阵，用竹木制造的弓弩发骨质箭簇。而且缺乏操纵大型船舶经验，发配到水师编队都相当累赘。

所以，孙权之后的统治者，早已对使用当地人力感到心灰意冷。孙皓与西晋的交州争夺，更多是服务于战略层面而非实际收益。

许多南蛮人口的战力 无法满足孙吴军队需要

当然，上述发生在三国时期的历史纠葛，很像是后来南北朝阶段的场景预演。虽然孙吴的江东帝国没能存续下去，但兼并他们的司马氏皇族很快将收到类同剧本。

结果，新一批渡来人浩浩荡荡的蜗居于长江沿岸平原，期望找太湖流域的吴姓大族们共克时艰。然后缓慢向更南方区域拓殖，尽一切可能保留自己的汉魏传统。最终，那些曾替曹操效力的北方蛮族完成整合，如司马炎下江东般予以彻底取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