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组织了一次“印度取经”。
取经团有20多人,其中就包括了金山软件CEO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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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去印度呢?
其实过去的10年,中国计算机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软件:WPS、CCED、UCDOS、中文之星、超级解霸.....
开发这些软件的“知识英雄”大部分都是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即使是发展成公司,也不过几十人的规模。
这时候我们向旁边的邻居印度一看,吓坏了。
印度的软件公司动辄5000人以上,其中InfoSys竟然有近万人!
当我们还是小舢板的时候,印度软件已经悄悄发育成一个大航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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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经团”一行人坐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香港转机,“机舱一股浓烈的咖喱味,还有人抽烟”,6个多小时的航程难以忍受。
到了新德里,发现“新德里大概相当于比较偏僻的省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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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比较窄,一般是双车道。车小,而且比较旧...... 路边经常有人小便”。
“没有地铁,几乎没有高架桥,某些地区停电仍然经常发生”。
“至少比中国落后十年!”
这样的国家,它的软件业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
原来,早在1991年,印度政府就发布文件大力扶持软件行业,实施零税赋,同时软件和服务公司的银行贷款“优先权”,引发了印度软件行业的一场革命。而中国2000年才发布类似的支持文件,比印度晚了10年。
但是当时印度本身的软件市场很小,所以他们不得不面向海外,做软件出口和外包。
这时候印度的几点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官方语言是英语,非常容易进入欧美市场,这是印度的独特优势,中国确实无法比拟。
2.碰巧的是印度的时区也很好,可以和欧洲和美国无缝协作。
3.人力资源充足又便宜,雇佣一个印度程序员的成本可能只有美国程序员的 1/5~1/10。
为了能拿下外包订单,软件管理流程必须非常严格,当年热门的CMMI认证,最高是5级,全球只有23家计算机软件公司通过,其中15家是印度公司,可见他们是下了大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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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还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千年虫问题(Y2K 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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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之前计算机内存和存储非常昂贵,程序员为了节省空间,把年份写成 两位数(如 1999 → 99),到了 2000 年,年份 00 就可能被计算机误认为 1900 年,很可能会导致系统出错。
电力、航空、医疗、军事......各种系统都可能受影响,从而引发了全球恐慌。
修改这个Bug也不难,需要逐行检查旧系统代码(尤其是 COBOL、Fortran),把两位年份改成四位,或者在逻辑上做兼容。
但是这个活儿工作量很大,主要靠人力扑上去。
这时候,印度人会英语,时区好,人力又便宜的优势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印度公司(如 Infosys、TCS、Wipro、Satyam)接到大量北美和欧洲的Y2K修复订单,IT 服务出口收入在 1995–2000 年间几乎翻了 5 倍,很多公司借此完成原始积累。
Infosys 就是因为 Y2K 业务一战成名,随后在纳斯达克上市(1999年),成为印度软件业的标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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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K 千年虫问题几乎是印度 IT 外包业的“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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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外包很繁荣,但是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软件工厂。
雷军说:“在印度,软件开发流程的控制可以精确到分钟,软件生产简直就是工业流水线。程序员加入一个公司很长时间,可能根本不知道整天编写的代码是干什么的,他只管完成自己的程序和文档。”
“印度软件公司开发出来的软件整个体系架构非常清晰,而且相当稳定。打开具体的代码一看,拖沓冗长,水平不咋样。”
可见绝大多数印度程序员的水平是相当低的。
由于“软件工厂”流程管理非常精细,即使程序员的流动率高达30%,项目依然可以按计划完成。
就像现在的富士康一样,流水线上缺了谁都可以,随便找个人都能顶上。
“取经团”回国以后,中国也开始移植印度的经验,发展外包。
对欧美的外包肯定干不过印度,中国就把眼光挪到了日本软件市场。
因为中日时差只有一小时,中国程序员的工资也远远低于日本,语言的问题努努力也能克服,于是在2000年代,出现了一波对日外包潮。
大连、无锡、天津、苏州等城市建立了很多软件园和日资合资公司,大连甚至被称为“中国的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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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专门做对日外包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日本 NEC、富士通、松下、日立等大企业,也把一部分软件维护和编码任务外包到中国。
我有个朋友当时就在一家对日外包的小公司,他邀请我去看过一次,电脑的Windows操作系统都是日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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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用他们那特有的死板和细致,把软件设计(好像叫“式样书”?)搞得无比详细,代码的流程和算法都用伪代码写好!
感觉有时间写这么详细的式样书,代码都写完100遍了,但日本人就是这么轴。
中国人拿到“式样书”,把伪代码翻译成真正的代码就行了,这活儿不需要任何创造性,就是流水线上的软件工人。
这种处于最低端的编码和测试的工作,技术含量甚至比不上印度外包。
如果中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那软件行业可就废了。
由于语言瓶颈、产业附加值低、过度依赖日本这个单一市场等缺点,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把外包产业做成国家支柱,而是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内需,发展自主软件和互联网公司。
短短的十来年间,中国就出现了百度,阿里,腾讯,字节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不但创造了大量本土化的产品和服务,更提供了无数的就业岗位,大厂员工数动辄十几万。
2024年,印度软件出口额大约1500亿美元,而中国软件业收入为13.7万亿(1.92万亿美元),是印度的十多倍。
那个曾经让中国仰望的庞然大物,已经被我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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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过去了,印度的软件业依然以外包为主,依然依靠人海战术。
最近这几年,欧美经济放缓,很多公司压缩 IT 预算、延迟或取消项目,外包订单也急剧下降,这直接影响了印度外包。
菲律宾的呼叫中心也开始崛起,因为当地人英语好、口音接近美式,美国企业尤其喜欢把客服外包到菲律宾。
拉美的IT外包增长也很快,那里时区和美国完全一样,巴西,阿根廷也有不少优秀的开发者,不断分流印度的外包订单。
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来了,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替代印度外包的编码工人,
TCS、Infosys、Wipro 三家外包巨头都开始收缩规模,控制成本,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三家合计裁员 63,759 人。
2025年TCS又裁了1.2万,TeamLease Digital的数据显示,就在几年前,印度的IT巨头们每年还会吸纳60万名应届毕业生。 但在过去两年,这一数字已锐减至约15万。
印度引以为傲的软件外包产业可能正面临一个严峻的“清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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