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深秋,我当兵的连队在沈阳市于洪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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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于洪区还是个郊区,到处都是农田。一到晚上风高月黑,行人寥寥,一派萧杀。
由于为团里两位首长,从上海购买了两台当时颇为“热门”的红灯牌收音机,又委托一位黑龙江的朋友,在从上海探亲回家途经沈阳时,替他们捎来。
然而不巧的是,从上海至三棵树的58次列车途经沈阳的时间,是深夜11点多,而从于洪区的连队驻地至沈阳火车站尚有15公里的路程。
为了接站,取回两台收音机,我动用了连队唯一的交通工具—-一驾毛驴挂车,外带赶车的新兵小邹,作为“驾驶员”。
由于担心路途远,晚上不安全(那时沈阳的社会治安不佳,社会上经常发生抢军帽的事件),指导员叮嘱我带上手枪以便防身。
我当时在连队担任文书兼军械员职务,带枪不是难事,便从武器库取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压上5发子弹,关上保险,乘着夜色,坐上了小邹赶的驴车。很顺利地从沈阳站取回了收音机。
离开沈阳站时,时针正好指向半夜零点,返程的公路黑咕隆咚,好在大毛驴“老驴识途”,不待扬鞭自奋蹄。载着我和小邹及两台收音机一路狂奔,毛驴车在黑更半夜的公路上,像箭一样地疾驰着。
此时,小邹两手握鞭坐在车头,而我则用手护着收音机,抓紧捆扎收音机绳索,不敢松手。
当驴车驶入铁西区和于洪区交界的公路时,大毛驴仰天长啸了一声,小邹猛地回头向我报告:“鲁文书,前面路口有一群人,像是打劫的。”
听了小邹的报告,我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连忙摸了摸腰间的手枪,顺势打开保险,随即命令小邹:不要犹豫,冲过去!”
未等小邹扬鞭,大毛驴似乎听懂了我的话,瞬间加大了狂奔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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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驴车呼啸来到这群人面前时,只见人群中有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猛地向驴车扑过来,他一把抓住了大毛驴的缰绳,驴车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此时,我才看清拦驴车的劫匪共有五人,领头的就是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
只见络腮胡子操着一口辽宁方言,嚷道:“当兵的夜里乱跑啥?车上装的是啥玩意?快把车上的货卸下来,再把你俩头上的军帽也摘下来,送给俺哥们!”
我脑子霎时嗡了一下,感叹:“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可是我还是很快镇定下来,因为我腰间有把“真家伙”,胆子也就大了很多。随即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说:“车上装的是军用物资,谁敢抢夺,就犯下了杀头大罪!”
这群人被我这么一吼,都往后退了几步。可是,那个络腮胡子却没有退却,嘴里喊着:“兄弟们别怕,这当兵的是在唬咱们!”
说话间从腰间拨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欲刺向小邹。因为他发现小邹正在摆弄鞭子欲抽甩他们。
说时迟,那时快,我忙掏出手枪扣动板机,朝天放了一枪。“呯”一道火光划破月黑的星空,震惊了宁静乡村!
劫匪们哪见得这般阵势!一边高喊:“当兵的有真家伙,快跑!”一边作鸟兽散,抱头鼠窜。就连领头的络腮胡子,也慌忙扔下尖刀,落荒而逃……
在确认劫匪逃窜后,我、小邹和大毛驴喘了一口重重的粗气。我收起手枪,不敢停留,吩咐小邹赶紧离开。
回程中,小邹说:“文书,幸亏你带着真家伙,要不然今晚我们就惨了,首先你的两台收音机就“羊入虎口”了;其次,咱俩一定会被人剥了皮,军装军帽那肯定被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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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有惊无险,这真是现实版的影院大片啊!
时隔多年,每当我想起那件往事,依然是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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