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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在辩论时被一枪毙命,这些天美国公众也在纷纷就嫌疑人的政治取向到底是左还是右闹得不可开交,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查成分试图还原他的动机,证明对方阵营应该对此负责。
以特朗普为标志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趋势中,查理柯克扮演的是保守派的一个文化马前卒的角色,而且到现在已经逐渐把战线推进到了左翼的文化腹地,保守派的极端思想开始大摇大摆进入主流,广泛地在学院和青年群体中进行宣传,争抢话语权。
查理柯克打出的招牌是辩论和对话,但如果翻看这人的过往言论的话,会看到他的观点毫无新意,论证也是非常拙劣,实质上是假借辩论来进行更高效的政治宣传。但另一方面,通过这种草根路线,查理柯克确实聚合了庞大的右翼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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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文化夺权,进步左翼的回应总体上是无力的,他们的话语框架甚至更僵硬过时,无法像2016年那样凝聚起真诚的支持者。
保守派借鉴了对手进步左翼的套路,用白右的受害者叙事对抗白左的受害者叙事,用更赤裸裸的白右的身份政治回击所谓的白左的、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当然,这也可以看出身份政治不是哪个派别的专属,而是现代社会某种共享的心智结构。
比如在拥枪的问题,查理柯克当然是无脑支持拥枪,而拥枪权在美国不仅仅是一个治安问题,也不仅仅关乎自由与安全的抽象对立、关乎废枪的难度以及军工生产商的利益。
它还被刻画为美国的国家建构叙事神话,这种白右叙事将持枪跟反抗暴政联系起来,而在开拓西部的历史记忆中,蛮荒的西部世界一枪一马的牛仔化身原野奇侠,对抗盗贼和印第安人,以及后来为捍卫白人社区而威胁惩罚获得自由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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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白人中下层为主的拥枪者而言,拥枪权就代表了让他们感到安全、强大的一种精神图腾和传统。枪支是男子气概和自主性的象征,让他们可以对抗一个陌生的、全球化的、且让他们感到被抛弃的世界。
跟支持拥枪权相互支撑的是一系列保守主义价值观,家庭、社群、荣誉、上帝....只不过,在过去的全球化中,生产链转移外包到亚洲,本土去低端工业化,这些东西都失去了物质支撑,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还面临进步主义叙事的解构。
于是,一系列历史传统形象再度新的凝结核,而通过辩论,这些议题被重新激活,重新整合为一种宣传动员工具,过去的伟大故事好像可以被重新讲述,资本主义的伟大时代能重新降临,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犹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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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美国狙击手》
例如,柯克频频分享基督教,并引用圣经中的典故作为论据。对于精神颓废虚无、没有归属感的白右,宗教和社群生活是避免滑落更加虚无和没有救赎的堕落生活的一种现成选择。
柯克的言论充斥着白人种族主义的暗语和狗哨,例如说产业转移和移民抢走了工作,女性化教育打击男性自信,让男性不能获得男性应有的教育、培训,自豪缺失,LGBTQ等议题毒害美国社会,所有进步左翼支持的议题都被解读成是对白人男性基督徒群体的系统性迫害。
有受害者相应的就有加害者,问题被归咎于移民、腐败的无所作为的建制派、民主党支持的LGBTQ和觉醒文化支持者、环保主义者,这些人偷走了白人的美好生活。
柯克代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民粹化,同时还吸纳了底层反资本的诉求,在失序的基层社会能够引发共鸣,为他们赋予一种悲情的被辜负的色彩和重新获得自我认同的机会。柯克的作用就是塑造这样的一种神话,讲述关于美国和西方文明被摧毁的健康,以及一个有望拨乱反正的未来,激活并代表特定的选民基础,最后转化为新的政治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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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特朗普、马斯克、柯克这些人并不真的相信他们说的,他们只是把反白左当成任务,出于对民主党和冷战后的觉醒文化的厌恶而结成了暂时的投机性的同盟。
当然,现阶段右翼相比较来说确实呈现出更有活力和进取心的状态。
白左一开始认为特朗普2016的当选是灾难性的偏差和倒退,但是这股保守化的浪潮一直在持续,并无消退的迹象。美国新右翼的崛起是那些没有充分享受全球化红利的群体的反动的反击,其中既有被煽动和引导的怨恨与非理性,也有真实的愤怒与合理的诉求,
这种愤怒和不满尽管应该被传统的左派争取和转化,但在美国它们很难融入民主党的进步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和叙事,最后只能被右翼民族主义吸纳。虽然民粹主义对底层更具动员力,但是左派的瘫痪也暴露了它基于消费和分配的进步主义的精英化的面目,以及对于底层诉求的抽离。
伴随着资本在世界各地的繁荣前景而来开放和自信,文化左翼拥抱多元主义的身份认同,而被抛弃的民众则难以自然地拥有同样的觉悟,他们的社区经历了资本外流和日益衰落,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承受着工作、社区、生活根基瓦解后的痛苦和精神危机。于是保守派看向过去,退守防御性的、基于传统的美国至上主义和基督教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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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要忘记最初的白右就原生于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和土地掠夺和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对黑人的剥削。其后的多元自由主义可以看作是对过去的罪恶的不彻底的清算与克服,同时作为某种专业管理阶层的意识形态,也已经在制造道德幻觉和虚假的共情,更隐蔽而优雅地为二战后的新殖民帝国服务了。
资本在追求增殖的过程中不断制造经济不稳定、社会原子化,这种破坏并不是同质和平衡的,会有不同的速率,中产和红脖子白人作为经济地位落差最大的群体也出现强烈的反弹,试图重塑那些被资本瓦解的坚固边界,幻想回到比如60年前、80年前、100年前,白人拥有更多特权和优势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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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领土殖民已转变为经济殖民,新帝国主义通过全球产业分工的链条,将内部矛盾转嫁外部,但同时美国白人工人逐渐发现自己也成了内部被殖民的对象,他们的家园被资本逻辑所掏空。全球资本主义通过自动化、外包、金融化等方式不断优化效率,从而持续地产生相对过剩的人口,失业者、边缘的、不稳定的雇员。这是资本在全球层面流动的必要代价,即结构性的“贱民”。特朗普和柯克的白人支持者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支持者同样是这种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典型产物。
当然不只是资本外流和全球化,因为美国在去工业化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金融化,公共服务私有化,美国工人的实际收入没有相应增长,生活成本却在持续增高,并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增长的工资用来支付水电、医疗、教育、房产等各方面的账单,从而使得劳动力社区成为需要剥离的负资产。
去工业化的早期,生活成本确实在降低,带来短暂的消费繁荣。但是资本把海外的利润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资本家及其依附者和本国的另一部分国民就失去了经济上的联系,团结、组织和反抗也不再可能,使其逐渐沦为帝国核心内部的第三世界飞地。
美国可以通过其金融和军事霸权在全球获取红利,来抵消或掩盖国内的去工业化成本和矛盾。中国如果仅仅是生产廉价工业品的世界工厂而不发生产业升级,那么美国依然在较长时间可以维持帝国国民的生活水平,但帝国的资源会越来越难以惠及底层白人的生活,他们的生老病死与帝国的荣誉无缘,随着经济下行,帝国内部的裂痕就愈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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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基于个人自由的原则展开各种交往和交换,但其文化和经济领域始终需要国家的有效调节,国家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同时限制其自我摧毁的趋势。
为了支撑起健康、平衡的民主制,需要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需要国家对公民的有效的教养,达到对普遍性的自觉认同。
但寡头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贫富分化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产生相应的后果。国家被特殊利益俘获,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滋生了感性化的空洞的普世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公民无法团结起来维护共同的政治生活,公共政治被特殊利益绑架而狭隘化,最终国家放弃对于普遍性的守护和调节。
于是,美国引以为傲地方性自治也在走向衰亡,产业外包,工业社区解体、媒体极化,使得公共领域碎片化,工作不再是身份和尊严的来源,能提供归属感和伦理教化的事物都被摧毁。
当民主制度决定性地有利于经济上中的富有阶层,将部分公民永久排除在繁荣之外时,它就堕落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无法回应真实的实质性的诉求,此时它代表了国际资本和富裕阶层的特殊利益,同时却依然用强力维持统治秩序,富人和穷人两个群体倾向于互相隔绝,相互厌恶,最终导致这个政治共同体无法维持,普遍性被狭隘的身份逻辑取代,政治走向极化与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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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这次柯克之死,美国大众的态度是沿着政治立场的界限割裂的,相互之间完全无法共情。在这种政治狂热中,任何言论都可以被解读成站队言论。
柯克死了更多的右翼煽动家会继续替补上阵,因为白右们还需要持续表演来安抚其愤恨,但是旧秩序不可能得到恢复,他们对另一个群体的仇恨将会作为核心的驱动力继续主导政治走向,因为那个曾经作为美国精神支撑的伦理世界早已经不复存在,只剩怨恨和虚无。
白右民粹主义如MAGA运动目前提供的方案如贸易保护、孤立主义和文化战争、限制移民等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尤其是在特朗普团队欠缺政治经验和智慧的操作之下。将矛头指向白左精英、移民或中国来宣泄情绪,加剧排外,也难以改变资本流出的根本逻辑,而外来移民是对于美国的人口结构和高科技优势。
保守派需要的不是柯克这样的民粹煽动家,而是真的能够的帮助他们团结起来重建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最可怕的毒药恰恰是这些将他们召唤在一起的保守主义价值,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价值,为白人老美国招魂的怨恨政治。
他们否认自身与黑人、移民在结构上的同一处境,但实际上被资本剥削与抛弃的人口实际上也在遭遇某种种族化,或者说黑人化。他们拒绝成为被排斥的普遍性,反而沉溺于排他性的白人特权的幻象,而眼前短暂的活力与进取很快就会耗尽并反噬自身。
白右们不愿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受害者也是全球性的,跨种族、性别和身份认同的。白右的想法就相当于一个被蒙蔽多年的囚徒灵机一动想要越狱,那个狱室其实只是多重的迷宫里的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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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颗子弹在更早的时刻也射向狙击者,枪手泰勒·罗宾逊的行动反映了在极化的左右之外,另一种无法被代表的存在,无法被传统话语描述和代表的痛苦。
罗宾逊的家庭代表的是投票给老共和党的保守派,随着08年经济危机带来的中产阶级衰落,罗宾逊这一代人见证了父辈经济和道德根基的失效。传统的社群已经失去意义,但又对主流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感到疏离,白右柯克们的倒行逆施将导致一种新的更加丑陋的政治正确。
而在结构性的失败中间,游戏提供了某种新的认同的可能,或许他将精神编码进一个虚拟世界,或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某种政治抑郁得到了转化,获得强烈的认同与否定性,以至于不惜冒着自我毁灭的危险,不惜误入歧途,也要尝试击破现实。
罗宾逊的做法当然是天真而鲁莽的,但相形之下,两党两派的剑拔弩张本质上还是两大既得利益集团的内斗,进步左派丧失了社会变革的理想而变得教条化,保守主义也沦为自欺欺人的表演,他们都不愿超出旧游戏的逻辑。只有革命性地介入到现实政治,并获得思想与行动的自由,才能让真正进取性的政治从被放逐者黑暗空间重新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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