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她”，不能让“她”无计可施

你不认识我，但这些年你的日常生活我清清楚楚，你的朋友圈照片我几乎全都看过。因为全都被‘另一个你’同步发布了，她一直用你的身份生活。”如今，很多人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然而，云南文山的任女士最近才发现，她的照片、视频被人盗用长达数年，几乎是1:1复制出了“另一个她”。 发现身份被盗用后，任女士第一时间报警，希望警方帮助制止李某玲的侵权行为，却因“未产生直接经济损失”未被立案。警方建议，任女士走法律途径或私下协商。

（9月21日央视新闻公众号）

云南任女士的人生被“1:1复制”：十年前的大学照片、当下的生活视频、甚至家人与宠物的影像，都被昔日微信好友李某玲盗用，捏造出“程懿”的身份网恋五年。更令人无奈的是，任女士报警因“无直接经济损失”未被立案，对方写下保证书后，又注册新的账号仍继续侵权。这场“身份克隆”闹剧，暴露出个人信息保护在实践中的漏洞，也警示我们：面对“另一个她”的侵权，绝不能让受害者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另一个她”，折射出维权机制的“反应滞后”。任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侵权者利用社交平台信息易得性，长期盗用他人身份；受害者发现时，侵权已持续数年，信息早已广泛扩散。而当前维权却面临“三重难”：一是报警门槛高，“无直接经济损失”成为立案阻碍，忽视了潜在社会隐患；二是取证难度大，侵权账号可随时注销重建，受害者难以固定完整证据链；三是维权成本高，从咨询律师到提起诉讼，时间与金钱成本让不少受害者望而却步。李某玲在道歉后仍注册新号继续侵权，正是钻了“维权周期长、惩戒力度弱”的空子，这种“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失衡，让侵权者有恃无恐。

法律的“牙齿”必须咬实，不能让侵权者“全身而退”。律师明确指出，李某玲的行为已侵犯肖像权与个人信息权，但现行法律在实操中却难以形成有效震慑。一方面，需降低“身份盗用”的维权门槛：公安机关应将“长期盗用身份、造成精神损害”纳入立案考量，而非仅以“经济损失”为标准；平台需承担起主体责任，建立“身份冒用快速核查通道”，一旦接到投诉，立即暂停可疑账号功能，协助受害者固定证据。另一方面，要提高侵权成本：对多次侵权、屡教不改者，不仅要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若其利用盗用身份实施诈骗等行为，更需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让“道歉保证书”不再成为侵权者的“挡箭牌”。

更重要的是，要为受害者筑起“社会支持网”，避免其孤立无援。任女士从发现侵权到决定诉讼，全程需独自面对取证、协商、维权等一系列难题，这种“单打独斗”的状态加剧了受害者的无助感。

任女士的遭遇，是个人信息保护体系面临的一次拷问：当技术让身份盗用变得简单，我们的维权机制是否能跟上？“另一个她”的出现，从来不是“她”的个人私事，而是关乎每个公民信息安全的公共议题。只有拧紧法律惩戒的“螺丝”，打通维权通道的“堵点”，织密社会支持的“网络”，才能让每一个“被克隆”的受害者都能有力维权，让“另一个她”无处藏身。

最后需要追问的是：既然所有的账号注册都要求必须实名制，那么“另一个她”何以还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