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会儿，东北松江省尚志县元宝镇，已经下了三天冷雨。
地面泥泞不堪，屋里屋外都是泥水味。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样的天气里，赵玉林第一次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背挺得笔直，眼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人群不多，三三两两。
有人抽着旱烟，有人低头搓着手。
赵玉林清了清嗓子，说了句：“我赵光腚，今天要说实话。”
也没人打断他。
这事儿要从两年前说起。1946年，东北解放区刚刚稳定下来，中央下了死命令：土改，要动真格了。
可这事儿光靠纸上文件没用，得有人下去干。
于是，一批批工作队进了村，带着政策，也带着命。
周立波就是那时候来的。
他不是干部，不是军人，也不是老乡。
他是个作家。
可他来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坐车进村，是扛着背包、穿着草鞋，一路跟着三五九旅南下，在枪林弹雨里走了七个省。
说起来也挺怪。
他本来是读书人，写散文、搞翻译，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也听了，还记了笔记。
但他说，他总觉得自己离“老百姓”太远。
那会儿他写东西，自己都不爱看。
所以他想看看真正的生活。
不是从报纸上，也不是从会议记录上，而是从地里，从炕头，从苦难里。
他在元宝镇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住哪儿？随便哪家老乡腾出一间屋就行。
吃什么？跟谁家做饭就吃谁家的。
冷了，就跟农民一起围着火盆唠嗑。
听不懂方言？那就一句一句学。
有人问他：“你是干啥的？”他笑笑：“写字的。”
结果，谁也没想到，他写出来的是《暴风骤雨》。
小说里的人物，很多人都能在元宝镇找到原型。
赵玉林，是谁？就是那个身上常年穿着破棉袄的老赵，一提赵光腚，十里八村都知道。
小时候给地主扛活，长大了被抓去挖战壕，媳妇被地主调戏，他也不敢吱声。
那会儿他不是不恨，是不敢。
郭全海呢？那是个小伙子，十三岁就给韩老六家当马倌。
他爸死得早，听说是被人用鞭子活活抽死的。
他一心想报仇，可从没敢说出口。
周立波在本子上写下他们的名字，也偷偷记了他们说的话。
有一回，他问赵玉林：“你以前，最怕韩老六啥？”赵低头想了想，说：“不是怕挨打，是怕说话没人听。”
那种怕，不是装的。
可是，到了1947年冬天，村里气氛变了。
工作队带头开“诉苦会”，让老百姓一个个站出来讲自己的事。
赵玉林讲得浑身发抖，讲完坐下好久都没说话。
过了几天，他主动找工作队，说想“管点事儿”。
从那以后，他成了村里的骨干。
村里分田那晚，天特别黑。
有人悄悄问他：“赵光腚，你真不怕报复？”他回头说：“再叫我这名儿的，都得挨我一锄头。”
再后来，没人再喊他赵光腚了。
《暴风骤雨》写得很快，情节也直白。
没有太多绕来绕去的文艺腔，字字句句都像从老百姓嘴里蹦出来的。
有人觉得它“粗”，但那其实是故意的。
那时候的周立波已经不是书斋里的写作者了，他知道那些人说话就是那样，直接、干脆、带火药味儿。
这部小说1951年拿了斯大林文学奖。
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国际文学奖的作品之一。
可它最大的读者群，不是外国人，是东北那一批批的土改队员。
有人说，那时候去村里搞土改，不带两样东西不行——一是毛选，二是《暴风骤雨》。
当然了，这本书也不是完美的。
人物转变有点快，有些地方写得简单粗暴了一点。
赵玉林从“怕说话的”到“带头骂人”的过程，有点像一夜之间变的。
但这不是“小说加工”，而是当时土改节奏太快了。
很多农民就是在几天内被点燃的，像压了几十年的火药，一点就炸。
说到底，那不是一场简单的政策执行，而是一次彻底的社会重组。
一夜之间，田地分了，地主倒了，村里人说话的顺序都变了。
这不是故事，是史实。
1953年，中央开始推进农业合作化。
元宝镇的土改骨干赵玉林，成了合作社的副主任。
再后来，他带队去外地参观，讲起自己当年是怎么站出来的。
有年轻人听完问：“你那时候不怕死？”赵玉林笑着摇头：“怕死的人，也怕活一辈子不当人。”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
周立波，《暴风骤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
中共中央东北局编，《东北土地改革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4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土地改革历史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沈泽宜主编，《周立波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李英男口述，《东北土改亲历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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